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在印度诞生，以觉悟的认知引导众生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佛教传入中国后，无数禅师高僧相继出世，为佛教走入中国，中国佛教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圆悟克勤禅师是川籍僧人的优秀代表，他不仅是中国禅宗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代宗师，也是四川佛教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圆悟克勤禅师一生两次出川、七居名刹、辗转弘法，培养了大慧宗杲、虎丘绍隆等一大批杰出弟子。因他的努力使禅灯相续不灭且更加光大。本文为2023年12月，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思华教授在圆悟克勤禅师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题为“浅谈圆悟克勤禅师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的论文，十愿网编发论文部分观点如下：
文/周思华
佛教不仅中国化，佛教也印度化
佛教中国化是佛的圆满义、法的究竟义、教的应机义三者的有机结合。在中国，以佛法为因，中国文化为缘，形成了契理契机的中国佛教。从佛法醍醐一味的平等观照下，佛法针对不同地域文化的众生则施设出不同的教法。
一味的佛法通过与不同人群、地域文化相结合便展现出不同的教法和教相。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不仅中国化，佛教也印度化。中国佛教是佛法与中国人机感相扣的结果。由此可见，佛法有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性质。正如 《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所说：
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身得度者，即现执金刚身而为说法。
可见，佛教是随缘而化的，是随众生机缘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它的实现有赖于具格大力者应机施化来不断推动变化。”
近代云门宗大德佛源禅师在《禅净双修》一文中指出，禅宗和净土宗“是中国佛教大德们对印度佛学经过长期的整理研究，开辟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堪以针治印度佛学艰深繁琐之弊的法门。这两宗的特质，是将大乘佛法的精髓，总摄于简易切实的圆顿修持法门，充分表现出中土本有的儒、道二家之学尚简重行的传统，因而能适应本地的民族文化心理，得以经久流传。自唐以来，禅净二宗风靡社会，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主流，至今仍表现出茁壮的生命力。”这说明，佛教必然要以中国化的方式弘传方能真正使中国人受益。
宋代的佛教中国化显著于禅宗的兴盛与文字禅的兴起相伴
如果说唐代佛教中国化的主要特点为禅宗的产生，那么宋代佛教中国化的最显著的特点便是禅宗的兴盛与文字禅的兴起相伴。禅宗在两宋时期呈现出了繁盛的景象，这使禅宗在中华大地深刻地汇入人们生活，融入大众人心，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是佛教禅宗的成熟期，也是“文字禅”产生并走向高峰的时期。
禅门素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为其建树。从唐代中期到两宋，习禅之风日渐盛行，轻经慢教的现象也随之发生。很多禅人难以领解禅意，不分邪正，妄加卜度，埋没宗旨，这对禅宗的传播十分不利。有鉴于此，便需要具格的禅师出现作出表率，针对时弊，匡扶正义。例如，为救一时之弊，法眼宗文益禅师拟《宗门十规论》对禅门乱象进行简辨和痛斥。法眼宗一门虽然有兴教之意，但是兴教实是为参禅做基础，强调禅教并举，其宗风仍是自达摩以来所提倡的“藉教悟宗”。文益禅师在宋初之际所总结出的禅门之病，时至两宋之际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本来“公案禅”（文字禅）重在引导学人观行，或参句，或参意，重在见地的提升和圆满，这对于首重见地的禅宗而言既是入道的敲门瓦子，又是悟道的标月之指。圆悟禅师的《碧岩录》因其“剔抉渊源，剖析底理，当阳直指”风靡丛林，据说亲承法音，悟入者颇多。
“公案禅”带来的“禅病”
“公案禅”（文字禅）的盛行虽为宋代禅宗的兴盛带来了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禅病”。事实上，无论任何时代，有禅便有禅病，这是参禅者的问题而非禅的问题。
圆悟禅师对禅人有言，要“识禅病”，可见识禅病是对参禅者自身的一个要求，同时，亦是师家之责。针对禅门之病，宋代禅师们可谓各有手眼，宋初文益提倡禅教并举。此后，以文字禅为代表的圆悟克勤等禅师则提倡从宗门本身的公案语句处入手接引参禅人，所谓“垂慈救弊”。但很快，文字禅激扬文字的特点则导致了禅门“口头禅”“葛藤禅”锋起，“直指人心”禅亦被指斥为“曲指人心”禅。所谓“曲指人心”是指“说性成佛”禅。
大慧禅师言：“五祖常云：‘若说心说性，便是恶口。’又云：‘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所谓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若不如是，尽是弄泥团汉。’”可见，“曲指人心，说性成佛”禅指的便是依分别心意解公案一流，说来说去只能说到个“似”却未下工夫体证“是”，从而导致“口头禅”；另一方面，依分别意识卜度公案，导致妄想纷飞、露布葛藤满地，甚而起大我慢及大妄语，实则与佛法唯在契悟本心的宗旨背道而驰。
本来圆悟禅师自信通过“击石火、闪电光”的迅疾机锋，“以悟为则”接引当机者不会有太大问题，而大慧禅师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于禅病，大慧禅师总结出如下四种：“依古人言句生解”“依经教文句生解”“依禅宗公案生解”，此三者可称为“海蠡儿禅”，第二种为“说心性禅”，第三种为“默照禅”，第四种为“厮禅”。对于这些禅病的阐释可参见大慧禅师的《正法眼藏》。
“公案禅”与“看话禅”不一不异
对于“公案禅”，大慧禅师亦系统阐释了参公案禅者应践行的八个步骤：“知大事”“立定志”“树信心”“求妙悟”“识歧路”“起疑情”“破疑团”“明大法”八个步骤，对参究“公案”的参究法进行了完备建设。大慧禅师自己总结其禅法特点为“海蚌禅”。
实际上，这是在圆悟禅师的“绕路说禅，拈古大纲，据款结案”的基础上提持“直是据款结案，开口见胆”的禅法，是圆悟禅师的“石火电光禅”，实则也是公案禅和看话禅并举的禅法。
而圆悟禅师的“绕路曲说禅”可说是“石火电光禅”的扩展版，因为这种禅尽管说了很多，侧重彰显禅“不离文字”一义，但始终都“处中说”和“不说破”。同时，“海蚌禅”亦是“以本分事”接人的生动说法，这其实是对禅师的要求，也是使众生识其本来是含无量宝藏的“海蚌”的形象譬喻。
在公案禅和看话禅的抉择上，由于圆悟禅师和大慧禅师面对的机宜不同，因此二者所着力提持的教法便有差别。相对来说，圆悟克勤禅师侧重依“公案禅”撬开众生本蕴自家宝之海蚌，旨在不离方寸，会意印心，脱体现成；大慧禅师则是侧重通过以悟为则的“看话头”使众生的海蚌大开，旨在坐断生死，直趋本来。
大慧禅师的“看话禅”实则是在圆悟禅师“公案禅”基础上精炼出来用以针砭时弊的禅法。虽侧重不同，实则正如冯焕珍教授所言，“公案禅”与“看话禅”二者不一不异：“看话禅”是参禅者常用功的法门，“公案禅”则是其功夫成熟时妙悟自家本来面目的敲门砖，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不宜分作两种禅法。
综上，佛教中国化在宋代迎来了又一高潮，这体现在这一时期的禅宗“文字禅”或称为“公案禅”的兴盛。
法依人弘，宋代的禅师们是宋代佛教中国化的有力推动者，这其中，圆悟克勤禅师为其中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圆悟克勤禅师正是顺应了宋代文化的机宜，为禅宗向社会化大众化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圆悟禅师所提持的“文字禅”同时也是大慧宗杲禅师提倡流传至今的“看话禅”的很重要的增上缘。
像圆悟克勤禅师这样的禅门宗匠在宋代还有很多，他们是荷担如来家业，使佛陀心法得以传续的重要力量，也是将佛教深入中国化的有力推动者，堪为后世学人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