“進士”一詞出自《禮記·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意思是大樂正考核學有所成的造士，選拔優秀的人才上報于天子，并推薦給司馬，這些人稱為進士。隋炀帝大業年間（605）始置進士科目，自此之後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式廢除，1300年間科舉考試是最主要的人才選拔制度。科舉考試是分級逐層進行的，通過院試稱為生員（即民間所說的秀才），通過鄉試稱為舉人，通過會試、殿試（殿試隻定名次，不會黜落考生）稱為進士，進士無疑是王冠上的明珠，代表了科舉功名的最高成就。與現代聯考不同的是，進士是功名的盡頭，就算你對名次不滿意也不可以重考。考中進士的多寡也代表了一個地方文化教育的水準，是以最為人們看重。因為文字資料的缺失，黃縣明代之前科舉考試的情況已經很難搞清楚了，這裡隻能談談明清兩代黃縣進士的情況（黃縣明代縣志已佚，但通過《題名錄》《碑錄》之類的資料還可找尋出明代黃縣進士的蹤迹）。
明洪武九年（1376），登州升為登州府，至此山東布政司領府六：濟南府、兖州府、東昌府、青州府、萊州府、登州府。史稱“西三府東三府”。清初因之，雍正十二年（1734），升武定、沂二州為府，十三年升泰安、曹兩州為府，這樣六府成了十府，但萊州府、登州府轄地沒什麼變化。明代萊州轄掖縣、濰縣、昌邑、平度州、膠州、即墨、高密二州五縣，清代不變，直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将膠州升為直隸州，下轄即墨、高密二縣，萊州府領州一，縣三。登州府明代轄萊陽、福山、蓬萊、文登、黃縣、甯海州、栖霞、招遠一州七縣，清代加上海陽、榮成變成一州九縣，但地盤還是原來的大小。海陽明代為大嵩衛，雍正十三年（1735）裁衛設縣，割萊陽、乳山等各一部歸入，因其地在黃海之北，故名“海陽”。榮成明代為成山、靖海兩衛，雍正十三年裁衛設縣，割文登東部并入，“始皇嘗射大魚于榮成山，山在邑境内，故命名因之”。這裡需要注意的是，萊西原屬萊陽，1961年分治，同屬煙台地區，1983年萊西改隸青島市。在明清兩代，萊西都歸在萊陽縣内（萊西的方言亦屬煙威方言區，反倒是現今歸屬煙台的萊州，所操持的方言卻并不屬于煙威方言，而是與昌邑等地的方言比較接近，屬于青州方言區）。
明清兩代科舉考試的具體辦法，《清史稿•選舉志》說的明白：“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謂之制義。三年大比，試諸生于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為舉人。次年試舉人于京師，曰會試，中式者為貢士。天子親策于廷，曰殿試，名第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鄉試第一曰解元，會試第一曰會元，二甲第一曰傳胪。悉仍明舊稱也。”
據專家研究，明代科舉共89科進士約245595人，清代科舉共112科進士約26849人，明清兩代山東考中的進士總數位居江浙閩贛之後，位居第五。
張增祥的《明清時期山東進士的時空分布研究》一文，認為山東明代進士為1825人，其中萊州府為186人，掖縣60人；登州府為146人，萊陽55、蓬萊32、黃縣18、招遠12、文登12、栖霞5、甯海州5。清代進士為2260人，其中萊州府為329人，掖縣36人；登州府為335人，名列十府第二，萊陽77、福山53、蓬萊50、文登44、黃縣32、甯海州32、栖霞21、招遠3、海陽17、榮成6。
劉希偉的《明代山東進士的區域分布研究》一文，認為明代山東進士總數1832人，其中萊州府倒數第二，為184人，掖縣為57人；登州府倒數第一，為134人，萊陽50、登州衛20、黃縣17、蓬萊12、文登9、招遠9、福山7、栖霞5、甯海州4、登州1。
趙麗美的《明代山東進士群體研究》一文，認為明代山東進士總數為1710人，其中萊州府為173人，掖縣為55人；登州府為132人，萊陽49、登州衛18、黃縣16、招遠9、文登6、福山6、栖霞5、甯海州5、萊州衛人3、甯海衛1、登州衛福山後禦所1、靖海衛1、廖州守禦千戶所1。
張泗洲的《清代山東進士地域分布初探》一文，認為清代山東進士為2259人，其中萊州府進士330人，掖縣37；登州府進士總數340人，萊陽70、福山54、蓬萊51、文登38、甯海州33、黃縣33、栖霞21，這七個超過20人的縣加起來為300人，餘下招遠、海陽、榮成三縣合計40人。
因為專家各自使用的統計文獻和統計方法的不同，是以統計出的資料肯定有所差異，但大差不差，無傷大雅。綜合起來看，登州府的進士數明代位列六府之末，萊州府位列倒數第二，到了清代，登州府一躍而為十府第二，萊州府亦位列上遊，這裡有很多影響因素，比如濟南府位于山東省的行政中心，有着天然的地理地利優勢，登萊兩府位于膠東半島東端，交通不便（那個時代即便坐着騾車，去一趟濟南也得半月二十天，要是打榮成走，一個月也不夠）。最主要的因素還是經濟發展情況，北宋末年開始的宋金對立，以及繼之而來的金朝、蒙元入主中原，山東成為主要戰場，備受蹂躏。明朝建立時，山東人口僅為525萬，為開墾山東的大片荒地，明朝制定了一系列獎勵墾荒的政策，逐漸恢複經濟。明朝永樂年間運河重新疏通，臨清、濟甯、聊城等地受益于大運河經濟，成為人煙稠密的商埠。反觀登萊兩地，明初實行禁海政策，“片闆不許入海”，直到隆慶元年（1567）方始解除海禁，史稱“隆慶開關”。清初雖亦實行海禁，但康熙中葉即海禁開放，膠東半島沿海貿易迅速發展，有魚鹽之利和海上貿易之便，必然帶來經濟的發達。經濟上的優越地位，也必然帶來較高的生活水準和良好的辦學條件，這是登、萊兩府在清代科學考試中多出進士的基本條件。而大運河在清中期後淤塞嚴重，特别是鹹豐五年（1855），黃河決口奪大運河經大清河入海，大運河南北斷航，這給沿岸的經濟帶來巨大打擊，科舉考試成績也随之下滑。
影響科學考試成績的另一個因素，則是縣學的規模，畢竟參加考試的人多了，考中的可能性也會增加。明清兩代，士子未經考試的稱童生，須經本州、縣與本府的考試，再參加由學政主持的院試。士子通過院試入學者為生員，朝廷“免其丁糧，厚以廪膳”，不用納稅糧，還可享受廪糧、膏火，“各衙門官以禮相待”，也就是俗話說的秀才見到縣官不用下跪磕頭。府設教授（正七品），州設學正（正八品），縣設教谕（正八品），定例進士以教授用，舉人以學正、教谕用，各設訓導（從八品）以佐之。康熙九年（1670）清政府确定大府府學20名，大州、縣為大學15名，中學12名，國小7名或8名。雍正二年（1724），“令督撫學臣，查明實，在人文最盛之州縣，題請國小為中學，中學為大學，大學照府學額數錄取。”按此令，山東的曆城等二十八個州縣，原為大學（萊州府為掖縣、膠州，登州府為蓬萊、萊陽），今照府學額各取進20名；新城等三十州縣，原為中學（萊州府為高密、即墨，登州府為栖霞、甯海、文登），現改為大學，各取進15名。這是掖縣師範、蓬萊師範、萊陽師範、文登師範的肇始，也是“文登學”蜚聲全國的助力之一。此時黃縣仍為中學，生員名額12名，參加鄉試時肯定要吃些虧。
除此之外，地方傳統與社會習俗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簡單說就是是否重視科舉重視文化。黃縣明清兩代都屬登州府，地寡人衆，“豐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卻号為“東海富庶之區”，其原因即在于商業繁盛，居民多習貿遷之利。黃縣舊志記載“黃地狹人稠，有田者不數家，家不數畝，養生者惟貿易為計”，“故民多逐利四方，往往緻富，遠适京師，險涉重洋。奉天、吉林方萬裡之地，皆有黃人履迹焉”。縣志上還說“總黃民而計之，農十之三，士與工十之二，商十之五”，士農工商，國之四民，其地位也是順序而下，而黃縣的經商人口竟然相當于士農工三者的總和，這在過去是很少見的。當其他地方的人還在恪守耕讀傳家的傳統，做着“晴耕雨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夢時，黃縣人已經祭起了自己的買賣經。但也正因為黃縣人重商，做買賣走南闖北的多了，靜下心來讀書的自然少了，是以對文化教育并不是特别重視，像有清一代富甲天下的丁百萬家族，也僅僅考中四名進士，而且名次都比較靠後。同治版《黃縣志》記載黃縣明代進士為16人，人數尚在登州府排名第三，隻落後于萊陽和蓬萊。
同治縣志進士榜
清代至同治十年（1671）進士為22人，後光緒年間又考上12個，這樣清代總共考上34人，進士數在登州府僅與甯海州（牟平）并列第五名。原本從清代開放海禁始，黃縣經濟較前有了極大發展，号稱“金黃縣”，但經濟進步，科舉退步，這很能說明問題。黃縣明清兩代合計考中進士50人左右，遠落後于萊州府的掖縣，在登州府位居萊陽、蓬萊、福山、文登之後為第五位，屬中遊水準。50人的進士總數，如果放在全國範圍看，就更乏善可陳了，江、浙、閩、贛的一些州縣，動辄就考中上千名進士，黃縣連他們的零頭都不夠。黃縣人以善做買賣聞名，但黃縣商人卻并沒有像山西商人、徽州商人、浙江商人那樣形成晉商文化、徽商文化、浙商文化，歸根結底還是與文化底蘊的欠缺有關系。一切取決于文化，文化是根，根深才能枝繁葉茂。不管做什麼，沒有文化的支撐是做不大也走不遠的。
無獨有偶，目前黃縣經濟總量連續幾年在全省排名第一，在全國百強縣排名中也長期名列前十，但聯考成績也是連續多年在煙台排名靠後，這與明清以來“重商輕文”的習俗是有關系的。看來文化教育自有其穩定的傳承或者說是惰性，想要改變非一朝一夕之功。而黃縣的經濟要想更好更長遠地發展，也是必須要補上文化教育這塊短闆的。總之，經濟與文化就如同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人之兩足，是缺一不可、不可偏廢的。
附錄一：同治版《黃縣志》載明代清代（截至同治十一年）進士
明
王綱：（正統丙辰科，有《傳》）。張倫：（成化己醜科，有《傳》）。
王時中：（弘治庚戌科，有《傳》）。姜闳：（癸醜科，有《傳》）。
張浚：（正德甲戌科，有《傳》）。張子立：（浚之子，嘉靖丙戌科，有《傳》）。
王三聘：（辛醜科，有《傳》）。呼為卿：（癸醜科，戶部主事）。
陳廷芝：（壬戌科，湖廣道禦史）。張名藩：（倫之曾孫，萬曆甲戌科，有《傳》）。
王繼光：（醜丁科，有《傳》）。林文英：（庚辰科，有《傳》）。
李有實：（己醜科，有《傳》）。王道一：（乙未科，有《傳》）。
徐九鴻：（戌戊科，饒州府推官）。範複粹：（己未科，有《傳》）。
國朝
戚良宰：（順治丁亥科，池州推官，曆兵部督捕司主事，福建福甯道副使）。
範乃蕃：（壬辰科，稾城知縣，曆兵部職方司主事，戶部貴州司員外郎，江南司郎中，湖廣永州府知府）。
戚延錫：（辛醜科，羅山縣知縣）。王文龍：（辛醜科，新平縣知縣）。
賈蕃男：（辛醜科，戶部主事）。鄒衍泗：（辛醜科，慈利縣知縣）。
姜其垓：（康熙壬戌科，會試第二名，有《傳》）。
張一恒：（壬戌科，中蓬萊籍，沭陽縣知縣，有《傳》）。
賈煜：（乾隆壬申恩科，有《傳》）。
姜重霱：（壬申恩科，天長縣知縣。按：是年鄉、會試同舉行，重霱由本年舉人，中本年進士）。
（以上見《舊志》。張一恒新增）。
李作楫：（庚辰科，郏縣知縣）。丁元鵬：（丙戌科，有《傳》）。
賈允升：（乙卯恩科，有《傳》）。張振德：（嘉慶壬戌科，中蓬萊籍）。
王允中：（丁醜科，有《傳》）。
賈桢：（道光丙戌科，一甲第二名。由翰林院編修累官禮部、吏部尚書，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上書房總師傅，總理兵部事務，予告大學士，賞賜全俸）。
鄒子俊：（丙戌科，濟南府教授）。
賈樾：（辛醜科，翰林院編修，武英殿協修、纂修，國史館協修）。
劉自清：（甲辰科，江西長甯縣、和縣署，龍泉縣知縣）。
逄希澄：（庚戌科，有《傳》）。丁培镒：（鹹豐壬子恩科，有《傳》）。
趙汝臣：（同治戊辰科，翰林院檢讨）。
附錄二：光緒年間進士
王錫蕃：光緒二年（1876年）二甲第18名進士，翰林。散館授 編修。兩任順天鄉試同考官，湖南鄉試主考官，侍讀學士，福建學政。
王衍璞：光緒三年（1877年）三甲第116名進士。官至刑部主事。
趙汝翰：光緒九年（1883年）二甲第20名進士，翰林。散館授編修，曆任功臣館、文淵閣、國史館、武英殿協修，詹事府右贊善。
戚善勖：光緒九年（1883年）三甲第32名進士。曆任戶部主事，員外郎，诏贈太仆寺少卿。
王景檀：光緒九年（1883年）三甲第175名進士。
王守訓：光緒十二年（1886年）三甲第115名進士，翰林。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讨。曆任中書舍人，國史館協修，武英殿協修，修國史文藝志篇。
丁述曾：光緒十五年（1889年）二甲第65名進士。曆任内閣主事，簽分農部，诰授中義大夫。
趙蔚坊：光緒十五年（1889年）二甲第74名進士。官至吏部主事。
張庭詩：光緒十五年（1889年）三甲第116名進士。曆任四川鄉試同考官，沂州府日照縣教谕，昭化縣知縣。
單夢祥：光緒二十年（1894年）三甲第61名進士。曆任廣東長甯、豐順等縣知縣，兼理嘉應州知州。
曲江宴：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三甲第9名進士。曆任吏部主事，員外郎，浙江督糧道。
丁毓骥：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三甲第27名進士。曆任法部主事，江蘇司行走，加四級。
王東超
部分圖檔引自網絡，著作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