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物皆可播、人人皆主播”的时代，表演在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当我们随时随地都处于观看与被观看的状态下，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又会走向哪里？
近日，作家李宏伟由“表演”一词开启的最新长篇小说《信天翁要发芽》由理想国推出。小说讲述了一个富神话和寓言色彩同时有极强现实穿透力的“人类故事”。这个故事，关于表演，关于观看与被观看，关于权力与其阴影，关于死亡与重生，也关于永恒与时日。
“表演大概是人类社会最核心的极少数关键词之一。我想尝试以小说沿着表演往里走，看看究竟能够抵达何处。”12月15日，李宏伟与作家郭爽、赵松、肖江虹，学者吴雅凌，批评家黄德海做客上海茑屋上生新所店，围绕《信天翁要发芽》展开对谈。
《信天翁要发芽》
一部带入戏剧精神的小说
《信天翁要发芽》采用独幕剧的形式，由“情势表演”“立身表演”“辩解表演”“劳作表演”四场表演构成，多声部层层推进。无所不在的观看，欲盖弥彰的狂欢，四场表演展演出一个城市的编年史及其众生世相，是多维艺术的小说装置，亦是穷形尽相的人世剧场。
李宏伟坦言，他一直对戏剧深感迷恋。“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的体会是戏剧可能不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事情，而是一个人面对他人以及在他人之中的自己，可能是从外在的映照中寻找自己。所以我一直在写作中尝试引进戏剧的一些方式。”
但对他来说，写一部剧作也不是那么有吸引力，更有吸引力的是——把戏剧搁在小说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和效果？“这并不是指我们见过的某一类作品，主体是通常理解的小说，中间插入一段戏剧。我想写的不是这种外在形式的插入，而是把戏剧的精神带进小说中来。《信天翁要发芽》可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个尝试。”
一个难以归类的书写者
黄德海形容李宏伟是难以归类的作家，他的写作一直处于“放到哪个篮子，似乎都不合适”的状态，“但我个人非常喜欢宏伟这个写作状态。”
“李宏伟重新定义了小说。”肖江虹表示，作家往往习惯于某些小说思维或表达方式，大多数文学评奖也延续的是那些思维与表达，但李宏伟在写作时首先把这些东西都丢掉了，他特别忠于自己对小说的判断，忠于自己的小说理想。“从《国王与抒情诗》到现在，他走的是一条纯粹的小说家的路子，这是我特别尊重宏伟的一点。”
在郭爽看来，《信天翁要发芽》是李宏伟在写作中最自洽的一次表达，她感到他在其中非常舒服、自在、舒展。“写作时我不会刻意去想用戏剧的手法还是小说的手法，而只想找到最准确的表达，流淌出来。如果以文学史家、评论家的眼光来看待这本书，会说它的文体浑然、杂糅，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看到一个写作者找到了全然的自信。”
吴雅凌说，如果按照现代小说文体的相对形成的规则，李宏伟或许难以归类，但如果我们往前走，从广义的文学来看的话，每一位书写者很可能都是在“说故事”（muthos)和“说理”(logos)之间努力调配最适合自己的那个配方。“这一配方的探寻，在宏伟那边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从左至右：黄德海、肖江虹、郭爽
一个在新世界寻找新语言的诗人
大家也注意到李宏伟的小说语言。单就小说标题对波德莱尔的化用，缩起翅膀在地上笨拙行走的信天翁，尝试新语言的诸多可能性，吴雅凌提出李宏伟的小说语言或系某种有意的尝试，“就像一个诗人在新世界里寻找新语言的过程。”
赵松表示，对大多数小说家而言，语言只是一个工具，但回望过去一百年，不同语言里真正的小说家会让语言和作品本身融为一体，“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是由语言生成的，是生长的，而不是仅仅由语言承载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到了《信天翁要发芽》，赵松认为小说最成功的一点是找到了语言和小说最恰当的存在状态，“（他的作品语言）一直带着我走，甚至语言在传达内容的过程中，还在深处隐约有某种莫名的沉郁气息，我看到最后其实是看得很伤感的，不知道为什么，庄重和表演的混合竟产生了一种沉郁的伤痛，这也是让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而且我也能感觉到李宏伟在整个叙事之中有诗的味道在里边，这是他的小说写作上很特别的一点。”
从左至右：吴雅凌、李宏伟、赵松
向读者发出邀约：一起来想象星空
肖江虹还发现，李宏伟在小说中其实尽量地压缩自己对信息操纵的企图，他就像一个回音壁一样，把更多回音的能量留给读者自己。
“这个小说，它需要读者和作家相互补充，它里面没有一个人物有名字，它把大量想象空间留给了我们的读者。在我看来这是这部小说最大的贡献。”
肖江虹形容，《信天翁要发芽》特别像他有一天晚上在梵净山仰望星空，“你会发现它的每一个章节都是天上的一颗星球，但是你不要以为自己看到的只是某个独立的亮点。一旦深入星球，你会发现每一颗星球的丰富性难以想象，你会发现星球上有山、有水、有沙漠，有我们可以想象的，也有我们不曾想象的景象。”
李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