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們說了，亨利八世與凱瑟琳王後離婚，娶了安妮·博林，并與羅馬教會脫鈎，由國王本人擔任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首領。這麼着，忠于羅馬的天主教徒、心懷不滿的貴族、同情凱瑟琳的吃瓜群衆，就走到了一起，對亨利八世的統治構成了威脅和挑戰。于是，克倫威爾在亨利八世的支援下，索性一不作二不休，用高壓和血腥的政策，對國内的政治結構進行了徹底的改造。
首先，是在意識形态方面，克倫威爾開展了英格蘭曆史上最猛烈、最肮髒的诽謗運動，借用德意志馬丁·路德的材料，各種惡心天主教教會，抵毀教皇。但這對于亨利八世來說也是不利的，如果羅馬的大教皇被搞臭了，他這個英格蘭的小教皇後面日子怎麼過？
但是克倫威爾早就接受了新教的思想，沒有及時意識到亨利八世的沖突心态，有一次還勸亨利八世接受福音派教義，這實在是蠢不可及，這件事情，為君臣的日後失和埋下了伏筆。
克倫威爾的第二個措施，還是在議會搞事情。
1534年3月，克倫威爾操縱議會通過了《繼承法案》，宣布安妮的孩子為繼承人，并要求議員和倫敦神職人員向《繼承法案》宣誓。而因寫過《烏托邦》而名震歐洲的著名學者托馬斯·莫爾，因拒絕宣誓，被捕投入倫敦塔，這震動了整個歐洲。
後來還要求倫敦市民和全國人民宣誓，在這個過程中，克倫威爾遭遇了大量積極的抵抗和消極的抵制，他繼續操縱議會，于1534年11月通過了一個新的叛國法案，規定從今以後，隻要“口頭反對王室，或稱國王為異端、暴君、異教徒或篡位者的，都被視為叛國”。
也就是這一屆議會，通過了著名的《至尊法案》，确立了英格蘭國王作為英格蘭教會最高領袖的地位，明文規定國王和他的繼承人“擁有絕對的權力和權威”，一句話，英格蘭人民的精神、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被徹底剝奪了。
新的叛國法案一通過，克倫威爾立即大開殺戒，之後八年間，有近九百人被指控叛國，三百多人被處決。叛國法案開啟了踐踏司法正當程度的惡劣先例，隻要一個人被懷疑犯了叛國罪，就可以繞開正當的司法程式，而被任意拷打、定罪和處決。這個卻是惹下了大禍，培根不是說過嗎，“犯罪隻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卻是污染了水源。”
克倫威爾沒想到的是，他對司法程式的踐踏，後來很快就報應到自己頭上了。
從教會和貴族手裡全面奪權，在具體操作上并不容易，克倫威爾怎麼做呢？他非常聰明，他采用了一手軟一手硬的政策。
軟的一手是在下議院，做了很多說服工作，讓不得人心的法規法案，盡量都以代表鄉紳利益的議會，以立法的形式通過，避免國王直接下旨，這就極大地減緩了社會的反抗情緒。
有了下議院的撐腰，克倫威爾大量拆除修道院，趕走教士，把教會的土地和房産搶過來，通過議會合法化包裝為國王的财産，再由國王低價出售給鄉紳。
《至尊法案》背後的利益交換，就是鄉紳支援國王對教會的搶劫，然後與國王共同分贓，這是英國宗教改革最終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
在打擊貴族方面，克倫威爾養了大量秘書和助理，大量地派到重要崗位上去，這些人主要都是平民子弟，經過八年苦心經營，一個現代政府的架子被他搭起來了。這從制度和架構上，杜絕了貴族參政的可能性。
這才是亨利八世最需要的東西，是以不奇怪的是，克倫威爾倒台後，他的手下反而被亨利八世大量提拔，占據了政府幾乎所有的重要崗位。這場英國版的商鞅變法，至此可以說是大獲成功。
《至尊法案》通過後，亨利八世立即提拔克倫威爾為首席大臣和首席秘書，管着議會、司法、宗教等一大堆事務，僅薪俸一項就是不得了的大錢，還獲得大量土地，到這裡，克倫威爾算是走到人生巅峰了。
總的說來，以《至尊法案》的頒布為标志，亨利八世和克倫威爾君臣二人，聯手完成了對英格蘭社會的徹底改造，王權的全面擴張，貴族和教會這兩個對王權最大的威脅，從此徹底臣服，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