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作者：粤开证券分析师 罗志恒、马家进）
改革开放征程已历 40 余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近 8 亿人摆脱贫困，打赢了人类历史上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
成绩的大幅提升通常意味着进一步上升的难度显著增大。当前，中国正由追赶型经济体向欧美等前沿国家快速逼近，“低垂的果实”已基本采摘完毕，科技创新、制度革新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
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逻辑发生五大转变：一是从效率到公平，二是从先富到共富，三是从速度到安全，四是从侧重资本到保护劳动，五是从房地产繁荣到科技和制造强国。
其一，从效率转向公平。
在改革开放之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有着巨大作用。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公平分配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不仅能释放出新的经济增长潜能，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公平不只是收入分配、财富分配更加公平，更重要的是实现起点公平，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公平，这需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的差距显著，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一直较为薄弱，农民、新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待加强。
其二，从先富转向共富。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老百姓的共同期盼，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贫富分化加剧，中国也不例外，至 2008 年基尼系数一度达到 0.491 的峰值，随后持续回落，2021 年为 0.466。
贫富分化加剧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降低微观主体的创新动力，削弱经济的潜在增长动能；二是制约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抑制消费和总需求的扩大；三是可能加剧社会冲突和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这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已经不只是渺远的理想，而是推动经济再上台阶的必然举措。当然，共同富裕绝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要在发展中做大“蛋糕”，优化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优化和改革分配制度也并非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单兵作战。未来，更需要站在全局的视角，统筹推动财税制度、资本市场、房地产、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全面改革，切实提升居民收入获得感、优化宏观收入分配格局。
其三，从速度转向安全。
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贫富分化加剧导致民粹主义思潮泛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突发疫情扰动、地缘政治冲突等进一步恶化外部环境，各国都更加重视发展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国内的微观主体出现了明显的避险化趋势。地方政府层面，以前面临单一的 GDP 考核，现在面临多重目标考核，不仅有经济增长，还有环境保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脱贫攻坚、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被问责的概率提高，每项工作都不能出差错。相应地，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就是追求稳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一刀切方式贯彻执行。
企业层面，经济下行期叠加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背景，企业从过去的扩张模式逐步转到相对收缩状况，企业家信心较为低迷。居民层面，疫情产生疤痕效应，改变了居民的风险偏好，居民部门减少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平均消费倾向迟迟没有回到疫情前水平。
其四，从侧重资本转向保护劳动。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和占比持续下降，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的稀缺关系发生逆转。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劳动相对过剩，资本相对稀缺。当时的环境下，谁掌握了资本就能创造财富，所以土地、社保及税制等各种制度安排都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倾斜，劳动被忽视。
例如，税制结构是以生产型税收为主，而不是以消费型税收为主，这导致哪个地方有了资本，哪个地方就有了税，而不是哪个地方有了人口和消费就有了税。各个省份税收的占比并不是跟人口和消费相关，而是跟资本相关，自然的结果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优待资本，而忽视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其五，从房地产繁荣转向科技和制造强国。
房地产贡献了 GDP、财政税收，解决了就业，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在整个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房地产的发展已积累起巨额债务，导致财政、金融风险交织。同时，房价大涨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焦虑，抑制了创新和消费，提高了制造业的要素成本。在中国朝着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经济发展要由粗放型的债务驱动转向更高效率的创新驱动。房地产繁荣要转变为科技和制造强国，政策导向集中体现为“房住不炒”和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房住不炒”以来房价趋于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