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作者：粵開證券分析師 羅志恒、馬家進）
改革開放征程已曆 40 餘年，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迹”：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人均 GDP 超過 1 萬美元，實作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曆史性跨越；近 8 億人擺脫貧困，打赢了人類曆史上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
成績的大幅提升通常意味着進一步上升的難度顯著增大。目前，中國正由追趕型經濟體向歐美等前沿國家快速逼近，“低垂的果實”已基本采摘完畢，科技創新、制度革新等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改革開放步入深水區。
新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國際國内環境的巨大變化，使得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邏輯發生五大轉變：一是從效率到公平，二是從先富到共富，三是從速度到安全，四是從側重資本到保護勞動，五是從房地産繁榮到科技和制造強國。
其一，從效率轉向公平。
在改革開放之初，“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對于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實作經濟快速增長有着巨大作用。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公平配置設定的重要性顯著上升，不僅能釋放出新的經濟增長潛能，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标。公平不隻是收入配置設定、财富配置設定更加公平，更重要的是實作起點公平，尤其是人力資本投資的公平，這需要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前醫療、教育和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間、區域間、行業間的差距顯著，尤其是農村基礎教育、醫療衛生、養老服務等一直較為薄弱，農民、新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務有待加強。
其二，從先富轉向共富。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老百姓的共同期盼，更是中國共産黨的莊嚴承諾。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全球貧富分化加劇，中國也不例外，至 2008 年基尼系數一度達到 0.491 的峰值，随後持續回落，2021 年為 0.466。
貧富分化加劇會對經濟發展産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一是降低微觀主體的創新動力，削弱經濟的潛在增長動能；二是制約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抑制消費和總需求的擴大；三是可能加劇社會沖突和沖突，不利于社會穩定。這意味着，實作共同富裕已經不隻是渺遠的理想，而是推動經濟再上台階的必然舉措。當然，共同富裕絕不是平均主義，而是要在發展中做大“蛋糕”，優化配置設定制度；實作共同富裕、優化和改革配置設定制度也并非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單兵作戰。未來，更需要站在全局的視角，統籌推動财稅制度、資本市場、房地産、教育、養老等領域的全面改革，切實提升居民收入獲得感、優化宏觀收入配置設定格局。
其三，從速度轉向安全。
一方面，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進入動蕩變革期，全球貧富分化加劇導緻民粹主義思潮泛起、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突發疫情擾動、地緣政治沖突等進一步惡化外部環境，各國都更加重視發展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國内的微觀主體出現了明顯的避險化趨勢。地方政府層面，以前面臨單一的 GDP 考核，現在面臨多重目标考核，不僅有經濟增長，還有環境保護、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脫貧攻堅、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等，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被問責的機率提高，每項工作都不能出差錯。相應地，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就是追求穩定，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采取一刀切方式貫徹執行。
企業層面，經濟下行期疊加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政策背景，企業從過去的擴張模式逐漸轉到相對收縮狀況，企業家信心較為低迷。居民層面，疫情産生疤痕效應，改變了居民的風險偏好，居民部門減少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平均消費傾向遲遲沒有回到疫情前水準。
其四，從側重資本轉向保護勞動。
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和占比持續下降，資本和勞動生産要素的稀缺關系發生逆轉。1978 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勞動相對過剩，資本相對稀缺。當時的環境下，誰掌握了資本就能創造财富，是以土地、社保及稅制等各種制度安排都朝着有利于資本的方向傾斜，勞動被忽視。
例如，稅制結構是以生産型稅收為主，而不是以消費型稅收為主，這導緻哪個地方有了資本，哪個地方就有了稅，而不是哪個地方有了人口和消費就有了稅。各個省份稅收的占比并不是跟人口和消費相關，而是跟資本相關，自然的結果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優待資本，而忽視對于基本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
其五，從房地産繁榮轉向科技和制造強國。
房地産貢獻了 GDP、财政稅收，解決了就業，帶動了上下遊産業，在整個經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房地産的發展已積累起巨額債務，導緻财政、金融風險交織。同時，房價大漲導緻貧富分化和社會焦慮，抑制了創新和消費，提高了制造業的要素成本。在中國朝着高品質發展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經濟發展要由粗放型的債務驅動轉向更高效率的創新驅動。房地産繁榮要轉變為科技和制造強國，政策導向集中展現為“房住不炒”和支援科技創新發展。“房住不炒”以來房價趨于平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