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在印度誕生，以覺悟的認知引導衆生認識世界、認識自己。佛教傳入中國後，無數禅師高僧相繼出世，為佛教走入中國，中國佛教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貢獻。圓悟克勤禅師是川籍僧人的優秀代表，他不僅是中國禅宗史上承先啟後的一代宗師，也是四川佛教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圓悟克勤禅師一生兩次出川、七居名刹、輾轉弘法，培養了大慧宗杲、虎丘紹隆等一大批傑出弟子。因他的努力使禅燈相續不滅且更加光大。本文為2023年12月，河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周思華教授在圓悟克勤禅師與佛教中國化學術研讨會上發表的，題為“淺談圓悟克勤禅師對佛教中國化的貢獻”的論文，十願網編發論文部分觀點如下：
文/周思華
佛教不僅中國化，佛教也印度化
佛教中國化是佛的圓滿義、法的究竟義、教的應機義三者的有機結合。在中國，以佛法為因，中國文化為緣，形成了契理契機的中國佛教。從佛法醍醐一味的平等觀照下，佛法針對不同地域文化的衆生則施設出不同的教法。
一味的佛法通過與不同人群、地域文化相結合便展現出不同的教法和教相。從這個意義上講，佛教不僅中國化，佛教也印度化。中國佛教是佛法與中國人機感相扣的結果。由此可見，佛法有不變随緣，随緣不變的性質。正如 《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所說：
若有國土，衆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身而為說法；......應以執金剛身得度者，即現執金剛身而為說法。
可見，佛教是随緣而化的，是随衆生機緣變化而不斷變化的。它的實作有賴于具格大力者應機施化來不斷推動變化。”
近代雲門宗大德佛源禅師在《禅淨雙修》一文中指出，禅宗和淨土宗“是中國佛教大德們對印度佛學經過長期的整理研究，開辟了具有中華文化特色、堪以針治印度佛學艱深繁瑣之弊的法門。這兩宗的特質，是将大乘佛法的精髓，總攝于簡易切實的圓頓修持法門，充分表現出中土本有的儒、道二家之學尚簡重行的傳統，因而能适應本地的民族文化心理，得以經久流傳。自唐以來，禅淨二宗風靡社會，成為中國漢傳佛教的主流，至今仍表現出茁壯的生命力。”這說明，佛教必然要以中國化的方式弘傳方能真正使中國人受益。
宋代的佛教中國化顯著于禅宗的興盛與文字禅的興起相伴
如果說唐代佛教中國化的主要特點為禅宗的産生，那麼宋代佛教中國化的最顯著的特點便是禅宗的興盛與文字禅的興起相伴。禅宗在兩宋時期呈現出了繁盛的景象，這使禅宗在中華大地深刻地彙入人們生活，融入大衆人心，重塑了中國人的精神氣質，進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宋代是佛教禅宗的成熟期，也是“文字禅”産生并走向高峰的時期。
禅門素以“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為其建樹。從唐代中期到兩宋，習禅之風日漸盛行，輕經慢教的現象也随之發生。很多禅人難以領解禅意，不分邪正，妄加蔔度，埋沒宗旨，這對禅宗的傳播十分不利。有鑒于此，便需要具格的禅師出現作出表率，針對時弊，匡扶正義。例如，為救一時之弊，法眼宗文益禅師拟《宗門十規論》對禅門亂象進行簡辨和痛斥。法眼宗一門雖然有興教之意，但是興教實是為參禅做基礎，強調禅教并舉，其宗風仍是自達摩以來所提倡的“藉教悟宗”。文益禅師在宋初之際所總結出的禅門之病，時至兩宋之際這種現象依然存在。
本來“公案禅”（文字禅）重在引導學人觀行，或參句，或參意，重在見地的提升和圓滿，這對于首重見地的禅宗而言既是入道的敲門瓦子，又是悟道的标月之指。圓悟禅師的《碧岩錄》因其“剔抉淵源，剖析底理，當陽直指”風靡叢林，據說親承法音，悟入者頗多。
“公案禅”帶來的“禅病”
“公案禅”（文字禅）的盛行雖為宋代禅宗的興盛帶來了活力，但同時也帶來了“禅病”。事實上，無論任何時代，有禅便有禅病，這是參禅者的問題而非禅的問題。
圓悟禅師對禅人有言，要“識禅病”，可見識禅病是對參禅者自身的一個要求，同時，亦是師家之責。針對禅門之病，宋代禅師們可謂各有手眼，宋初文益提倡禅教并舉。此後，以文字禅為代表的圓悟克勤等禅師則提倡從宗門本身的公案語句處入手接引參禅人，所謂“垂慈救弊”。但很快，文字禅激揚文字的特點則導緻了禅門“口頭禅”“葛藤禅”鋒起，“直指人心”禅亦被指斥為“曲指人心”禅。所謂“曲指人心”是指“說性成佛”禅。
大慧禅師言：“五祖常雲：‘若說心說性，便是惡口。’又雲：‘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可見，“曲指人心，說性成佛”禅指的便是依分别心意解公案一流，說來說去隻能說到個“似”卻未下工夫體證“是”，進而導緻“口頭禅”；另一方面，依分别意識蔔度公案，導緻妄想紛飛、露布葛藤滿地，甚而起大我慢及大妄語，實則與佛法唯在契悟本心的宗旨背道而馳。
本來圓悟禅師自信通過“擊石火、閃電光”的迅疾機鋒，“以悟為則”接引當機者不會有太大問題，而大慧禅師卻有不同的看法。是以，對于禅病，大慧禅師總結出如下四種：“依古人言句生解”“依經教文句生解”“依禅宗公案生解”，此三者可稱為“海蠡兒禅”，第二種為“說心性禅”，第三種為“默照禅”，第四種為“厮禅”。對于這些禅病的闡釋可參見大慧禅師的《正法眼藏》。
“公案禅”與“看話禅”不一不異
對于“公案禅”，大慧禅師亦系統闡釋了參公案禅者應踐行的八個步驟：“知大事”“立定志”“樹信心”“求妙悟”“識歧路”“起疑情”“破疑團”“明大法”八個步驟，對參究“公案”的參究法進行了完備建設。大慧禅師自己總結其禅法特點為“海蚌禅”。
實際上，這是在圓悟禅師的“繞路說禅，拈古大綱，據款結案”的基礎上提持“直是據款結案，開口見膽”的禅法，是圓悟禅師的“石火電光禅”，實則也是公案禅和看話禅并舉的禅法。
而圓悟禅師的“繞路曲說禅”可說是“石火電光禅”的擴充版，因為這種禅盡管說了很多，側重彰顯禅“不離文字”一義，但始終都“處中說”和“不說破”。同時，“海蚌禅”亦是“以本分事”接人的生動說法，這其實是對禅師的要求，也是使衆生識其本來是含無量寶藏的“海蚌”的形象譬喻。
在公案禅和看話禅的抉擇上，由于圓悟禅師和大慧禅師面對的機宜不同，是以二者所着力提持的教法便有差别。相對來說，圓悟克勤禅師側重依“公案禅”撬開衆生本蘊自家寶之海蚌，旨在不離方寸，會意印心，脫展現成；大慧禅師則是側重通過以悟為則的“看話頭”使衆生的海蚌大開，旨在坐斷生死，直趨本來。
大慧禅師的“看話禅”實則是在圓悟禅師“公案禅”基礎上精煉出來用以針砭時弊的禅法。雖側重不同，實則正如馮煥珍教授所言，“公案禅”與“看話禅”二者不一不異：“看話禅”是參禅者常用功的法門，“公案禅”則是其功夫成熟時妙悟自家本來面目的敲門磚，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不宜分作兩種禅法。
綜上，佛教中國化在宋代迎來了又一高潮，這展現在這一時期的禅宗“文字禅”或稱為“公案禅”的興盛。
法依人弘，宋代的禅師們是宋代佛教中國化的有力推動者，這其中，圓悟克勤禅師為其中當之無愧的代表人物。圓悟克勤禅師正是順應了宋代文化的機宜，為禅宗向社會化大衆化推進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圓悟禅師所提持的“文字禅”同時也是大慧宗杲禅師提倡流傳至今的“看話禅”的很重要的增上緣。
像圓悟克勤禅師這樣的禅門宗匠在宋代還有很多，他們是荷擔如來家業，使佛陀心法得以傳續的重要力量，也是将佛教深入中國化的有力推動者，堪為後世學人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