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谈共同富裕：房产税可以征，但遗产税没必要

原标题：姚洋谈共同富裕：房产税可以征收，但遗产税没有必要，因为它与我们的文化不是很相容

专访：傅碧涵、宋悦（实习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扬近日与经济学人圈就共同繁荣等问题进行了交谈，以下是采访全文。

经济学家圈：您如何看待共同繁荣？

姚阳："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很新的名词，也许我们没有注意到，领导人在十四五中计划十九五中全会上，都提到了共同富裕，可能比十四五年计划还要多，所以我们没有注意到。这次8月17日，中央财政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来到这次会议，它的意义不一，就是要处理如何落实的问题。

至少在2010年之前，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上升。当时，基尼系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约为0.49，我们的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2010年为0.52，这种差距主要是因为统计局没有调查前1%的人，也没有调查足够的最低10%的收入人群。所以这就像把头部的样本捏到尾巴上一样。我们的样本发现了一些较贫穷的人，所以我们的基尼系数更高。但此后基尼系数一直在下降，在过去几年中略有波动，现在可能是0.47至0.48，因此收入分配仍然非常不平衡。

另一方面，财富的分配也是不均衡的。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10%的人拥有40%以上的财富。但我们的调查是，10%的人口拥有该国70%的财富。我认为可能有一些统计方法不同，因为我们是计算的，比如现在的房地产价格，这会拉大贫富差距。因为一线城市的房价非常高，所以收入最高的10%的人居然都在一线城市，所以拥有财富也比较大，而且很多农村居民的房产基本一文不值。

我们的统计数字表明，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大约是最低10%人口的85倍，而最底层的10%人口的收入仅占我们总收入的0.5%。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也是提出共同富裕的一个步骤，过去我们主要搞GDP，GDP，然后我们要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差距还是很大。邓小平提出先让一些人富裕起来，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所以实现共同富裕是很自然的。

但应该指出的是，收入和财富本质上是结果，收入能力的根本差异很大。现在，如果你想进入一个富裕的家庭或中产阶级，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劳动密集型工作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因此，教育是第一位的，但我们教育的差距是巨大的。这里有几个数字，首先是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年轻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刚刚超过九年，这也是最近才出现的，也就是说，他们刚从初中毕业，这意味着有些人没有从初中毕业。这个城市实际上没有12年的教育，但它比农村更好。大城市教育程度较高，大学进入普及阶段。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代际流动性下降得非常快，我们通常使用我的教育水平与我父亲的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越高，社会流动性越差。使用我们的数据，1930年代出生的人与父母的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约为0.6，0.7，然后开始下降。到了20世纪50年代，出生人数已经下降到最低0.35人，基本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然后又开始上升，现在是0.5，0.6，这意味着50年或60年后他已经回去了。让我们仔细看看数据。在1985年出生的人中，约有8%的人仍然没有完成初等教育，现在已经30多岁了，但8%的人是半文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他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因为你有这么大的教育差距。这是我国贫富差距的一般情况。

经济学人圈：您认为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应该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实现基本的共同繁荣？

姚阳：看高标准或低标准，如果是高标准，像台湾和韩国，他们的基尼系数是0.35。内地很难达到这个标准，但现在我们能否将目标设定在0.4至0.45之间，或低于0.4至0.42之间？

经济学人圈：您如何理解这三种分布？

姚洋：我预计会有一些政策鼓励人们捐款，比如设立信托基金，然后做慈善，这也许是鼓励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不能这样做，将来可能会有政策，有法律文件允许你这样做，促进很多人捐赠。

我国现在的税率比较高，企业所得税高达25%，企业主如果拿出这笔利润，他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是45%，所以很多人不出来。不要看自己的资产都很大，其实他们能享受到的部分也比较小。所以我们看到了最后一轮去杠杆化，一些公司倒闭了。你会发现他会有一些真正的"负面因素"，因为他所有的资产都在生意上，一夜之间他就走了。而且这是很常见的，如果我们允许，比如说，一个信托基金，那么信托基金用它来做一些慈善，不收他的税，会鼓励很多人做慈善。

但有一件事我觉得在各个微信群和自媒体以来，解读是错误的，认为第三次分配是强迫大家捐款，特别是一些企业，立即带头捐款多少亿元，觉得被迫有更多的捐款意义。

但要看，与美国相比，中国企业家占总捐款的比例远高于美国，美国是贡献最大的普通人，普通人捐出的钱很多。他们的许多智囊团都是由普通人捐赠的，给一个会员一年，然后你给它一年多少钱。他们以为我相信你，所以我想支持你，我愿意捐，一年捐500、1000美元，但少，多人。所以美国正在捐赠很多，不是因为像巴菲特这样的人在捐赠，而是因为普通人在捐赠。

我不认为我们会三次分配到虚假陈述上，不要针对我们所有的企业家，不要说，"对不起，你没有捐款就有问题。有些人甚至说，在我们重新社会化资产的阶段，这些解释是完全错误的。

本次会议的目的是研究一些政策，鼓励人们进行慈善捐赠。

我认为必须征收财产税，因为土地正在慢慢售罄，财产税可以成为资金来源。对财产征税不会影响人们的工作动机，因为这纯粹是一种消费资产。当然，房产税的征收不会影响普通人，他会有免税额，所以普通人不用担心，比如我家三口有一套90平方米、100平方米的房子，我估计基本上不纳税或者少交税，所以还有收入调整效应。

但要小心遗产税，这与中国文化不太相符。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它是作为一个家庭产生的，儿子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有时是不清楚的。比如，父亲想把财产给儿子，儿子也要纳税，但儿子说纳税不对，因为我也贡献了。也许他的父亲以前没有给他赌注。因此，遗产税并不完全符合我们以家庭为基础的文化。

再说，我们很多人买房，都是为孩子买的，你突然对孩子的房子也要缴税，他们买不起啊。一线城市这所房子搬了500万，几千万，你要交多少遗产税？说20%，对吧？把它压下去是没有意义的，这所500万美元的房子将支付100万美元。一个年轻人一无所有，他继承了一套房子，先付了一百万，他哪里有钱？

美国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对下一代的房子，然后他就不能继承了，孩子说"我没有钱，我可以先卖房子吗"，政府说不，你必须先转给你的名字，你必须纳税，交税才能卖掉。所以你先要借钱缴税，然后再卖掉房子，这在中国显然很难说得通，也不需要遗产税。

许多国家发现遗产税没有最终征收。老百姓终于有了各种空钻，最后政府没有招收多少。

经济学家圈子：为了实现共同繁荣，还可以做些什么？

姚洋：实现共同富裕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提高所有人的生产能力，就是给人鱼或者给人鱼，就是你给他渔具或者直接给他鱼。

显然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但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形势下，比如"鸡"的出现，其实是有分歧的，就是中产阶级及以上家庭对孩子的投入越来越多，但穷人的投入却在减少。我们说的是"平躺"，但现在50%的人实际上可能是最低收入者，他们已经平躺了，他们根本没有鸡，你去乡下看几只鸡，给孩子们补习班等等。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没有那种能力。因此，差距扩大了。

当然，还有其他措施来实现共同繁荣，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改善我们5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教育，但我们在这方面的投资还不够。

我们现在的教育资源集中度非常高，我最近听了一篇论文，那就是公共教育投入越多，相反，教育差距就越大。笔者发现，我们的公益教育资源大部分都投入到学校，如果仔细看学校，投资也集中在少数几所所谓的优质学校。

你去一个城市，一个省，他要把钱投入到好的学校，好的学校越来越好，差的学校越来越差。我们都知道谁去坏学校，谁上好学校，但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北京现在要轮流老师，你在一所学校待三年，然后到另一所学校待三年，这么好，资源配置会比较平均下来。这样做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减少人们的焦虑，因为你不能也不必竞争。

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太低。在经济50人论坛上，我展示了一张我小学的照片，一位体育老师教孩子们打篮球，我说你知道这个男体育老师也教数学，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

因此，我认为共同繁荣与教育改革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一起专注于教育，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