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談共同富裕：房産稅可以征，但遺産稅沒必要

原标題：姚洋談共同富裕：房産稅可以征收，但遺産稅沒有必要，因為它與我們的文化不是很相容

專訪：傅碧涵、宋悅（實習生）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揚近日與經濟學人圈就共同繁榮等問題進行了交談，以下是采訪全文。

經濟學家圈：您如何看待共同繁榮？

姚陽："共同富裕"并不是一個很新的名詞，也許我們沒有注意到，上司人在十四五中計劃十九五中全會上，都提到了共同富裕，可能比十四五年計劃還要多，是以我們沒有注意到。這次8月17日，中央财政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來到這次會議，它的意義不一，就是要處理如何落實的問題。

至少在2010年之前，中國的貧富差距一直在上升。當時，基尼系數根據國家統計局給出的約為0.49，我們的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跟蹤調查資料，2010年為0.52，這種差距主要是因為統計局沒有調查前1%的人，也沒有調查足夠的最低10%的收入人群。是以這就像把頭部的樣本捏到尾巴上一樣。我們的樣本發現了一些較貧窮的人，是以我們的基尼系數更高。但此後基尼系數一直在下降，在過去幾年中略有波動，現在可能是0.47至0.48，是以收入配置設定仍然非常不平衡。

另一方面，财富的配置設定也是不均衡的。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料顯示，10%的人擁有40%以上的财富。但我們的調查是，10%的人口擁有該國70%的财富。我認為可能有一些統計方法不同，因為我們是計算的，比如現在的房地産價格，這會拉大貧富差距。因為一線城市的房價非常高，是以收入最高的10%的人居然都在一線城市，是以擁有财富也比較大，而且很多農村居民的房産基本一文不值。

我們的統計數字表明，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大約是最低10%人口的85倍，而最底層的10%人口的收入僅占我們總收入的0.5%。

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也是提出共同富裕的一個步驟，過去我們主要搞GDP，GDP，然後我們要消除絕對貧困，但相對貧困差距還是很大。鄧小平提出先讓一些人富裕起來，現在這個目标已經實作，是以實作共同富裕是很自然的。

但應該指出的是，收入和财富本質上是結果，收入能力的根本差異很大。現在，如果你想進入一個富裕的家庭或中産階級，如果沒有良好的教育，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勞動密集型工作基本上已經消失了。

是以，教育是第一位的，但我們教育的差距是巨大的。這裡有幾個數字，首先是農村的平均教育水準，年輕人的平均教育水準剛剛超過九年，這也是最近才出現的，也就是說，他們剛從國中畢業，這意味着有些人沒有從國中畢業。這個城市實際上沒有12年的教育，但它比農村更好。大城市教育程度較高，大學進入普及階段。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代際流動性下降得非常快，我們通常使用我的教育水準與我父親的教育水準之間的相關系數，相關系數越高，社會流動性越差。使用我們的資料，1930年代出生的人與父母的教育水準的相關系數約為0.6，0.7，然後開始下降。到了20世紀50年代，出生人數已經下降到最低0.35人，基本達到發達國家的水準，然後又開始上升，現在是0.5，0.6，這意味着50年或60年後他已經回去了。讓我們仔細看看資料。在1985年出生的人中，約有8%的人仍然沒有完成初等教育，現在已經30多歲了，但8%的人是半文盲。是以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想象他的收入差距正在擴大，因為你有這麼大的教育差距。這是我國貧富差距的一般情況。

經濟學人圈：您認為我們國家在世界上應該達到什麼标準才能實作基本的共同繁榮？

姚陽：看高标準或低标準，如果是高标準，像台灣和南韓，他們的基尼系數是0.35。内地很難達到這個标準，但現在我們能否将目标設定在0.4至0.45之間，或低于0.4至0.42之間？

經濟學人圈：您如何了解這三種分布？

姚洋：我預計會有一些政策鼓勵人們捐款，比如設立信托基金，然後做慈善，這也許是鼓勵的，因為我們國家現在不能這樣做，将來可能會有政策，有法律檔案允許你這樣做，促進很多人捐贈。

我國現在的稅率比較高，企業所得稅高達25%，企業主如果拿出這筆利潤，他還要繳納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是45%，是以很多人不出來。不要看自己的資産都很大，其實他們能享受到的部分也比較小。是以我們看到了最後一輪去杠杆化，一些公司倒閉了。你會發現他會有一些真正的"負面因素"，因為他所有的資産都在生意上，一夜之間他就走了。而且這是很常見的，如果我們允許，比如說，一個信托基金，那麼信托基金用它來做一些慈善，不收他的稅，會鼓勵很多人做慈善。

但有一件事我覺得在各個微信群和自媒體以來，解讀是錯誤的，認為第三次配置設定是強迫大家捐款，特别是一些企業，立即帶頭捐款多少億元，覺得被迫有更多的捐款意義。

但要看，與美國相比，中國企業家占總捐款的比例遠高于美國，美國是貢獻最大的普通人，普通人捐出的錢很多。他們的許多智囊團都是由普通人捐贈的，給一個會員一年，然後你給它一年多少錢。他們以為我相信你，是以我想支援你，我願意捐，一年捐500、1000美元，但少，多人。是以美國正在捐贈很多，不是因為像巴菲特這樣的人在捐贈，而是因為普通人在捐贈。

我不認為我們會三次配置設定到虛假陳述上，不要針對我們所有的企業家，不要說，"對不起，你沒有捐款就有問題。有些人甚至說，在我們重新社會化資産的階段，這些解釋是完全錯誤的。

本次會議的目的是研究一些政策，鼓勵人們進行慈善捐贈。

我認為必須征收财産稅，因為土地正在慢慢售罄，财産稅可以成為資金來源。對财産征稅不會影響人們的工作動機，因為這純粹是一種消費資産。當然，房産稅的征收不會影響普通人，他會有免稅額，是以普通人不用擔心，比如我家三口有一套90平方米、100平方米的房子，我估計基本上不納稅或者少交稅，是以還有收入調整效應。

但要小心遺産稅，這與中國文化不太相符。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它是作為一個家庭産生的，兒子和兒子之間的關系有時是不清楚的。比如，父親想把财産給兒子，兒子也要納稅，但兒子說納稅不對，因為我也貢獻了。也許他的父親以前沒有給他賭注。是以，遺産稅并不完全符合我們以家庭為基礎的文化。

再說，我們很多人買房，都是為孩子買的，你突然對孩子的房子也要繳稅，他們買不起啊。一線城市這所房子搬了500萬，幾千萬，你要交多少遺産稅？說20%，對吧？把它壓下去是沒有意義的，這所500萬美元的房子将支付100萬美元。一個年輕人一無所有，他繼承了一套房子，先付了一百萬，他哪裡有錢？

美國有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對下一代的房子，然後他就不能繼承了，孩子說"我沒有錢，我可以先賣房子嗎"，政府說不，你必須先轉給你的名字，你必須納稅，交稅才能賣掉。是以你先要借錢繳稅，然後再賣掉房子，這在中國顯然很難說得通，也不需要遺産稅。

許多國家發現遺産稅沒有最終征收。老百姓終于有了各種空鑽，最後政府沒有招收多少。

經濟學家圈子：為了實作共同繁榮，還可以做些什麼？

姚洋：實作共同富裕最根本的途徑，就是提高所有人的生産能力，就是給人魚或者給人魚，就是你給他漁具或者直接給他魚。

顯然中國人非常重視教育，但在目前競争激烈的形勢下，比如"雞"的出現，其實是有分歧的，就是中産階級及以上家庭對孩子的投入越來越多，但窮人的投入卻在減少。我們說的是"平躺"，但現在50%的人實際上可能是最低收入者，他們已經平躺了，他們根本沒有雞，你去鄉下看幾隻雞，給孩子們補習班等等。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他沒有那種能力。是以，差距擴大了。

當然，還有其他措施來實作共同繁榮，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改善我們5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的教育，但我們在這方面的投資還不夠。

我們現在的教育資源集中度非常高，我最近聽了一篇論文，那就是公共教育投入越多，相反，教育差距就越大。筆者發現，我們的公益教育資源大部分都投入到學校，如果仔細看學校，投資也集中在少數幾所所謂的優質學校。

你去一個城市，一個省，他要把錢投入到好的學校，好的學校越來越好，差的學校越來越差。我們都知道誰去壞學校，誰上好學校，但這是一個大問題。是以北京現在要輪流老師，你在一所學校待三年，然後到另一所學校待三年，這麼好，資源配置會比較平均下來。這樣做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那就是減少人們的焦慮，因為你不能也不必競争。

農村地區的教育投資太低。在經濟50人論壇上，我展示了一張我國小的照片，一位體育老師教孩子們打籃球，我說你知道這個男體育老師也教數學，這不是開玩笑，這是真的。

是以，我認為共同繁榮與教育改革息息相關，因為我們一起專注于教育，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