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作為“現代城市程序：巴黎建築展”系列講座之一，“上海VS巴黎：文化遺産與城市更新”講座在西岸美術館舉行。本講座與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合作，深入探讨法國20世紀的遺産保護和法國城市遺産保護中的士紳化運動與反思，以及上海前法租界的成型與發展。
“巴黎建築：城市程序的見證（1948-2020）”是國内首個聚焦國際城市發展程序的特展。林蔭大道、街角花園、高層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濱水空間，同為一水兩岸的城市，上海的曆史風貌中投射着巴黎的影子。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盧永毅、邵甬以主題演講和論壇的形式，帶領觀衆從遺産保護的專業視角出發，走入巴黎與上海兩座城市近百年城市發展曆程。
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盧永毅
盧永毅以《蓬皮杜中心的空間、結構與文化想象》為題，講述了這一巴黎戰後典型城市更新項目。1976年初，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落成開館，作為20世紀西方現代藝術的殿堂，以機器般的“魯莽”形象，永久地駐留在了曆史名城的心髒之中。這個離經叛道的建築方案是如何從600多份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被采納的？這其中包含了怎樣的文化想象？又是如何結合了工程師的智慧建造而成的？
盧永毅介紹，蓬皮杜藝術中心位于塞納河右岸擁有大量文化遺留的曆史街區，馬路對面就是Le Marais（馬萊）保護區，二戰前，該地區被列為巴黎第一号不衛生街坊。糟糕的交通、衛生、居住條件引發了許多建築師的思考，其中最著名的是1925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上展出的勒·柯布西耶巴黎市中心改建規劃方案，該方案提出要拆除大量舊建築，被柯布西耶本人稱作“大手術”式的改造。法國人并沒有采用這種更新方式，經曆了戰後建設的繁榮時期，1960年代末，在“建設巴黎”和“毀滅巴黎”的紛争中，時任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宣布在巴黎建立一個藝術中心，在次年為蓬皮杜藝術中心舉辦的國際設計大賽中，意大利的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和英國的理查德·羅傑斯（Richard George Rogers）脫穎而出。
“激進的外表之下，不僅展現兩位年輕建築師對形象的追求，更飽含空間的意義。不同于傳統公共建築形象，蓬皮杜藝術中心沒有高高的台階，敞開的底層與街道彼此交融，建築師試圖以最少的支撐讓建築成為‘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巨型架構’，一個‘靈活的容器’，以開放性的姿态傳達文化不是精英專屬這一理念。”
為人群共享是蓬皮杜藝術中心的設計理念，同時也是巴黎城市更新遵循的要義。城市中心的舊區改造不可避免地帶來社會結構調整，巴黎政府的宗旨是維護社會結構的多樣性，讓各種階層的市民都能享受精彩的城市生活。
邵甬以《平衡之道——法國城市遺産保護中的士紳化運動與反思》為題，講述在對城市遺産保護的程序中，如何讓城市遺産與城市中心成為不同階層人群共享的案例。演講開始，邵甬首先回溯到現代城市的第一輪更新——19世紀奧斯曼主導的巴黎大改造，奧斯曼的改造不僅展現在地面之上，如通過交通将景觀串聯，并且在每個區設立醫院、教堂、歌劇院等公共服務設施，城市的基礎設施，更展現在地面之下等看不到的基礎設施建設，如讓巴黎人引以為傲的下水道系統。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奧斯曼的改造不但對城市從古羅馬時期到中世紀曆史遺存的破壞，更因征用土地導緻部分市民流離失所，造成社會動蕩。
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邵甬
第二輪城市更新是1960年代的舊城改造與戰後重建。由于經濟快速增長導緻城市中心住宅匮乏，以及二戰勝利後重塑民族信心的宏偉城市夢想，許多城市在1960年代開啟了“推土機式重建”和清理貧民窟運動，而巴黎，卻選擇了不一樣的道路——事實證明，這樣的改造隻是對貧民窟進行轉移，同時造成沉重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城市的文化遭到嚴重破壞。
邵甬将與蓬皮杜藝術中心一街之隔的Le Marais（馬萊）稱作巴黎的老城廂——12世紀，這裡出現了菲利普·奧古斯特城牆；14世紀，查理五世城牆在此建造；16世紀，這裡成為貴族聚居區域；17世紀，亨利四世在此建造王宮，中央為“沃日廣場”;18世紀，由于新郊區的建設而沒落，内院、花園變成大雜院；18世紀末，大革命徹底重組社會結構和土地權屬，該地區成為普通生活街區，其中加建大量倉庫、作坊和辦公建築；19世紀，街區日趨破敗，成為外國移民聚居之地，居民底層化，成為巴黎最不衛生街區。
這一被邵甬稱作“最巴黎的地方”，在1960年代迎來遺産保護與價值重制。1962年，法國率先頒布保護曆史地段的《馬爾羅法令》，該法令對城市遺産以立法形式進行保護的同時，也為城市更新提供了另一種模式，即城市更新的目的不僅是物質更新，更重要的是能否改善環境以及帶來新的活力。
正是在《馬爾羅法令》的背景下，Le Marais（馬萊）開啟了“有機更新”：針對文物建築進行修繕和活化利用，17世紀的古建塞雷府邸于1963年改建為畢加索博物館，沃日廣場改造為城市重要公共空間；針對風貌街坊進行整治，1972年開始實施聖保羅村整治計劃，通過留改拆添來提升居住品質和公共服務設施，疏通空間，建設公共通道，引入底層商業。
在1公頃的用地上，保留了50幢曆史建築，提供了241套舒适住宅，1個公共服務綜合體，将近6000平方米的商業面積……以聖保羅村為代表，在對曆史街區進行保護修繕及價值重制的同時，新的不平衡出現了——曆經1965-1990年文化産業入駐，書店、古董店畫廊數量激增，到2003年開始以成衣店、珠寶店、香水店為代表的連鎖商業擴張，馬萊區商業開始“士紳化”，巴黎人發現，馬萊區不再是他們記憶中的馬萊區。
建築密度疏解後，人口的社會結構開始變化，勞工的比例由1954年的35%下降至1999年的7%，公務員與知識分子則由5%上升至46.6%。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被稱作士紳化，由英國學者Ruth Glass首次提出，指“擁有較高經濟和文化水準的人群，遷入本是工薪階層聚集的舊城區，進而導緻工薪階層的搬離”。
法國各界人士做出種種嘗試以彌合舊區改造中衍生的新的“不平衡”。1975年，著名經濟學家諾拉在《諾拉報告》中批駁了将手工業者和勞工排除在外的改造模式，并提出“住房改善計劃”等公共政策，即通過政府補貼等形式幫助私有業主修繕舊房，使城市的中下收入人群能夠繼續生活在受到保護并以改善了的巴黎城市中心。
最後，在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助理教授江嘉玮的主持下，盧永毅與邵甬以論壇的形式就現場觀衆提問進行探讨。她們認為，巴黎的浪漫在于既傳統又創新，其在文化遺産保護與城市更新方面的經驗值得上海借鑒，進而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