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引言</h1>
为了干涉英国革命，曾及早结束30年战争，后因内部发生投石党运动才未实现。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南方种植园主也仇视英国革命，抗拒承认共和国，并想以武力进行反抗。共和国的外部困难还不是主要的，而内部困难才是共和国的最大威胁。
<h1 class="pgc-h-arrow-right">独立派的共和国与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h1>
1649年，英国社会经济情况极为恶劣。连年内战和农业歉收，弄得社会经济非常萧条。物价不断上涨，失业与破产的现象日益增多，因挨饿而死亡者数以万计。在这种情况下，独立派并不想改善人民的状况，其政策与长老会派无什么区别。为了讨好伦敦大商人与金融家，政府还以金钱资助他们，将税收的重担都放在中下层人民群众身上。因此，城乡劳动人民便不断地起来发动新的革命。这时，英国农村出现了一个比平等派更为激进的掘土派，它的组成分子主要是农村的贫民。
掘土派主张消灭土地不平均的现象和大地主的特权，要求允许劳动人民耕种公共土地而不交纳任何捐税。他们到处占领荒地或公地加以垦殖，所以被称为“掘土派”。掘土派与平等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着重指出英国人民不仅应取得选举权，而且还应取得土地，所以它又被称为“真正平等派”。掘土派的主张实质上反映了最贫苦农民的平均心理，这种心理是一种原始农民共产主义的思想。纵然如此，掘土派提出的口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反封建历史意义的。因为它为了农民的利益，要求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这便否定了当时地产分配的性质。掘土派的最大思想家是杰拉尔德·温斯坦莱。
他在其所著的《自由法》一书中，把私有财产说成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祸害。他主张人人都应享有土地及其劳动果实。他认为，英国的革命还未终止，因为人民未得到什么东西。他还认识到宗教的反革命用，开认为人类将来会团结在财产共同所有的社会中。但是，温斯坦莱是一位乌托邦共产主义者，他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看不到社会的阶级斗争，妄想大地主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田产。此外，温斯坦莱还提出了一些实际的要求，如取消什一税和领地上的各种封建赋税及义务。温斯坦莱的思想反映了最穷苦农民的愿望。
总之，掘土派的思想主要是反映了农村贫民的要求，也反映了城市下层平民的期望，但它并没有反映出城乡无产群众这一自发运动的全部具体内容。虽然如此，掘土派运动在客观上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1649年4月，掘土派开始在伦敦附近塞尔利的圣乔治山上集体耕种荒地。此外，在诺珊普顿郡的威灵堡和肯特郡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富农及地方当局起来反对掘土派，认为他们侵犯财产权。而掘土派成员多半主张用和平手段实现他们的要求，并妄想会得到国会的保护。然而，克伦威尔残酷无情地镇压了掘土派。掘土派终于失败。平等派并不支持掘土派，李尔本还声明和掘土派划清界限，因此平等派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这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既不与广大农民平民运动相结合，也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其结果必然招致失败的命运。
共和国建立后，独立派不仅对平等派的要求丝毫未能兑现，反而集中一切力量镇压了平等派，使它遭到失败。共和国奴役爱尔兰、镇压苏格兰和对荷战争克伦威尔虽然镇压了掘土派和平等派，但他并不能彻底消除中下层人民的反抗。当时，士兵对共和国的不满是共和国的最大威胁，因为军队是共和国的有力支柱。克伦威尔为了转移士兵的不满情绪，为了地主与商人的利益，准备远征爱尔兰与苏格兰。爱尔兰于1641年10月，乘英国革命之机宣布了独立。
克伦威尔于1649年8月亲率大军在爱尔兰的都柏林登陆，继而向北攻占了杜洛赫达，向南攻克了威克斯福德。这两个城市均遭到英军的残酷洗劫，被杀者有50多万人。但英军终未能深入“绿岛”的内地，只占领了爱尔兰沿海的大片土地，并把土地加以没收。共和政府将掠夺的爱尔兰土地作为清偿军队供应商人和工业家的债务，并发行了爱尔兰“份地债券”，用以赐予军官和偿付士兵的军饷。但是，许多士兵因为需要现款，多半将这种债券廉价卖给军官与投机家。因此，许多英国军官、投机家和军队的供应者都发了财，并成为爱尔兰的大地主。
爱尔兰人民被劫掠后，有的变成了英国地主的佃农遭到无情的剥削，有的被迫移居到该岛的西部，有的变成奴隶被送到美洲，有的移往欧陆当了雇佣兵。总之，他们离乡背井，受尽折磨与苦难，自此也深深地种下了英爱之间的民族仇恨。至于那些变成了爱尔兰大地主的英国独立派军官、新贵族和资产级，他们的反动性与保守性更为加强了。他们为了巩固自身利益与政权，不惜用任何手段来消除群众的革命，阻止革命的进一步深入。而士兵虽然没有长期地保留住土地，但因得到暂时的“小惠”，也丧失了革命的情绪。因此，对爱尔兰土地的处理腐化了军队，加强了那些敌视革命进一步民主化和企图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阶级的气势。英国共和制于是摇摇欲坠了。
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苏格兰的封建贵族与长老会派拥戴查理二世为国王，发动反对共和国的暴动。克伦威尔于1650年率军远征苏格兰。同年9月3日，邓巴尔一役，苏格兰军被克伦威尔击溃。次年，查理二世与苏格兰军攻入英境，并向南推进，但1651年9月在伍斯特处，苏格兰军又被击败，查理二世逃往法国。征服苏格兰以后，共和政府没收了苏格兰贵族与王党的土地，但一部分贵族付出罚款和赔款后，又保存了自己的土地。对于那些被没收的土地也加以拍卖，结果使土地都落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资产阶级，尤其是爱丁堡地方的商人之手。由于土地的易主，苏格兰的传统土地关系被打破了。一部分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变成了佃农，或充当手工工场的工人，还有许多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远涉重洋到美洲去找生路，在那里为种植园主从事强迫劳动。
1654年，共和政府将苏格兰与爱尔兰合并到英国，并取消了英苏交界的关卡，允许30名苏格兰议员加入英国国会。由此可见，无论在土地的处理上，还是在政治的措施上，英国对爱尔兰与苏格兰都是不同的。共和政府在镇压爱尔兰起义与苏格兰暴动的同时，也以武力镇压了美洲殖民地的王党运动。1652年，在英国武力的压迫下，英国北美各殖民地也都先后服从了共和国。克伦威尔在镇压了爱尔兰起义和苏格兰暴动以后，便把力量转向英国海外的主要劲敌－荷兰。在英国革命时期，荷兰夺去了北海及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
1654年英国取得胜利，荷兰被迫承认《航海条例》，并赔了款。自此，荷兰失去了海上霸权。克伦威尔对外的军事胜利提高了共和国的威望。1654年，英国迫使葡萄牙与它缔结了通商条约，英国商人获得了与葡萄牙的殖民地进行贸易的权利。同年又与丹麦缔结条约，使英船得到了通过松德海峡进入波罗的海的航行权。总之，克伦威尔统治时期的英国，在外交上，获得许多成就，打败了荷兰，使英国得以进一步控制海外贸易，进而使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迅速地超过了革命前的水平。
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1653年4月，克伦威尔强制解散“残缺国会”。7月初，他召集一个代表会议，出席的代表均经克伦威尔本人圈定。这就是所谓的“小国会”。克伦威尔本想将“小国会”作为他的御用工具，但其中有少数代表违反克伦威尔集团的意愿，鼓动削减国家开支，裁减军队，降低军官薪俸和取消什一税。这样，“小国会”就不能完全成为克伦威尔的驯服工具。因此，1653年12月，克伦威尔又解散了这个“小国会”，将全部政权完全集于一身。克伦威尔被拥为英格兰的终身护国主，从而共和政治转变为护国政治。克伦威尔就这样地在独立派高级军官、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支持下，建立起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军事独裁。
在护国政治时期，克伦威尔又为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做了不少的事情。1655年，英国因与西班牙谈判贸易问题未有结果，双方发生了战争。最后，英国取得胜利。在美洲，英国获得了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岛，掠夺西班牙航队由牙买加运出的金银；在欧洲大陆，英国占领了西属的敦刻尔克，不仅为英国商业贸易开辟了道路，而且使英国掌握了控制欧陆的钥匙。这就进一步加速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18世纪英国殖民地扩张的基础。
1658年9月，克伦威尔死，其子理查·克伦威尔继承护国公。理查·克伦威尔懦弱无能，护国主统治开始瓦解。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克伦威尔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最初，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依靠中等资产阶级与新贵族激进派，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战胜王军，推翻了旧的封建秩序，为英国革命做了不少的事情。
<h1 class="pgc-h-arrow-right">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与1688年改变</h1>
50年代后期，农民生活困苦达到极点，到处出现怨言、抗议和暴动。东部沼泽低地的居民继续起来进行斗争，其他许多地区的农民也发动反圈地运动。1659年，这种群众性运动是非常剧烈的。护国政府感到群众革命情绪日益加强，便与过去曾被驱逐的长老会派议员取得妥协，于1659年恢复了国会。这意味着英国大资产阶级与新贵族恐惧人民群众比恐惧王党还厉害，他们为了巩固政权，竟与过去的敌人建立联盟，甚而恢复旧的国家机制也在所不惜。
克伦威尔死后，护国主统治在实质上已经动摇，护国政府中的高级军官利用理查·克伦威尔的懦弱无能，操纵实权。这种军队统治国家的情形，不久便遭到国会的反对。国会中的长老会派议员企图恢复有“国王、贵族和平民”的旧宪法，同时在国会中也混进了王党，他们极力想使查理二世复辟。
军队与国会虽有冲突，但这时的军队已是非革命的，它没有什么社会基础，已成为独立派大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统治工具。因此，在与国会斗争中，军队已不能获得胜利。于是，复辟的条件在这一时期的英国便告成熟。1660年2月间，克伦威尔的部下、苏格兰驻军将领蒙克率军回到伦敦。蒙克及其部下多半是拥护君权者。当他回到伦敦时，便以武力控制政府，召集大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独占的国会，力促复辟的实现。
1660年，查理二世与国会达成协议，并发表了所谓的《布列达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查理二世允诺：（一）在内战时没收的王党和教会的土地不加以追回；（二）保证宗教信仰自由；（三）赦免反对君主政体的革命者。所有这些条件是对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利益的让步。1660年5月，查理二世回到伦敦，登上王位，历史上称这一件事为“王政复古”，也就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
查理二世复辟后，并不甘心完全为大资产阶级与新贵族服务，总想模仿法国的封建专制。一方面，他做了一些满足国会的事情：（一）对革命时期没收的土地不予追回，并承认新地主的所有权；（二）尊重下院的征税权，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不追回被没收的王室土地；（三）取消国王以前所享受的封建义务；（四）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英国海外贸易，扩大执行航海条例。同时，为了便利资产阶级与新贵族，于1660年实行了对输入英国的粮食、牲畜和肉类征收高额关税的政策。
此外，又颁布了所谓的《定居法》，禁止雇农任意离开受雇地区，以保证大农场主获得充分的劳动力。所有这些政策，都是讨好于国会的。但是，另一方面，查理二世又撕毁了《布列达宣言》，实行了一些为恢复封建专制作准备的政策：（一）恢复上院；（二）迫害“弑君”的革命党人，逮捕反对君主封建政权而拥护共和的人；（三）恢复革命前的旧选举制度，以增加封建贵族在国会中的势力；（四）用国库开支收购国王与教会在革命时期所损失的土地。1670年，他与法国缔结《多维尔条约》，规定在英恢复天主教，并与法国联合对荷兰作战。所有这些政策，都是违反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利益的，因此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查理二世的各种反动措施引起国会的反感。
17世纪70年代的王位继承问题，使国王与国会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起来。在国会与国王的斗争中，开始形成了两个政党。一为托利党(即后来的保守党），这一党代表着封建地主与僧侣的利益，拥护国王专制。一为辉格党(即后来的自由党），这一政党代表着大中资产阶级与新地主贵族的利益，反对君主专制，拥护国会政治，要求取消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
1679年，为了反对国王的任意逮捕与迫害，辉格党人在国会中提出了《人身保护法》。这一法案虽遭到贵族院的一再反对，但在辉格党人的压力下，终于在1679年被通过了。他和其兄一样，也秘密接受法国的津贴，积极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会及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詹姆斯二世公开任命天主教僧侣担任国家的重要官职，把权力尽量给予天主教徒。这样一来，不仅引起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反对，而且封建僧侣与贵族也不满。因为恢复天主教，无疑要恢复在亨利第八时期没收的天主教地产。这就使封建贵族和国教僧侣也产生了恐惧，从而托利党与辉格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詹姆斯二世。
1688年政变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却换上了一个属于斯图亚特家族的另一个国王。这不过是为了更能保障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来巩固他们在革命中所取得的地位。英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在革命时期，除了武装斗争，也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他否认任何非物质的实体的存在，认为一切精神或“非物质的实体”都是人类臆想的产物。因此，他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唯心论观点。但霍布斯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他否认时间与空间是物质存在的普遍形式，也否认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普遍形式。因此，他的唯物论是一种机械的唯物论。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理论是在英国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1651年，他发表了《利维坦》。在这本著作中，他充分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理论，提出了国家起源的契约学说。霍布斯认为，在没有国家之前，人类处于“自然状态”。那时，没有私有制，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切物品都有取得的天赋权利。霍布斯这种论断的反封建意义，在于他否认了君权神授，打击了教会的神学，他认为宗教是无知与恐惧的产物。但是，在霍布斯的论点中，还有反民主的一面。例如，他极力提倡君主专制政体，仇视革命，反对财产公有和维护私有制。霍布斯对于私有制的看法，并没有超出中世纪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范围。因此，霍布斯的反封建论点是非常不彻底的，只代表了当时英国新贵族与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要求。由于非难革命，霍布斯在革命开始时便离开了英国。
1649年，当独立派共和国正滋长着反革命情绪，并企图建立军事独裁时，他又回到英国。他的学说中的那些反民主特色，特别受到护国时代的欢迎。可是，他的理论并不为中等新贵族与资产阶级所接受。约翰·洛克（1632-1704年）读过牛津大学，早年即放弃了经院学派的学说，研究培根与笛卡尔的哲学，后来成为培根与霍布斯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在复辟时代，他因宣传自由思想遭受迫害而流亡到荷兰，1688年政变后始回英国。
洛克在哲学的认识论上是二重性的，既有唯物的，又有唯心的。他承认事物是客观存在的，并认为观念和表象是这些事物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因此，他坚持人类知识的经验性和感性，这是唯物的。可是，他把经验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种。关于外部经验，他承认物质的物对于人的感觉器官的作用，这是唯物的，但他把内部的经验却说成是“心灵的自己活动”，这是他哲学中的唯心观点。由此可见，洛克的哲学是二元论。他把精神和物质看成为两个实体。洛克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后来为贝克莱和休谟所利用，而他的唯物主义成分则为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和19世纪德国的费尔巴哈所发展。
在政治思想上，洛克在他所著的《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一书中作了充分的阐述。他也发展了国家起源的契约学说，但他与霍布斯不同。他认为，在“自然状态”时代，不是彼此掠夺与厮杀，而是人们最幸福的时代。洛克的理论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因此，与霍布斯不同，他在政权形式上极力推崇君主立宪制度。他的政治哲学为英国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根据，反映了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的哲学，都有他们的阶级根源。这种阶级根源是与英国革命的特点和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相适应的。
<h1 class="pgc-h-arrow-right">结语</h1>
总之，在17世纪英国革命过程中，不仅在政治上打垮了封建专制统治，而且在思想上也打击了神学和封建思想体系，从而产生了英国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种思想成为18世纪法国与美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先驱。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其进步的意义，但也有其局限性。就其进步意义来说，这一革命摧毁了英国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相妥协的政权，从而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