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共同富裕教育是第一位的
金融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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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促进共同繁荣的先例从未有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将在共同富裕中取得更加切实的进展"。这一声明是该缔约方全体会议文件中的第一次。面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足的问题，面对不同地区不同基地和条件，如何探索和促进共同繁荣？带着这种疑惑，第一财经"首席点评"项目组来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采访了姚阳校长。
问：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愿景中，当"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我们如何理解到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姚洋：中发达国家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定义。你说的培养基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在东欧的水平。东欧现在基本上超过20，000美元（人均GDP）。更明确的目标是到2035年将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这意味着按照目前的价格，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万美元，基本上是中等收入国家目前的水平。十五年后，价格将不得不每年至少上涨2%至3%，加上50%，所以到那时，我们将达到3万美元左右。
问：从平均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财富的称呼，但前面有一个前缀，叫做"普通富裕"。您如何理解"共同繁荣"这个词？
姚洋：说共同富裕，首先是说我们现在的现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的基尼系数约为0.47至0.48，相对较高。在计划经济的日子里，收入差距非常小，当时的基尼系数约为0.27，非常低。在市场经济中，它会带来一些收入分配缺口。市场经济也有放大机制，我们知道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在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是如此。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占GDP的百分比上升，这是皮卡特21世纪资本的核心理论。
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当时所说，市场经济本身会带来一些收入不平等。一方面，市场可以非常有效地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其结果不一定符合每个人的喜好、期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通过30多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发现，计划经济不会继续下去，你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我不想用"不公平"这个词，因为"公平"有特殊的含义。既然是市场经济，相信市场经济，就要相信市场分配是公平的，但结果是不平衡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不公正"。我们现在有时候讲这个问题，当我们讲到收入分配时，我们说收入分配不公平，这是过分的，我们应该说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
"有的地区，有的人能先致富，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有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在1985年会见一个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所说的话。从1985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12倍。2020年，GDP将首次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将达到1万美元。"钱袋"多鼓，"大本营"更厚，为促进共同繁荣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央财政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整高收入，消除违法收入。
问：如何定义什么是"高收入"，什么是"中等收入"，什么是"低收入"？
姚洋：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北京的中产阶级是什么？我想你问北京人民，他可能会给你一个例子。首先，你必须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所房子不能太小。其次，你可能有自己的车。有房子有车，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你家的年收入应该在20万以上。如果你去贵阳，你可能还有房子和汽车，但家庭年收入可能达到15万或10万感觉已经是中产阶级。我认为城市和地区是不同的。一般人会觉得，在北京这个地方，家庭年收入大概是780多万才能称之为高收入阶层，但你要看全国数据，10%的最高收入群体，是10%的最低收入群体收入的83倍，事实上，全国1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家庭收入是每年21万元， 中国的整体收入仍然相对较低。当然，中国10%的人口是1.4亿人，这个数字很大，基本上是世界上一些最大国家的总数。
人口中最低的10%也是1.4亿人，其中近1亿人经过八年的持续斗争，今年终于摆脱了贫困。今天，我国已经消除了赤贫和整个区域贫困。告别贫困的人民，在治国之道才刚刚起步的时候，又如何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呢？
问：中国已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跟进还是继续拉高这部分收入最低的人群，如何实现？
姚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普通人的收入能力，尤其是底层5%的人。我们中国人说，"给人一条鱼比给一条鱼要好。"人们有能力自己赚钱和创收是可持续的。教育是第一位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一开会，我就谈到了教育。我给他们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体育老师和我的小学母校的孩子们在江西农村打篮球。我想告诉你，这位体育老师也教数学。我们曾经说过，"你的数学是由体育老师教的"，这就是现实。将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和"超级中学"上是不公平的。乡下的孩子难道不能有爱因斯坦吗？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的智商分布更均匀。
问：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起跑线上加强教育，特别是年轻一代，为每个人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非常重要。这如何规范高收入，特别是高收入？
姚洋：高收入群体，我们一般理解为电影演员、企业家。很多影视演员都多付钱，当然不正常，但更多的还是行业自律。我和拍电影的人谈过，投资者也谈过，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持续的。企业家是另一回事，我们看到成功的企业家，我们看不到失败的企业家。我见过一些失败的创业者，真的丢了连裤子都没有，真的变成了"消极"，家里人摔死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创业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如果成功的企业家不承担风险，没有人会投资。回到20多年前，创业者的数量，无数，我差点就去创业了。有人拉我，让我们得到一个".com"（网站），如果我去，我想我会成为失败者之一。所以整个社会，这个群体一定有这么高的回报，因为成功的概率是1/2900，我们没有看到2899失败的人，这是一个认知陷阱："只看到成功，看不到失败。所谓调整，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是不够的，再缴纳45%的个人所得税，这个调整就足够了。
"收入分配"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安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意见》等几份重要文件中反复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十四五"规划》和《就业促进十四五规划》。2019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52.1%，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稳步提高"。
问：工人的收入，对于工人来说就是我们的收入，对于企业来说，是它的成本，两者之间的利益能否和谐协调？
姚洋：事实上，劳动者收入与GDP的比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
2008年之前，中国在劳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化。农业中工人收入的比例更高。从事农业，土地价值不高，机械也用得少，劳动收入占比较高。服务业劳动收入占比也较高，例如，理发基本上都是工人的收入，而编程是工人的收入。但行业不一样，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所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很多人去工业找工作，劳动收入的比重自然降下来了。这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最大原因。
自2008年以来，工人收入的份额一直在上升。因此，不要一直说我们工人的收入比例在下降，那就是"旧黄历"。十多年来，我们占工人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这两年又开始有点波动，我认为波动性与疫情有关。总体而言，工人收入占比已经开始上升。这几年，外卖哥很多，外卖是服务行业，为什么他们愿意做外卖哥，不上流水线工作？流水线挣的少，做好三四千块钱，但外卖哥能赚到八千块钱甚至一万块钱。服务业劳动力的边际贡献很高，想象一下，没有快递哥就做不到外卖，所以他的要价涨了，这就是市场行为。
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整个发展阶段的影响。下一步是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如何提高呢？很简单，必须鼓励发展劳动力占比高的行业，如高附加值的服务。现在，程序的"码农"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应企业的主要支出是程序员的工资，每年几百万美元的租金相比几千万的工资支出，是一个小头。总之，要提高普通人的收入能力，收入能力上升了，他的劳动收入份额也上升了。
问：相对落后地区的收入增长潜力在哪里？
姚洋：地域差距不是那么重要，老百姓才会选择。给普通人选择，可能会有一些人到鹤岗买房，拿到鹤岗户口，觉得在鹤岗生活很好，有家，在网上做一些生意，现在网上很多工作都可以完成，一个月收入3000元，"我很舒服"，也很好。因此，这种区域差距不应被视为大问题，要考虑城乡差距，则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密不可分。
我曾经做过一个演讲，说我们应该开放城市，让大家做出选择，一个女孩立刻站起来，举手说："姚教授，你说这不对，这个城市很拥挤，这么多人要做？""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是分成三六九人吗？"我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我来了，我要站起来，不要来"感到非常失望。很多人说农民来到城市，谁种地？为什么要在农村种植？当我说我很兴奋时，我想象着村里的亲戚想去镇上。包括我刚才说的"精英思维"和赢家的傲慢，他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超高中"不应该吗？有人说，学生也有选择，人们愿意去哪所学校，应该有不同的学校。在我看来，初中和大学之前不应该有选择，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接受相同的，一般的教育，对他来说不学习是一回事，给人们一个机会是另一回事。
问：在共同繁荣方面，是处理效率和公平问题吗？
姚洋：我愿意用平等和效率，其实并不冲突。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增进平等。难道我们不可能通过参与为社会和所有人提供机会的市场经济来促进平等吗？当然，平等是得到促进的。因此，我们不能说过去几年是居高临下的效率，其实平等是起点，没有平等从这个起点出发，我们怎么能有效率呢？今天，我们说，要提高普通人的收入能力，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更加平等和高效。农村的孩子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就不会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可能会成为伟大的数学家，变得有效率。有机会充分利用您的个人能力，以实现平等并提高效率。
姚洋：长安街阅读协会会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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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家度;一审：程子熙;评论：李宇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