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夏朝以其朦胧的轮廓撩拨着考古学家和历史爱好者的想象。
夏代历经四百多年的发展与变革，社会的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也在不断变化。
而作为夏朝最著名的礼器之一——陶礼器，如同破译不尽的古老密码，诉说着远古时代的信仰仪式与权力结构。
它们不仅是泥土与火焰的艺术结晶，更是王权与神权交融的见证者。
这些沉默的器物，究竟隐藏了多少未解之谜？
自史前时期已经萌芽的礼仪体系，在夏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礼制体系。
《礼记·礼器》曰：“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情，夏造殷因。”表明夏代礼制为商周礼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后世成熟礼仪体系的根基所在。夏代在祭祀礼仪之外，世俗等级礼仪也有全新的发展。
陶礼器相对普通陶器而言，采用更为精美的工艺，拥有一般器物少有的造型、纹饰，从而在数量庞大的陶器群中脱颖而出，成为礼器。表明夏人已经有意识地使礼器从一般器物中分离出来，使日常之器与礼器拉开距离。夏代陶礼器的造物设计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造型特点：铸鼎象物抽象表意
关于夏代的造物设计，文献记录较少。《左传·宣工三年》中的一段话可以隐约感受到当时的造物文化：“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虽然从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夏代尚未发现文献所说的铜鼎，但“铸鼎象物”的描述反映出夏代已经非常注重器物的符号表意特点。经历漫长史前时期的积淀，夏时的器物在制作的过程中融入了更多的史前传统文化基因。同时，不断吸取社会变革与融合过程中带来的新思维，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审美特色，彰显出与史前时期明显不同的文化符号特征。
从世界范围来看，器物的符号化是礼仪、仪式建构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夏礼的建构也遵循了这样的发展规律，在器物本体之外更注重器物背后所承载的礼意。二里头文化时期与史前时期相比，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大型宫殿为标志的国家机构的建立及强势统治机制的形成必然导致整个上层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礼器制度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变化。
礼制的政治性意味增强，这就要求礼器系统既要有某种程度的固化组合，又在社会结构体系及地域文化传统中彰显出严格的等级差异。礼器的符号性特征也更加明显，更加注重陶礼器的抽象表意性。这一时期礼器的实体意义不断被削弱，而符号性在功能系统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越有形而诉表意”的礼器观念。
例如：夏代的陶方鼎，突破了传统陶鼎圆腹三足的器型模式，实用功能被削弱，却更加强化了形式感，整个器型显得更加威严厚重，呈现出更多的礼仪性范式。再以陶爵为例，陶爵作为大陆古代个性鲜明、造型别致的陶制酒器，是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大陆台湾学者许进雄认为，爵的形状非常奇特，为中国所独有。它在诸种古代行礼所用的容器中，占有特殊而崇高的地位，成形有某些特别的意义。早期的陶爵作为普通的日用之器，种类较多，形式也比较杂乱，器身和底部多为圆形，造型拘谨质朴。
而随着礼制的发展，进入礼器系统的陶爵，流更加窄，尾巴也逐渐变尖且向上翘起，多束腰瘦腹，器身和底部开始由圆形变为椭圆形，造型更加别致。从陶器制作成型的角度分析，非圆形的器身并不利于陶器的成型，而之所以形制发生这种改变，很有可能就是为了体现一种威严感，在礼仪活动中更具有表意性。
因为爵有三足，便于用火加热，所以很多人认为爵主要用来温酒。但仔细观察礼器陶爵造型发现，在所有陶容器中，爵的实际容量都比较小，一般不会超过100ml，而与之配套的陶盉或陶觚等容量都比较大。通过比较认为：爵用来温酒并不是很合理，而且夏代时人们多喜欢饮冷酒，并没有温酒的习惯。
也有人认为：爵作为酒器主要用来饮酒，但作为礼器的陶爵通常有流有尾，有些流还比较细长。虽然有鋬，但鋬和流是垂直的。一般的器物，如陶鬶等，鋬和流位于同一直线，方便液体流出。而陶爵的设计，执鋬而饮器身容易失去重心，显然直接饮用非常不方便。再考虑爵一直是墓葬中核心组合的成员，地位非常高，因而作为礼器的陶爵，其造型的设计可能更多是为了祭祀活动中的饮酒器，满足一种礼制功能。
夏代时大陆礼制又有了新的发展，礼制与王权关系相结合，融入国家与社会生活中，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祭祀一直是礼仪活动的核心内容。因而有学者提出的“浇酒敬神”之说，可能更符合陶爵的实际情况，即爵在祭祀活动中盛装香酒，浇酒以敬神，“主祭者（家长、族长、君王、祭师等）持爵而祭，余人跪拜；祭后（敬酒后），主祭者右手执爵鋬，将爵中之酒缓缓浇之于祭物之上”。
许慎在《说文解字·鬯部》中对爵字的解释为：“爵，礼器也。象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中有鬯酒，又持之”可能就是指陶爵在祭祀中作为酒器使用。从一些陶爵的造型看，修长的“流”可以便于液体从器身内流出，鋬的位置与流正好垂直，用手把握鋬部，可以避免流直冲祭祀的对象，以表示一种恭敬的诚意。
另外，细长的流延长了液体流动的路径，也便于控制水流的速度，从而在祭祀活动中营造出一种缓慢严肃的节奏感，也便于仪式的展演。很多仪式活动还承担着对民众进行伦理教化的作用，因此人们非常重视礼仪的节奏。缓慢的礼仪节奏使行礼者与观礼者都能在仪式的展演中感受礼仪过程的美感，以实现礼的教化目的。陶爵个体的价值在仪式活动中，转换成为整体礼仪系统的一个意义单元。
另外，许慎认为爵“象雀之形”。我们将爵按流在左，尾在右的方式水平放置，眼睛与爵处于同一水平位置观察，就会发现陶爵的上半部分确实“象雀之形”。而爵的三足也似鸟的足部，使器身更稳定的同时，也加高了器身，陶爵在庄重之中也有一点飘逸之感。有些陶爵口与流之间有“鸡冠形装饰”，俯视时也像鸟的头部。陶爵的产生与海岱地区陶鬶有着一定的关联，陶鬶有象鸟的特质，陶爵的形态象鸟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种造型特点不仅仅是为了美观，而是与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人们用带有图腾造型的陶爵来敬神祭祖，并使之成为礼器组合中的重要成员，这绝非偶然，而是夏代礼制文化观念在器物造型与功能上的一种反映。
陶爵以其特殊的造型，在祭祀等礼仪活动中成为一种象征性符号。在《陶爵的制作与生产——以二里头遗址出土资料为例》一文中，作者彭小军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46件陶爵作为标本进行多维测量，包括器高、足高、口径等，发现“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到四期，陶爵制作的标准化程度不断加强。至四期时个别项目的变化幅度甚至达到了极小的数值”。
作为礼器的陶爵比普通陶器的器型更加稳定和固化。这表明陶爵的造型并不是随意生成的，而是与当时的礼制文化密不可分。陶爵进入礼仪话语体系，作为践行礼仪的特殊用器，成为基本的表意符号。其以一种有形的器物载体，传达了抽象的礼意，从而使器物蕴含了更丰富的意义。
赵毅衡认为，符号体系的威力还在于它能削弱器物的实用功能，用其象征与规范作用服务社会，使一种文化可以保持长久的凝聚力。陶爵等器物在由日常之器变为礼仪之器的过程中，实用功能逐渐削弱，符号的表意性增强。而且受礼制的规范，造型也有严格的要求，并逐渐固化，变成一种象征性符号，并传播到周围其他地区。陶礼器的造型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审美表现，而是一种文化与观念的表达。
装饰特点：精炼素雅象征意味
夏文化时期礼器分化为专用礼器与日常礼器，专属礼器主要用来人与神的沟通。它的表意方式是阐释性的，必须通过多重解释才能使隐秘的内涵得以表达。日常礼器是二夏朝礼仪体系中的新元素，使礼仪从单一的宗教仪式空间进入日常生活中。
使用场域与对象的不同，礼器的纹饰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日常礼器中很多都是通体素面磨光，有些即使有纹饰，也是用几何纹等简单平实的纹饰进行点缀。与史前时期相比，纹饰种类少了很多。
一些简单的直线、三角纹等多装饰在盉、爵、鬶等器物的肩部或尊的内沿与腹部。虽然纹饰并不华丽，但因新时代的审美因素的渗透，而呈现出别样的特色。器物表面多以绳纹与篮纹为核心，堆加纹、弦纹、方格纹等来回穿插，云雷纹、动物纹通常会旁枝逸出，有时也会小泥丁或小麻点进行点缀，显得平实而生动。
这表明夏代日常陶礼器不似史前时期彩陶的绚丽多姿，也不同于龙山文化陶礼器对工艺和器型的极致追求，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质朴、冷静、内敛的设计风格。泥质黑陶礼器大多沉稳厚重，白陶礼器虽然制作工艺和烧制技术都优于普通陶器，但在整体设计风格上以素面为主，或辅以简单的纹饰。
还有部分陶礼器即使有较为复杂的刻划纹，也不是纯粹以审美为主要目的，而是类似象形文字，是夏人记载与交流信息的重要符号。《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中记载，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有24种刻画符号。
夏代还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刻有神灵和动物形象的纹饰，其中，高羽冠、部分兽面，还有龙（蛇）的形象应该是夏人崇拜的神灵。这些器物是在特定的仪式活动中专门用来人与神的沟通，这些纹饰给人一种神秘而冷峻的感觉。在《二里头遗址新见神灵及动物形象的复原和初步认识》一文中，作者初步复原了二里头遗址的15个神灵和动物形象。
根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分析，这些纹饰反映了夏人独特的信仰崇拜，这一体系与夏代的政治解构和宗教信仰密切相连。商代以饕餮纹为核心的纹饰体系也是在夏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以高羽冠、龙（蛇）、鱼、鸟、龟等为装饰母题的视觉形象，在不同陶礼器上反复出现是对文化的一种强调。象征性的纹饰符号往往具有双重语意，即物象本身的意义和它隐喻的观念意义。
这些超现实的纹饰意象不仅是夏人生活的某种精神支撑，也是他们造物设计的源泉和动力。夏代时期人们基于对神灵的崇拜之情，将他们拥有的能力无限扩张，而扩张必须借助一些特殊的载体来实现。于是，人们将这些神灵的形象固化在器物上，在仪式中不断展演，以强化对神灵的崇拜。
随着社会的发展，等级制度的形成，在物质和精神上维护这种制度的合理性便成为这一时期统治阶级的主动选择。他们需要借助礼器的载体，来隐喻某种权力意识和等级差异。而在夏代，青铜礼器并未成熟，陶礼器就承担了这一重任。
陶礼器中以自然纹、几何纹为主的纹饰主题，反映的是日常生活空间的符号体系；而以高羽冠、龙、龟等为主的纹饰主题反映的是超现实的神圣空间中的符号体系。
这两个空间有时没有绝对清晰的界限，可能会互相融合、互相渗透也可能发生置换。随着人们构形心理的成熟，使人们有能力去自由驾驭各种点、线、面、形，原有的纹饰模式化倾向更加强烈，而且还不断衍生出各种新的形象出来，以满足人们不同的心理需求。
结语
夏代陶礼器继承了史前的文化基因，同时又不断吸取社会变革与融合过程中带来的新思维，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随着以大型宫殿为标志的国家机构的建立及强势统治机制的形成，上层社会意识形态也在发生改变，礼制的政治性意味增强，礼器的符号性特征也更加明显，更加注重器物的抽象表意性，强调在社会生活中彰显出的等级差异。
这一时期陶礼器原有的实体意义与日常使用功能不断被削弱而象征意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对造型、纹饰、材质、组合的严格控制与有意识的选择，形成了“越有形而诉表意”的礼器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