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姚洋谈教育内卷：中考分流过早，建议十年义务教育

从一线城市到偏远村庄，教育焦虑正在席卷全国。如何走出内在的体量，构建真正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的教育生态，是我国基础教育必须面对的难题。

"双减"新政策刚刚出台，开启了新一轮教育改革，包括强化校外教育主体地位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目前的教育改革政策尚未完成，中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考试社会的内部问题，就必须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 普及高中，实行十年义务教育。

他认为，早期分流的孩子，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相反，中国初级水平难以满足智能制造行业对高级蓝领的要求，应该让所有孩子在读完普通高中后选择职业或大学路线。

建议实行十年义务教育

第一财经：您一直非常关注义务教育改革的话题，此前曾提出将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在15年时间内普及高中教育，最近您进一步提出实施十年义务教育。是什么让你改变主意？这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姚洋：最近，社会内部量的讨论很多，中央也出台了高标准的"双减"政策，对课外补习和择校作了一些规定，但政策制度尚不完善，对高中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规定不明确。

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学生不必要地学得太多，这是内在的量。很少有人想滚进来，但每个人都被迫这样做。因为资源有限，上大学不仅可以看自己的努力，更看别人的努力，每个父母都被迫把孩子越来越快地放在"跑步机"上。

大量无意义的刷牙问题浪费了孩子太多的时间，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这种教育体系不利于创新社会的创造。

智商是基本的，努力工作对于科学创造力很重要，但死记硬背的教育进一步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导致智商较高、情商低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打击，难以发挥自己的潜力。

教育培养了一些有天赋的孩子，成为无所事事的普通人，这是目前必须反思的问题。培养创新人才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学生从这些无用的内在体积中拯救出来，减轻孩子和家长的负担。但单靠打课外班，是没有办法减轻负担的，课外补习工作很快就会减少到零，落地不下。

减轻负担，关键是要系统地改革教育制度，实行十年义务教育，把初中合并为一个一贯的中学制，严格规定不能选校，不能再有中学。

美国的择校实验也是失败的，在中国的考试社会是一个"有毒的肿瘤"，超级中学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他们通过"捏尖"会把好学生"捏"走，追求超高的晋升率，也让那些没有进入超高中的孩子觉得自己是二流的， 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

第一财经：您认为引入十年义务教育可以解决目前教育量的问题吗？

姚洋：是的。从内部量出发必须从教育体制改革入手，普及高中是必要的，如果我国的财政资源不能做到12年，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减为十年义务教育，一旦实行十年义务教育，家长们想"滚"也"滚"就不成了。

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十年义务教育可以这样安排：小学五年制，实行一贯的中学制，初中和高中进入五年制，随机分配初中，从根本上结束了择校。这样，学生的分布也更加均匀，好学生可以带动第二名的后进学生。孩子在上小学前可以增加学前班，这样他们七岁就开始上小学，十七岁中学毕业，上大学没有问题。对于大多数高校来说，十年义务教育的知识储备是足够的。一些顶尖大学如果对学生有额外的要求，可以增加一年的预科学校。没有上大学的孩子可以上中学两到三年，然后就业。这将使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内部数量得到完整的体制解决办法。

过早转移学生是不合适的

第一财经：近日，相关部门提出坚持高中教育"就业比例"大致相当，认为这一举措能够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劳动力，使经济能够保持合理的增长态势。家长们明白的是，通过分流考试后，有一半的孩子不会上普通高中，但进一步加深了对教育和内部容积的焦虑，你认为分流考试能实现政策设计的初衷吗？

姚洋：过早地将孩子分流，根据他们的学业成绩分成369个是错误的。应该承认，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都有自我发展的希望，不是通过转移来打击他们，而是给他们希望，让所有的孩子都读完普通高中，然后他们的头脑更加成熟，然后选择走职业技术路线或大学路线。

未来，我国产业升级需要开数控机床，工厂需要技术大专文凭，初中毕业进入职业教育，学生的知识储备不足，无法满足高级蓝领的要求。

第一金融：德国学生在小学决定是技术工人还是高考。相比之下，为什么您认为中国学生初中毕业后转入职业高中还为时过早？

姚洋：首先，德国的制度本身受到了国内很多人的批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职业教育水平和德国有很大不同，也无法学习德国。德国技校教育很好，技工学校的学生每周五天，三天都在上高中，在工厂里只有两天，让普通高中的知识也学过，也真正学过技术。

我国的情况是，技校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农村60%的技工学校不学真技术，技校传授知识与工厂技能严重脱节。在德国，技术工人和大学生之间的通道是开放的，在职工人可以上技术大学之后，德国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比中国只有40%左右的学生上大学，但到了30岁，60%的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然而，这个渠道在我国是封闭的，绝大多数人在成为工人后一生都是工人。

不管你是不是德国的普通工人，几年后你可以上一所技术大学，你就会成为一名具有社会地位和体面薪水的高级蓝领工人。我们了解了德国的转移，但我们没有了解德国系统的后半部分。现在学生被分流后做蓝领是没有晋升渠道的，这对初中生孩子来说并不好，尤其是农民家庭的孩子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

我一直在呼吁工人要有成绩，开放适合他们的技术大学，比如像过去那样的兼职和半失业大学，让他们有机会接受第二次教育。

First Financial：您如何看待最近三家机构向职业教育学院转型的尝试？中国如何改变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错位的困境？

姚洋：方向是对的，关键是怎么做。我去德国看到，德国技术型大学必须与两家大公司合作，它们有着密切的合作，不仅要提供资金支持，还要在大学里拥有许多公司的实验室。

技术大学属于工程教育，经营一所技术大学的成本远远高于经营一所普通大学。技术型大学必须配备大量资金并得到支持，而三所学校没有这一条件。这些高校向技术型大学转型时，必须有与大企业联合办学的思路，改变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的局面。

缓解焦虑的关键在于教育体制的改革

第一财经：中央近日发布"双减"文件，有效缓解家长焦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规范课外补习工作是解决父母焦虑症的方法吗？

姚洋：教育焦虑是当今社会非常普遍的情况，不仅大城市的父母焦虑，偏远地区刚刚脱贫的贫困家庭也很焦虑，因为当地公立中学的升学率不理想，有贫困家庭尽最大努力把孩子送到昂贵的私立高中学习。现在整个社会都非常重视教育，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的问题，那么那甚至只会让家庭摆脱贫困，再次陷入贫困。

我们的教育改革不能再只是挠皮肤，而是采取一些不能治本治本的政策，而应该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如果教育体系的一些根本性改革不超前，而只是严格把关辅导班，那么家长就会选择四舍五入到零，要求私立教育，推高"一对一"的价格，有的家庭愿意付出代价，能够负担得起，但经济却比家庭能承受的还要差。

从国际上看，韩国、日本等都禁止了补习班，效果不好，最后只能放出来。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不是政府的约束，而是这些地区的大学已经普及教育，孩子可以上大学，孩子上补习班的孩子自然少，只有那些想去最好的大学参加补习班的人，补习班的规模就会大大减少。

减轻负担，让孩子玩大自然，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专长。如果大学受欢迎，60%的孩子可以上大学，高考可以改革，普通学校不仅要看高考成绩，特殊学生也可以发现，有才华的孩子可以出来，这对我们国家建设创新型社会非常重要。

第一财经：你一直很关注中国的教育平衡，特别是农村教育的发展，你认为，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需要做些什么？

姚洋：农村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农村教师资源短缺，应鼓励更多自由的正常学生到农村，多投入财政，改善农村教师待遇。

现在普通学生是免学费的，但学费已经很低了，对于没有多少激励的学生，下一步应该是改善待遇，学生的奖学金要高一点，减轻家庭负担，这些学生毕业后如果去农村工作，除了正常的工资外，国家还可以额外拿出一部分工资， 让学生在农村工作三五年感到安心，缓解农村教师的匮乏。

现在教育体系中对农村孩子有很多不友好的政策，这是高考英语考试的典型，加剧了城乡教育的不公平。

现在高等教育的学费，越好大学学费越低，清华大学每年的学费只有5000元，而三所大学收费数万元，这些学校大多是农村孩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英语成绩不高，导致他们在与本市孩子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进入一两所大学的低入学费，使经济条件偏高的农村家庭承担高昂的学费。因此，取消高考英语考试，以英语成绩为参考分数，在促进城乡教育平衡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