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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小额信贷）
作者|刘胜军
01
近日，在社会关于"共同富裕"的辩论背景下，经济学家张伟英写了一篇题为《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意》的文章，其善意不言而喻：希望重视企业家的重要性，而不是通过"富土"的方式实现共同繁荣。
对于企业家的重要性，笔者完全同意。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企业家是第一生产力"。没有任正非这样的创业者，很难想象华为会成就今天的"科技奇迹"。这就是中央政府在2017年发布《关于为企业家创造健康成长环境，促进优秀企业家精神发挥更好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创业是稀缺的，但也是下金蛋的鹅，必须好好照顾。
虽然企业家精神必须得到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家都必须得到保护。一个依靠勤奋和创新的企业家到依赖寻租新手的红顶商人的社会。如果所有的企业家都受到保护，结果将是"坏钱驱逐好钱"的悲剧。
还是吴景轩先生准确无误：
富人应该分为两类，其中一些人是靠权力致富的，必须坚决制止，不能让这些人靠权力发财，给予他们严厉的惩罚。
笔者认为，不仅不能保护那些靠权力发财的人，对于以下类型的企业家也不能纵容：
只有打击那些"不创造价值的企业家"，才是对那些"创造价值的企业家"最好的保护。
02
回头看张伟英教授的文章，我觉得张教授太溺爱创业者，太不信任社会了。张伟英认为：
对商业活动的仇恨和对企业家（商人）的偏见和敌意，今天被称为"对富人的仇恨"，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现象。
我总结了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意，原因有两个：心理上的一个和认识论的。心理学的原因是嫉妒，认识论的原因是对知识的误解。
嫉妒是基于比较的，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比较有一个范围，也就是说，你和谁比较。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倾向于与同一类人进行比较，例如与同学进行比较，与左边的邻居在右边。你越有可比性，你就越嫉妒。
一般人不明白为什么企业家会赚钱。企业家不像农民那样工作，也不像工人那样汗流浃背，为什么他们有很多钱？
对于张伟英的上述观点，笔者有两点批评：
关于嫉妒：嫉妒确实是人性，但它是不变的人性。自古以来，中国与外国之间没有例外。因此，不可能改变...因此，即使假设所有企业家都是"合法的富人"，也必须防止贫富差距过大。"没有守寡和不均衡"。期望穷人停止"嫉妒"是愚蠢和天真的。
关于无知：张伟英关于"一般人不明白企业家为什么赚钱"的断言在1980年代确实存在。但在21世纪的今天，在"大众创业、创新"的今天，在全国有上千家上市公司，1.6亿股东今天，在马云、马华腾等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企业家今天，说我们不了解企业家的价值，人们不知道。笔者出生在山东农村，甚至在农村，现在听企业家们也会受到尊重。
如果社会上确实有一些企业家的负面印象，那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人们见过太多的"不创造价值的企业家"：
徐明、丁淑寮、刘涵，以寻租方式入家
海航陈峰和王健，他们以无限债务开始创业
《空手套白狼》安邦保险 吴晓轩
操纵资本市场的肖建华
阿里巴巴因垄断被罚款182亿美元，因美国被罚款34亿美元
现在在风雨中
•......
因此，社会并没有冤枉企业家。企业家有好有坏。张伟英忧心忡忡，"只是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是典型的"精英思维"，而现实却脱轨了。今天的现实是：
首先，贫富差距已经越过了这条线，中国成为每年增加最多亿万富翁的国家。
其次，确实有不少企业家走在灰色地带，通过制度套利、垄断、污染、剽窃甚至违法的手段发家致富。
因此，今天的"创业群体"不是弱势群体，而是"优势群体"。社会对企业家的评价一般是客观的，更不用说"盲目的偏见和敌意"了。
03
张伟英教授是中国著名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的"钱的正确名称"，到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再到对契约理论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入研究，再到与林毅夫的"产业政策辩论"，为经济改革和经济思想的普及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现在，笔者觉得张伟英的一些观点不仅脱离了社会现实，也缺乏对学术界不同声音的客观理解。张伟英不太喜欢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张伟英 写道：
理解经济学并不一定能消除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他的文章和书籍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市场的。在他看来，允许自由市场运作肯定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而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政府的干预。
我非常怀疑张伟英是否认真读过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著作。诚然，斯蒂格利茨一直对市场持批评态度，但他从未成为"反市场主义者"或倡导计划经济。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只反对"不公平的游戏市场"。斯蒂格利茨不想推翻市场体系，而是要完善市场体系，让市场体系真正公平、更具包容性。
与斯蒂格利茨加入WTO相比，张维英对市场的崇拜只是一种"象牙塔里的自娱"，完全不切实际。
的确，如果市场机制能够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那么市场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机制。但问题是，谁制定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精英！这就是令人关切的问题。
张伟英和斯蒂格利茨的不同之处在于，张伟英习惯于从创业的角度看问题（他的博士论文是企业家契约论企业），而斯蒂格利茨则是从普通人的角度看的（他因研究市场"信息不对称"而获得诺贝尔奖），尽管两者都支持市场经济。
张伟英过分强调市场的积极面，忽视了市场的阴暗面。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需要哈耶克和张维英，但今天，在21世纪，中国无疑更需要斯蒂格利茨和波兰尼斯。
笔者希望张维英教授不要"抹黑"斯蒂格利茨，建议阅读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见:)，建设性地讨论这个问题，共同构建完美、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想象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即使在以法治著称的美国，其市场经济不仅无效，而且不是"真正公平"。真正的经济学家不仅要善于从科学的角度揭示市场机制的优越性，还要正视市场机制不公平、不完善的残酷现实。
最后，笔者借用斯蒂格利茨的一句话，给张维英和中国创业团：
当1%的人口占据大部分财富时，社会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百分之一的人希望意识到他们的命运与99%的人息息相关。这是迟早会被理解的事情，但他们往往理解得太晚了。
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1980年代的物质贫困转变为今天的"无病反而不平等"。因此，政策中心应从"让一些人先富"转向"一起致富"。我们不能坚持21世纪80年代的思维定势，不能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对企业家的嫉妒和敌意"，不能把对市场机制的批评等同于回归计划经济。共同富裕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学术界应探讨如何建设性地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共同繁荣。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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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一个坚持说实话的经济学家
中国是金融改革研究所所长
2014年出席总理经济研讨会
70位后经济学家代表
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