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福王朱常洵,万历皇帝真是给予了慷慨无比的赏赐,据说福王藩库有金钱百万,远远超过了大内仓储。就在万历刻意做一个最慈爱最慷慨的父亲时,他对朱家大明的江山伤害却也深及骨髓,后世论者以为明朝之亡实亡于万历,可谓一语中的。而自以为奢侈靡丽的生活会永伴一生的福王,最终也落得个身死农民军之手的下场。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慢慢走向衰落,特别是到了万历年间,明朝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皇帝怠政,几十年不上朝,一心搜罗钱财,大臣们徇私结党,互相倾轧。一般认为,明朝末年的党争起源于万历朝,万历年间的党争则是起于国本之争,而处在这场纷争的中心人物,就是神宗的郑贵妃和福王朱常洵。
福王朱常洵,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第三子。万历皇帝在位的四十多年间,皇三子朱常洵与皇长子朱常洛的储位之争一直困扰着皇帝、后妃和朝中的大臣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朱常洵的母亲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爱屋及乌,朱常洵也就成为万历皇帝最钟爱的儿子了。万历皇帝一心想立朱常洵为皇太子,大臣们则恪守着祖宗的传统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坚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洛的母亲王恭妃原是李太后宫中的一位宫女,神宗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临幸了她而怀孕,生下皇长子朱常洛。争储双方的斗争激烈而长久,甚至导致了万历皇帝因为自己的心愿不能达成而二十年不上朝的恶劣后果。经过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斗争,疲惫的皇帝终于向顽强的大臣们认输了,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朱常洵随之被封为福王,这场“国本”之争从此落下了帷幕。
另立太子的愿望没有实现,神宗就在郑贵妃的唆使下在经济上对朱常洵百般施惠。
按照规制,福王朱常洵受封藩王后应该立刻到藩国就任,但他却迟迟不肯前往。直至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群臣的一再呼吁和坚持下,郑贵妃只好让福王去洛阳,但是同时提出了条件。
郑贵妃提出要为福王在洛阳修建好藩邸方才就任。神宗一看大势所趋,这次福王是非去不可了,只好拨款二十八万两巨资在洛阳为朱常洵修建福王藩邸,费用比朝廷的规定高出九倍。然而,全部完工后,在郑贵妃的纵容下,福王仍坚决不到洛阳就任。借此,郑贵妃又要求划给福王庄田四万顷。在明太祖朱元璋时,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为王,称为藩王。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最大,但除岁禄外,划给的草地牧场也多不过千顷,而郑贵妃要求给福王的土地大大超过了此数,这需要剥夺很多百姓的土地啊!后来因为以叶向高为首的大臣们坚决反对,福王朱常洵自己也表示可以少要一点,这样,神宗总算同意减到二万亩。
至此,郑贵妃还是不满足,又开始为儿子准备去洛阳的挥霍。如索要大学士张居正被籍没的财产及四川盐税和茶税,并要朝廷给淮盐一千三百引(重量单位,每引约四百斤),让福王在洛阳开店卖盐,垄断洛阳的卖盐权。神宗不仅答应了这些要求,又在福王临行之时,把历年来税吏、矿吏所进献的珍宝,大都交给福王带走。
福王到洛阳后,横征暴敛,胡作非为,造成黄河南北、齐楚河淮骚动,河南数年大荒,人民相食。而福王藩库有金钱百万,竟然超过了大内仓储。
崇祯元年(1628年),各地灾荒不断,朝廷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很困难,爆发了以高迎祥为首领的农民起义。此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接连不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明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起义军发布的征讨檄文中对明王朝提出很多指责,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说神宗“耗天下以肥王”,就是说他搜刮了天下的财富以肥福王,并且指出洛阳比北京的皇宫大内还要富有。
当朝廷派去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路过洛阳的时候,士兵们都纷纷指责说,福王的财产数以百万,富甲天下,却不肯拿出一点钱来犒军,让大家都饿着肚子上前线去为朝廷卖命。当时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棋正在洛阳的家里,他见到士兵们气势汹汹,怕发生兵变,对明朝统治更加不利,就去拜访福王,把当前的严重形势和利害关系分析给福王听,建议福王拿出一部分财产作军饷。可是福王朱常洵说什么也不肯出资,照样花天酒地,纵情享乐。
崇祯十四年(1625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逼近洛阳,朱常洵虽然十分舍不得,但还是拿出一千两金子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夜里用绳子从城墙上吊下去突袭李自成的大营。
刚开始时起义军的确是稍稍退了一些,但很快就稳住了阵脚,又围上来。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几天。
洛阳城里的守军一向对福王的贪婪成性十分不满,根本就不想替他卖命。夜里,城上的守军就和城外的义军喊起话来,甚至还谈笑风生。双方士兵都是穷人,出来当兵不过是为了讨生活,当然不愿意自相残杀。于是几天以后,守城的士兵发动叛变,杀死了一些官兵,烧坏城门,放农民军进城。
生活在灯红酒绿中的朱常洵见洛阳失守,自知情势不妙,用绳子将自己吊出城外,躲在一座破军庙里。天亮后,义军派出的人马在庙里找到他,当着全城百姓、士兵的面,把他杀了,并做成肉糜,让恨他入骨的百姓哄抢而尽,同时没收了王府中的全部财产。
尽管家财百万,但昏庸的福王最终也没有用钱财换得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