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省主席被刺的有两人，一是新疆省主席杨增新,被刺时间是民国17年(1928)7月;一是湖北省主席杨永泰,被刺时间是民国25年(1936)5月。两人被刺,虽各有背景不同,但都显示出仕途险峨,宦海波涛;而杨增新被刺、更属于政变性质,是当时新疆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为尔后盛世材统治新疆的契机。这个龙门阵很值得一摆。
这事先从杨增新谈起。
杨增新(1867-1928)字荩臣、子周。云南蒙自人,光绪进士。清季历任甘肃中卫县知县、河州知州、甘肃武备学堂总办、新疆陆军学堂总办、阿克苏道尹、镇迪道尹兼提法使等职,官声颇好。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响应。清新疆巡抚袁大化仓皇东归,遗职由杨署理。袁世凯当了总统,正式任命他为新疆省都督兼布政使(省长)。以后无论政局如何变化,只是官名不同,他的权位始终没有动摇,统治新疆长达17年之久,算得是一个政治上的不倒翁。
在旧官僚中,杨增新可说是庸中佼佼。他是正途出身,无不良嗜好,不贪图享受,不讲究排场,不讨小老婆,也不过分要钱。对人恂恂如也,没有一点架子。还很会讲话,有时妙趣横生,引人入胜,颇富感染力。但阴狠刻毒,好用权术,有“笑面虎”之称。
杨增新办事勤恳,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批阅公文和了解情况。事必躬亲,连机要室的钥匙也由他自已掌握,重要函电更是亲自草写。著有《补过斋文牍正续编》54卷、《补过斋日记》30卷为研究新疆近代政治的绝好资料。
杨增新治理新疆,杂黄老王霸之术,用羁縻牵制之策。对内调和各种矛盾,不多练兵,不多设机构,不大搞建设,不广兴学校,节省财力·保境安民;对外则闭关自守,不问外事,不卷入国内军阀混战的漩涡。总以不生事、不多事、不惹事、不做过头事为原则。新疆省长公署大堂有一副杨增新自撰自写的木制对联,上联是:“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下联是:“边廷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隼,浑疆长为太古民”。这副对联一直挂到盛世材掌权的初期,最足以说明杨增新的治新政策。
但是,杨增新的“桃源胜境”,也有流血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当国内政局大动荡的时候。具代表性的有两次。一次是杨增新用阴谋杀人。
事情出在1916年。袁世凯称帝,蔡锷起兵讨袁。云南人杨是个革命党,潜入新疆,策划响应。云南同乡如杨增新的副官长夏鼎、炮兵营长李寅等也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们去试探杨增新的态度,杨表示:新疆应以和平安定为主,不能参加关内的政争。中央的首脑是谁,国体是什么形式,和我们关系不大,我们最好是稳坐钓鱼台,不闻不问好了。这些人私下议论,杨将军太保守了,不去掉他,难以达到目的。
杨增新和中外人士合影
这些议论,被督署密探四川人谢文富侦得,便去向杨报告。杨听了,拍案大骂谢有意挑拨他和云南同乡的关系,当即把有关的云南人请来对质,这些人当然不承认有反杨的言论。杨不容谢文富分辩,当场叫人把他拖出去枪毙了。这些云南同乡以为没有引起杨的怀疑,笑眯眯地告辞而去,杨对他们也显得特别热乎。
元宵节的头一天,杨增新在督署二堂设宴为教育部视察刘章楹饯行,陪客不少。大家刚落座,杨增新客气了几句,背着手出去,一会又进来了,指着夏副官长说:“砍夏鼎!”一个马弁应声上前,顺手一刀,夏鼎的脑壳落地。这时在座的人惊得目瞪口呆,毛发直竖。杨增新却若无其事,叫人把尸首拖出,请大家继续喝酒。酒过三巡,杨忽地站起,指着炮兵营长李寅喝道:“砍李寅!”又一个弁兵抽刀上前,一时手软,只把李寅的颈子砍脱一半。李负着痛,流着血,向外狂奔。杨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李寅还是被杀翻在辕门之外。这下宾客们一个个吓得脸青面黑,魂不附体,尤其是首席刘视察,浑身发抖,有似筛糠,两脚一软,竟缩到桌子脚下去了。却见杨增新端着酒杯,笑容满面地说:“让大家受惊了,很对不起。这两个人阴谋暴乱,使地方不得安宁,我不得不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要杀的就是这两个。请大家安心,开怀畅饮。”众人哪里还有心思饮酒,草草应付了一下,各自告辞。杨还亲切地一一送出大门
其余如杨一等人,不成问题也在另一场合,作了刀下之鬼。至于密探谢文富呢,杨不仅厚恤了他的家属,开吊时还亲自写祭文,痛哭流涕地祭奠了一番。有人说杨增新是活曹操,表演得逼真极了，又一次是樊耀南用阴谋杀杨增新。
樊耀南(1879-1928),又名纯炳,字早襄。湖北公安人。父种田捕鱼为生。樊勤学苦读,18岁中秀才,1904年以公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习法政。1908年毕业回国,在家设馆教学。1911年新疆提法使荣霈在新疆创办法政学堂,闻樊名,聘任樊为教习,樊除任教习外,还作过新疆审判厅厅长。民国北洋政府建立,樊回北京,在国务院供职,曾任副总统黎元洪的顾问。1917年,黎元洪任总统,又分发他到新疆任阿克苏道尹。杨增新得到派在北京的坐探密报,说樊此次出关,是衔命来了解他的虚实,相机赶他下台的。因此,对樊有戒心,樊来后,让他在乌鲁木齐坐了很久的冷板凳,才放他去作迪化道尹。
樊耀南勤慎廉明,事业心重,是一个有理想、有头脑、有抱负的人。他去新疆,不像一般官吏那样“千里为官只为财”,很想在边疆一显身手。所以他对杨增新那套保守苟安的政策非常反感。他认为必须从实行民族平等、和睦,整理财政,严惩贪污,发展教育,整顿军队等方面着手,新疆才会有前途,人民才会有好日子过。他的这些主张,得到当时乌鲁木齐各界开明人士的赞助和同情,隐隐形成了一个“革新派”。
杨增新也了解樊耀南的这些想法。但是杨很自负,认为目己绝对有办法可以羁縻樊,甚至可以把樊拉过来成为自己人,又加之惜才,所以没有排除樊的打算,反而尽量对他进行拉拢。如杨为了表示对樊的关怀,说樊道台的家眷都在口内,又有两个少君上大学,负担很重,应该“津贴”一下。一次就派人送去时值好几百两黄金的新疆省币,平时在经费上也从不打樊的些。除此而外,还先后派樊兼任过督军署军务厅长,新疆交涉署署长,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等要职。在一般人心目中,都认为樊是杨的第一红人。因此,两人赖此私谊维系,10年相安无事。但樊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1926年北伐胜利,北洋政府垮台。杨增积觉得江山易主,顿失依靠,打算通电辞职,便先把家眷送去北京。樊耀南认为机会来了,想等杨走后,自己和平上台。而这个企图,杨已微有所闻。但不久,杨看到阎山、马福祥等人归顺南京后,仍然官居原职,权势依旧,便产生了恋棧心理,准备拖下去再说。到了1928年6月底,杨增新通电拥护国民政府,取得南京的谅解,并奉命筹组新的新疆省政府。杨在内定的省府委员名单中,没有列入樊耀南的名字。樊感到杨已在排斥他。觉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便与同党在外交署工作的新疆人赵德寿,湖北人张馨,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当教务主任的湖北人张纯熙,无线电台技师江苏人吕葆如,警察署长袁廷瀣等,密谋乘机刺杨,抢班夺权。
7月7日,樊耀南兼任校长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第一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杨增新和各厅道军警首长以及苏联领事等都应邀参加。会后开宴,杨增新带的副官、随从、卫士等都被樊安置在厅落座,杨和其他宾客则被招待在后院的教室里。
一个善于平衡当地各个民族间的力量的官员，让新疆保持了长久的稳定。他用傲气和爱国心去完成祖国统一的理想
教室里一共3席。中间一席坐的是杨增新。还有一个外地来的代表钱桐以及实业厅长阎毓善、迪化道尹李溶、旅长杜发荣等人;东边一席坐的是财政厅长徐益珊、教育厅长刘文龙等人;西边一席坐了樊耀南,苏联领事加乌尔夫夫妇等。政务厅长金树仁参加了典礼,说公事忙,没有入席,先行走了。
菜上过两道,杨增新正在与人猜拳。只见该校教务主任张纯熙提两瓶酒走了进来,往桌上“砰”的一放。樊耀南问:“酒菜都准备好了么?”张答:“都准备好了!”樊便站起来向苏联领事敬酒这些对话和行动,都是他们事先约好的暗号。这时,一个穿蓝布长衫的“侍者”,陡地从怀里摸出手枪向杨增新开火,杨胸部中弹。“虎死不失威”,霍地扶着桌子站了起来,二目圆睁,厉声喝道:“你干吗?”话犹未毕,另外几个同样装束的“侍役”也开了枪,杨增新便倒下去了。同桌的阎厅长中了一枪,也倒在地上,杀猪般嚎叫。杜旅长弹中要害,当场毙命。众宾客纷纷夺门而逃樊耀南怕杨增新装死,又亲自向杨填了两枪,才率领30多个党羽直奔督署,闯进三堂,威逼监印官杨庆南交出了大印。看来樊的书生气很重,以为只要占据了督署,夺了大印,便算掌握了政权。发出通知召集各厅道来督署开会,商讨善后事宜。大家都坐观成败,杜门不出。
政务厅长金树仁闻知事变,也邀约了一些人来计议。军务科长张培元、讲武堂教官冯梁等主张讨樊,尤其杜旅长的儿子杜治国为了报杀父之仇,态度更为坚决。他们便率领人马向樊进攻。双方搏斗了一个多小时,樊耀南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在督署三堂里被活捉,其他的同党被打死或被抓住,无一逃脱。当晚,樊被绑在督署辕门前的马桩上,士兵们边骂、边持他的胡须、头发,挖他的眼珠,割他的舌头,把他凌迟处死,其状极为惨烈。樊持身谨严,工诗词,通晓音律,善奏钢琴,写有曲谱及《耀南文抄》。死不得其所,论者惜之。
金树仁就这样因利乘便,当上了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此人贪婪成性,才气又短,弄得新疆变乱相乘,迄无宁日。到了1933年“四·一二”政变,金树仁垮台,盛世材取而代之,新疆又成了另一局面,这也是后话了。
金树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