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明史》卷309《李自成传》的记载，李自成是一个非常凶残的人。
书中说，李自成“鸱目曷鼻，声如豺”，每天喜欢“杀人斮足剖心为戏”。
为了说明李自成的凶残已经天良尽丧、灭绝人性，书中还专门提到了一件事：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下洛阳，杀害了福王朱常洵后，李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
注意：这里只是说李自成的士兵取了福王身上的血，和麝鹿搅拌在一起，取名为“福禄酒”来品尝。
清雍正年间，辽东人曹去晶在《明史》基础上，著长篇章回小说《姑妄言》，把李自成的恶行描写得活灵活现。说李自成“破了凤阳，杀戮之惨，天地皆黑。或缚人的父亲丈夫看着，叫人淫他的妻女，淫过了才杀。或拿着人父，使淫其女，以为戏笑，然后杀之。或把怀孕的妇人脱光了，大家赌猜他腹中是男是女，以为输赢。”
又说李自成“围六合县时，把小孩子聚上数百，四周围堆上柴木，放起火来，听其哀号，观其奔逃。少焉俱死，臭不可闻，以为畅快。攻城之时，将妇女们千百成群，脱得精光，向城大骂。妇女稍有羞愧，即乱刀剁在城下。攻破六合之日，聚城中兵民将要屠杀。忽有令免死，每人剁一手，众人大喜得饶命，争先伸臂，没一个叫痛苦者，故六合的没手者甚多。”
对于李自成拿福王煮“福禄酒”事，曹去晶更是写得绘声绘色，仿佛他本人就是一个目击证人似的：“福王见了自成，词色悚怖，泥首乞命。李自成纵横肆恶，数责其罪。傍有一个贼将，抚王肌，垂涎叫道：‘这样一块好肉，大王何不杀而食之？’自成点首，那贼遂将福王杀了，称重三百六十斤。脔分肢割，与囿中之鹿同烹，列贼胪食，谓之福禄酒饭。”
这里，可不单单是吃福王血的事儿了，那是把福王全身剁碎，和鹿同烹，连渣都不剩。
当然，比《明史》、《姑妄言》更早出现的诸多野史里，也记载有李自成做“福禄酒”的“壮举”。如吴伟业的《鹿樵纪闻》、李渔的《古今史略》、彭贻孙的《平寇志》等等。
所谓众口铄金，“福禄酒”事件渐渐成为了一件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了。
不过，同样是《明史》，其在卷120《福王常洵传》中写福王遇害时，只是用“贼迹而执之，遂遇害”句一语带过。其后又写，福王被杀后，两名承奉伏尸而哭，贼军揪住他们，让他们离开。承奉挣扎着喊道：“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粉无所恨。”贼军见他们有情有义，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一付桐棺，载于断车，两人就在旁边自缢而死。
这，也透露出一个信息：负责编著《福王常洵传》的史家认为福王的尸体还在，没有被吃掉。
福王朱常洵是明代太祖皇帝洪武帝朱元璋第十一世孙，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皇三子，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之叔父，南明第二代皇帝福王朱由崧之父。因为万历帝宠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一度想册封朱常洵为太子。迫于朝臣的反对，万历帝最后作出了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洵的封藩在洛阳，“享有大国，著声藩辅”，地位远远优于其他宗室王爷。李自成于崇祯十四年正月攻克洛阳是事实，处死福王朱常洵也是事实，但到底有无吃掉福王尸体一事，还不好说。
一直到了1924年，人们在孟津县麻屯乡庙槐村南约500米处挖掘出了福王朱常洵圹志， 福王尸体被吃掉的谣言才算是破灭了。
“明福王朱常洵圹志”墓志现收藏于孟津县龙马负图寺。志高、广各79厘米，厚10厘米，楷书，21行，满行25字。四边线刻飞龙纹，撰文者为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盖为盝顶，篆书“大明福忠王圹志”。
《圹志》里清清楚楚地记：福王朱常洵死后，“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藩倍”，而且，“大明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葬邙山之原”，这已充分说明福王的尸体尚在，没有被人吃掉。
其实，只要仔细想想，真要像野史里说的，福王有三百多斤，再加上几头鹿，还不得上千斤了？用这上千斤肉配酒煮汤，哪得多少酒、多少水，又得是多大的锅？！
一句话，“福禄酒”根本就是一个谣言！
历史作家姚雪垠在长篇小说《李自成》中详细描写了李自成处死福王的过程：
担任行刑的这个刀斧手向前两步，弯腰提起来福王的头，走向监斩台去。遵照李过的命令，这头将带进城去，悬挂在宫门前的华表上，即古人所说的“枭首示众”。在刑场中间担任警戒和维持秩序的步兵都撤到监斩台下，听任百姓观看福王的尸体。在前边的百姓们一拥而上，立刻将福王的衣服和裤子剥得精光。有人剖开他的胸膛，挖出心肝拿走。有人从他的身上割走一块肉。顷刻之间，尸首被分割得不成样子，而后边的百姓们继续往前边拥挤。
姚雪垠写福王的死写得很惨烈，“尸首被分割得不成样子”，但没有“福禄酒”情节。
以严谨治史著称的明史研究专家顾诚先生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中也极力鞭挞福王的作威作福，写福王朱常洵之死时，用笔洗炼，却简洁有力：贪生怕死的朱常洵一带到李自成面前即吓破了胆，“色怖，泥首乞命”。李自成端坐殿上亲自审问这位朱明王朝的亲王，怒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打他四十大板，枭首示众。
所以说，明朝福王的尸体被李自成起义军做成“福禄酒”给吃掉”，只是故事传说而不是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