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引言</h1>
為了幹涉英國革命，曾及早結束30年戰争，後因内部發生投石黨運動才未實作。英國北美殖民地的南方種植園主也仇視英國革命，抗拒承認共和國，并想以武力進行反抗。共和國的外部困難還不是主要的，而内部困難才是共和國的最大威脅。
<h1 class="pgc-h-arrow-right">獨立派的共和國與克倫威爾的軍事獨裁</h1>
1649年，英國社會經濟情況極為惡劣。連年内戰和農業歉收，弄得社會經濟非常蕭條。物價不斷上漲，失業與破産的現象日益增多，因挨餓而死亡者數以萬計。在這種情況下，獨立派并不想改善人民的狀況，其政策與長老會派無什麼差別。為了讨好倫敦大商人與金融家，政府還以金錢資助他們，将稅收的重擔都放在中下層人民群衆身上。是以，城鄉勞動人民便不斷地起來發動新的革命。這時，英國農村出現了一個比平等派更為激進的掘土派，它的組成分子主要是農村的貧民。
掘土派主張消滅土地不平均的現象和大地主的特權，要求允許勞動人民耕種公共土地而不交納任何捐稅。他們到處占領荒地或公地加以墾殖，是以被稱為“掘土派”。掘土派與平等派的不同之處，在于它着重指出英國人民不僅應取得選舉權，而且還應取得土地，是以它又被稱為“真正平等派”。掘土派的主張實質上反映了最貧苦農民的平均心理，這種心理是一種原始農民共産主義的思想。縱然如此，掘土派提出的口号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具有反封建曆史意義的。因為它為了農民的利益，要求剝奪地主的土地所有權，這便否定了當時地産配置設定的性質。掘土派的最大思想家是傑拉爾德·溫斯坦萊。
他在其所著的《自由法》一書中，把私有财産說成是社會不平等的主要禍害。他主張人人都應享有土地及其勞動果實。他認為，英國的革命還未終止，因為人民未得到什麼東西。他還認識到宗教的反革命用，開認為人類将來會團結在财産共同所有的社會中。但是，溫斯坦萊是一位烏托邦共産主義者，他看不到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看不到社會的階級鬥争，妄想大地主會自動放棄自己的田産。此外，溫斯坦萊還提出了一些實際的要求，如取消什一稅和領地上的各種封建賦稅及義務。溫斯坦萊的思想反映了最窮苦農民的願望。
總之，掘土派的思想主要是反映了農村貧民的要求，也反映了城市下層平民的期望，但它并沒有反映出城鄉無産群衆這一自發運動的全部具體内容。雖然如此，掘土派運動在客觀上具有鮮明的革命性質。1649年4月，掘土派開始在倫敦附近塞爾利的聖喬治山上集體耕種荒地。此外，在諾珊普頓郡的威靈堡和肯特郡也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但是，富農及地方當局起來反對掘土派，認為他們侵犯财産權。而掘土派成員多半主張用和平手段實作他們的要求，并妄想會得到國會的保護。然而，克倫威爾殘酷無情地鎮壓了掘土派。掘土派終于失敗。平等派并不支援掘土派，李爾本還聲明和掘土派劃清界限，是以平等派失去了廣大農民的支援。這種小資産階級民主派，既不與廣大農民平民運動相結合，也不與當權者同流合污，其結果必然招緻失敗的命運。
共和國建立後，獨立派不僅對平等派的要求絲毫未能兌現，反而集中一切力量鎮壓了平等派，使它遭到失敗。共和國奴役愛爾蘭、鎮壓蘇格蘭和對荷戰争克倫威爾雖然鎮壓了掘土派和平等派，但他并不能徹底消除中下層人民的反抗。當時，士兵對共和國的不滿是共和國的最大威脅，因為軍隊是共和國的有力支柱。克倫威爾為了轉移士兵的不滿情緒，為了地主與商人的利益，準備遠征愛爾蘭與蘇格蘭。愛爾蘭于1641年10月，乘英國革命之機宣布了獨立。
克倫威爾于1649年8月親率大軍在愛爾蘭的都柏林登陸，繼而向北攻占了杜洛赫達，向南攻克了威克斯福德。這兩個城市均遭到英軍的殘酷洗劫，被殺者有50多萬人。但英軍終未能深入“綠島”的内地，隻占領了愛爾蘭沿海的大片土地，并把土地加以沒收。共和政府将掠奪的愛爾蘭土地作為清償軍隊供應商人和工業家的債務，并發行了愛爾蘭“份地債券”，用以賜予軍官和償付士兵的軍饷。但是，許多士兵因為需要現款，多半将這種債券廉價賣給軍官與投機家。是以，許多英國軍官、投機家和軍隊的供應者都發了财，并成為愛爾蘭的大地主。
愛爾蘭人民被劫掠後，有的變成了英國地主的佃農遭到無情的剝削，有的被迫移居到該島的西部，有的變成奴隸被送到美洲，有的移往歐陸當了雇傭兵。總之，他們離鄉背井，受盡折磨與苦難，自此也深深地種下了英愛之間的民族仇恨。至于那些變成了愛爾蘭大地主的英國獨立派軍官、新貴族和資産級，他們的反動性與保守性更為加強了。他們為了鞏固自身利益與政權，不惜用任何手段來消除群衆的革命，阻止革命的進一步深入。而士兵雖然沒有長期地保留住土地，但因得到暫時的“小惠”，也喪失了革命的情緒。是以，對愛爾蘭土地的處理腐化了軍隊，加強了那些敵視革命進一步民主化和企圖建立軍事獨裁統治的階級的氣勢。英國共和制于是搖搖欲墜了。
查理一世被處死後，蘇格蘭的封建貴族與長老會派擁戴查理二世為國王，發動反對共和國的暴動。克倫威爾于1650年率軍遠征蘇格蘭。同年9月3日，鄧巴爾一役，蘇格蘭軍被克倫威爾擊潰。次年，查理二世與蘇格蘭軍攻入英境，并向南推進，但1651年9月在伍斯特處，蘇格蘭軍又被擊敗，查理二世逃往法國。征服蘇格蘭以後，共和政府沒收了蘇格蘭貴族與王黨的土地，但一部分貴族付出罰款和賠款後，又儲存了自己的土地。對于那些被沒收的土地也加以拍賣，結果使土地都落到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資産階級，尤其是愛丁堡地方的商人之手。由于土地的易主，蘇格蘭的傳統土地關系被打破了。一部分農民被剝奪了土地，變成了佃農，或充當手工工場的勞工，還有許多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遠涉重洋到美洲去找生路，在那裡為種植園主從事強迫勞動。
1654年，共和政府将蘇格蘭與愛爾蘭合并到英國，并取消了英蘇交界的關卡，允許30名蘇格蘭議員加入英國國會。由此可見，無論在土地的處理上，還是在政治的措施上，英國對愛爾蘭與蘇格蘭都是不同的。共和政府在鎮壓愛爾蘭起義與蘇格蘭暴動的同時，也以武力鎮壓了美洲殖民地的王黨運動。1652年，在英國武力的壓迫下，英國北美各殖民地也都先後服從了共和國。克倫威爾在鎮壓了愛爾蘭起義和蘇格蘭暴動以後，便把力量轉向英國海外的主要勁敵－荷蘭。在英國革命時期，荷蘭奪去了北海及英吉利海峽的制海權。
1654年英國取得勝利，荷蘭被迫承認《航海條例》，并賠了款。自此，荷蘭失去了海上霸權。克倫威爾對外的軍事勝利提高了共和國的威望。1654年，英國迫使葡萄牙與它締結了通商條約，英國商人獲得了與葡萄牙的殖民地進行貿易的權利。同年又與丹麥締結條約，使英船得到了通過松德海峽進入波羅的海的航行權。總之，克倫威爾統治時期的英國，在外交上，獲得許多成就，打敗了荷蘭，使英國得以進一步控制海外貿易，進而使工業得到了快速發展，迅速地超過了革命前的水準。
克倫威爾的軍事獨裁1653年4月，克倫威爾強制解散“殘缺國會”。7月初，他召集一個代表會議，出席的代表均經克倫威爾本人圈定。這就是所謂的“小國會”。克倫威爾本想将“小國會”作為他的禦用工具，但其中有少數代表違反克倫威爾集團的意願，鼓動削減國家開支，裁減軍隊，降低軍官薪俸和取消什一稅。這樣，“小國會”就不能完全成為克倫威爾的馴服工具。是以，1653年12月，克倫威爾又解散了這個“小國會”，将全部政權完全集于一身。克倫威爾被擁為英格蘭的終身護國主，進而共和政治轉變為護國政治。克倫威爾就這樣地在獨立派進階軍官、資産階級與新貴族的支援下，建立起資産階級與新貴族的軍事獨裁。
在護國政治時期，克倫威爾又為大資産階級與大地主做了不少的事情。1655年，英國因與西班牙談判貿易問題未有結果，雙方發生了戰争。最後，英國取得勝利。在美洲，英國獲得了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島的牙買加島，掠奪西班牙航隊由牙買加運出的金銀；在歐洲大陸，英國占領了西屬的敦刻爾克，不僅為英國商業貿易開辟了道路，而且使英國掌握了控制歐陸的鑰匙。這就進一步加速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18世紀英國殖民地擴張的基礎。
1658年9月，克倫威爾死，其子理查·克倫威爾繼承護國公。理查·克倫威爾懦弱無能，護國主統治開始瓦解。在17世紀英國資産階級革命時期，克倫威爾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最初，他是資産階級革命派的領袖，依靠中等資産階級與新貴族激進派，利用人民群衆的力量，戰勝王軍，推翻了舊的封建秩序，為英國革命做了不少的事情。
<h1 class="pgc-h-arrow-right">斯圖亞特王朝複辟與1688年改變</h1>
50年代後期，農民生活困苦達到極點，到處出現怨言、抗議和暴動。東部沼澤低地的居民繼續起來進行鬥争，其他許多地區的農民也發動反圈地運動。1659年，這種群衆性運動是非常劇烈的。護國政府感到群衆革命情緒日益加強，便與過去曾被驅逐的長老會派議員取得妥協，于1659年恢複了國會。這意味着英國大資産階級與新貴族恐懼人民群衆比恐懼王黨還厲害，他們為了鞏固政權，竟與過去的敵人建立聯盟，甚而恢複舊的國家機制也在所不惜。
克倫威爾死後，護國主統治在實質上已經動搖，護國政府中的進階軍官利用理查·克倫威爾的懦弱無能，操縱實權。這種軍隊統治國家的情形，不久便遭到國會的反對。國會中的長老會派議員企圖恢複有“國王、貴族和平民”的舊憲法，同時在國會中也混進了王黨，他們極力想使查理二世複辟。
軍隊與國會雖有沖突，但這時的軍隊已是非革命的，它沒有什麼社會基礎，已成為獨立派大資産階級與新貴族的統治工具。是以，在與國會鬥争中，軍隊已不能獲得勝利。于是，複辟的條件在這一時期的英國便告成熟。1660年2月間，克倫威爾的部下、蘇格蘭駐軍将領蒙克率軍回到倫敦。蒙克及其部下多半是擁護君權者。當他回到倫敦時，便以武力控制政府，召集大資産階級與新貴族獨占的國會，力促複辟的實作。
1660年，查理二世與國會達成協定，并發表了所謂的《布列達宣言》。在這個宣言中，查理二世允諾：（一）在内戰時沒收的王黨和教會的土地不加以追回；（二）保證宗教信仰自由；（三）赦免反對君主政體的革命者。所有這些條件是對資産階級與新貴族利益的讓步。1660年5月，查理二世回到倫敦，登上王位，曆史上稱這一件事為“王政複古”，也就是斯圖亞特王朝的複辟。
查理二世複辟後，并不甘心完全為大資産階級與新貴族服務，總想模仿法國的封建專制。一方面，他做了一些滿足國會的事情：（一）對革命時期沒收的土地不予追回，并承認新地主的所有權；（二）尊重下院的征稅權，允許宗教信仰自由，不追回被沒收的王室土地；（三）取消國王以前所享受的封建義務；（四）實行重商主義政策，保護英國海外貿易，擴大執行航海條例。同時，為了便利資産階級與新貴族，于1660年實行了對輸入英國的糧食、牲畜和肉類征收高額關稅的政策。
此外，又頒布了所謂的《定居法》，禁止雇農任意離開受雇地區，以保證大農場主獲得充分的勞動力。所有這些政策，都是讨好于國會的。但是，另一方面，查理二世又撕毀了《布列達宣言》，實行了一些為恢複封建專制作準備的政策：（一）恢複上院；（二）迫害“弑君”的革命黨人，逮捕反對君主封建政權而擁護共和的人；（三）恢複革命前的舊選舉制度，以增加封建貴族在國會中的勢力；（四）用國庫開支收購國王與教會在革命時期所損失的土地。1670年，他與法國締結《多元爾條約》，規定在英恢複天主教，并與法國聯合對荷蘭作戰。所有這些政策，都是違反資産階級與新貴族利益的，是以遭到國會的強烈反對。查理二世的各種反動措施引起國會的反感。
17世紀70年代的王位繼承問題，使國王與國會之間的沖突更加尖銳起來。在國會與國王的鬥争中，開始形成了兩個政黨。一為托利黨(即後來的保守黨），這一黨代表着封建地主與僧侶的利益，擁護國王專制。一為輝格黨(即後來的自由黨），這一政黨代表着大中資産階級與新地主貴族的利益，反對君主專制，擁護國會政治，要求取消詹姆斯的王位繼承權。
1679年，為了反對國王的任意逮捕與迫害，輝格黨人在國會中提出了《人身保護法》。這一法案雖遭到貴族院的一再反對，但在輝格黨人的壓力下，終于在1679年被通過了。他和其兄一樣，也秘密接受法國的津貼，積極在英國恢複天主教會及封建君主專制的統治。詹姆斯二世公開任命天主教僧侶擔任國家的重要官職，把權力盡量給予天主教徒。這樣一來，不僅引起資産階級與新貴族的反對，而且封建僧侶與貴族也不滿。因為恢複天主教，無疑要恢複在亨利第八時期沒收的天主教地産。這就使封建貴族和國教僧侶也産生了恐懼，進而托利黨與輝格黨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詹姆斯二世。
1688年政變推翻了斯圖亞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卻換上了一個屬于斯圖亞特家族的另一個國王。這不過是為了更能保障大地主與大資産階級的統治，來鞏固他們在革命中所取得的地位。英國革命時期資産階級思想的發展在革命時期，除了武裝鬥争，也展開了尖銳的思想鬥争。他否認任何非物質的實體的存在，認為一切精神或“非物質的實體”都是人類臆想的産物。是以，他反對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和唯心論觀點。但霍布斯的唯物論是不徹底的。他否認時間與空間是物質存在的普遍形式，也否認運動是物質存在的普遍形式。是以，他的唯物論是一種機械的唯物論。
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理論是在英國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1651年，他發表了《利維坦》。在這本著作中，他充分闡述了他的政治哲學理論，提出了國家起源的契約學說。霍布斯認為，在沒有國家之前，人類處于“自然狀态”。那時，沒有私有制，人類對自然界的一切物品都有取得的天賦權利。霍布斯這種論斷的反封建意義，在于他否認了君權神授，打擊了教會的神學，他認為宗教是無知與恐懼的産物。但是，在霍布斯的論點中，還有反民主的一面。例如，他極力提倡君主專制政體，仇視革命，反對财産公有和維護私有制。霍布斯對于私有制的看法，并沒有超出中世紀資産階級所有制的範圍。是以，霍布斯的反封建論點是非常不徹底的，隻代表了當時英國新貴族與資産階級上層分子的要求。由于非難革命，霍布斯在革命開始時便離開了英國。
1649年，當獨立派共和國正滋長着反革命情緒，并企圖建立軍事獨裁時，他又回到英國。他的學說中的那些反民主特色，特别受到護國時代的歡迎。可是，他的理論并不為中等新貴族與資産階級所接受。約翰·洛克（1632-1704年）讀過牛津大學，早年即放棄了經院學派的學說，研究培根與笛卡爾的哲學，後來成為培根與霍布斯哲學思想的繼承者。在複辟時代，他因宣傳自由思想遭受迫害而流亡到荷蘭，1688年政變後始回英國。
洛克在哲學的認識論上是二重性的，既有唯物的，又有唯心的。他承認事物是客觀存在的，并認為觀念和表象是這些事物作用于我們感官的結果。是以，他堅持人類知識的經驗性和感性，這是唯物的。可是，他把經驗分為外部和内部兩種。關于外部經驗，他承認物質的物對于人的感覺器官的作用，這是唯物的，但他把内部的經驗卻說成是“心靈的自己活動”，這是他哲學中的唯心觀點。由此可見，洛克的哲學是二進制論。他把精神和物質看成為兩個實體。洛克哲學中的唯心主義後來為貝克萊和休谟所利用，而他的唯物主義成分則為18世紀法國的狄德羅和19世紀德國的費爾巴哈所發展。
在政治思想上，洛克在他所著的《關于政府的兩篇論文》一書中作了充分的闡述。他也發展了國家起源的契約學說，但他與霍布斯不同。他認為，在“自然狀态”時代，不是彼此掠奪與厮殺，而是人們最幸福的時代。洛克的理論主要是維護資産階級私有制。是以，與霍布斯不同，他在政權形式上極力推崇君主立憲制度。他的政治哲學為英國君主立憲制提供了理論根據，反映了英國自由資産階級的利益。無論是霍布斯還是洛克的哲學，都有他們的階級根源。這種階級根源是與英國革命的特點和革命時期的階級沖突相适應的。
<h1 class="pgc-h-arrow-right">結語</h1>
總之，在17世紀英國革命過程中，不僅在政治上打垮了封建專制統治，而且在思想上也打擊了神學和封建思想體系，進而産生了英國資産階級思想體系。這種思想成為18世紀法國與美國資産階級思想的先驅。17世紀英國資産階級革命有其進步的意義，但也有其局限性。就其進步意義來說，這一革命摧毀了英國的封建統治，建立了資産階級與新貴族相妥協的政權，進而為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掃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