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在2035年建设电影强国的目标，而电影强国的内涵，除了国内电影与市场的不断繁荣之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也是重要维度之一。
《规划》中明确提到，要提升国际影响力，需要从“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拓展国际发行网络”、“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三个方面入手。而这三点，也正是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强国产业论坛的主要话题，来自中外的资深从业者共聚一堂，分析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现状，也为未来的发展道路出谋划策。
一个案例与三步机制
如今谈及中国电影“走出去”，《流浪地球2》势必是绕不开的重要案例。影片实现了全球同步上映，据猫眼专业版显示，目前《流浪地球2》在北美票房突破500万美元，全球除内地市场外总票房达1400万美元。
数据来源：猫眼专业版
全球同步上映的方式在许多外片登陆国内市场时很常见，但对于国产片在海外市场来说，目前仍是相对罕见的宣发策略，谈及原因，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表示，“像功夫片、科幻片是对于未来遐想的故事核，所以它在海外产生共鸣的先决条件会比一般的影片强一些。它不像喜剧片，没有和本土文化有太紧密的关联。”
听上去轻松，但在上映时国际航班都还没有开通几条的情况下，用20几天的时间完成拷贝的传输、宣发人员的投入等工作，压力是比以往的全球同步上映还要更大的。所幸投入换来了应有的回报，傅若清提到，影片第一周在北美、澳新、英国等相对比较排斥华语片的成熟市场，拿下了超出预期的表现。
究其原因，傅若清认为，海外发行团队的专业度是关键，“这次发行没有按照以往请一些海外华人、同胞们，或者他们的宣传公司，我们这次都是选择的海外专业发行公司。专业的发行公司无论在宣传、排片、布局上都比较张弛有度，所以在一个月以后都还有相应的场次能够看到《流浪地球2》。”
傅若清
《流浪地球2》的成功固然值得欣喜，但单靠一部影片的成功难谈中国电影整体的对外输出，何况《流浪地球2》本身在各方面都是一个难以对标的头部项目。要让更多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市场，需要建立起全面而有效的市场机制。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兼总经理于冬提出了“三步走”的建议。
第一步是培养国际买家，让全球电影买家到中国的电影节展来挑选国产片。于冬举例道，“参考韩国电影的崛起之路，韩国曾经在釜山电影节把全球买家请来，甚至便宜到一万美金十部片拿走。等到买家回去赚钱之后，变成一个有意思的生意，他又来了，然后再逐渐涨价。”第二步是推动国际合拍，通过共同出资、共同拿出自己的市场发行能力，来捆绑利益。第三步则是要打造成熟的国际档期，这是真正融入世界市场最重要的部分。于冬认为，目前春节档已经具备了全球同步的能力，就像好莱坞打造的圣诞档、暑期档一样，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有全球竞争的电影，“因为2月份这时候实际上是全球相对比较弱的档期，但是对于海外七千万华人来讲是全球同步看到中国大片的机会。”
于冬
“三步走”的规划，实际上是对好莱坞等成熟电影市场的学习经验。导演陆川就曾与迪士尼合作过一部动物题材的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该片以国内野生动物的视角，讲述了几段拟人化的故事。陆川提到，在合作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好莱坞电影制作的工业流程与国内的差异，“签合同之前，他们就已经把发行日期定了。合同里面会写明要求，比如前采6个月，拍摄18个月，后期10个月。我当时觉得挺恐怖的，当你签这么一份合同的时候三年半就没了。”
最终，《我们诞生在中国》就在合同上约定好的时间如期上映了，并且迪士尼的线下店、屏幕都在滚动播放，在休斯顿的墨西哥、西班牙裔社区，陆川看到学校校车带着孩子一车一车地进电影院，家长也跟着一块看。
陆川
这是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发行体系带来的优势，让制片周期、发行档期、版权收益等所有流程都有统一规划。据陆川透露，该片最终在全球市场的票房达到了3300万美元。尽管目前中国电影距离成熟的工业体系还有很遥远的距离，但至少可以通过借鉴海外市场过去的发展道路，以分步走的方式逐步靠拢。
内在价值是电影精神
《我们诞生在中国》以野生动物为主角讲故事，自然削减了文化隔阂所带来的接受门槛，而到了属于人类形象的故事片领域，中外电影的交流实际上经历了漫长的变迁。
《我们诞生在中国》
比如，屡次在好莱坞大片中有过出演的经历的李冰冰就提到一个问题——很多西方电影在过去一些时间里，对亚洲人的形象是模糊的、分不清楚的，“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他们觉得都是一个样子。”
不止是人物形象层面，文化层面的共性也让西方观众难以分明，东京国际电影节主席，前资深外交官安藤裕康指出，中日韩文化虽各有不同，但东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实都受到儒教、佛教非常深的文化传承影响。这种影响赋予了东亚独特的文化意识和美学意识，这和欧美或者伊斯兰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因而也造就了东亚电影独特的价值感。
安藤裕康
所幸随着中国电影佳作不断涌现，东亚各国之间的差异性也愈发明晰。德国导演、编剧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表示，“从我评选了很多外语片奖项的经历来看，我认为现在中国电影已经在国际声誉上处在一个制高点了。事实上，中国已经能够坚持去建立自己的电影架构，让人们遵循自己的质量标准。”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
某种程度上，多纳斯马尔克甚至对中国导演的创作状态表达了羡慕。陆川半开玩笑地提到，他希望有机会能拍《加勒比海盗》，但在多纳斯马尔克看来，如果有一天陆川真的拍了《加勒比海盗》，“可能你的享受度会低于现在你所做的事情的享受度。”原因在于，像中国电影集团这样由政府大笔投入以支持电影的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是相当少见的，且国内拍摄电影的预算也是非常高的。
在于冬看来，这恰恰也是目前中国电影需要改变的部分，“其实我们更多的画面跟镜头不能是拿钱砸出来的，我们应该更关注的是人文表达，这是写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艺术手法、技术手段都应该辅助于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方式。”
这也是安乐影片有限公司总裁江志强的核心主张，过去曾将《卧虎藏龙》带到世界电影市场观众面前的他认为，不论是给任何国家任何市场的观众欣赏，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把剧本写好，“我拍电影从来都是相信剧本的，当我们把剧本弄好了，我觉得好电影的一半已经出来了。这个时代好的一点在于，现在所有电影剧本都能在网上找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很好的制片人。”
江志强
对故事本身的投入，自然是电影创作矢志不渝的方向，但面对跨文化交流的语境，仍然有许多细节值得创作者亲身躬行。
比如作为演员对于另一门语言的掌握，很大程度上也是塑造角色的必需品。“电影想让你说什么语言的时候，你就得有能力配合说出这个语言。比如2009年拍的《风声》，黄晓明老师在里面演的角色就要说日语，他也很重视，背了很久很久，因为这个演员只允许他说日语。”李冰冰提到。
李冰冰
只有演员下功夫还不够，跨文化观众欣赏时势必面临翻译的问题，在陆川看来，如果没有细致做好翻译工作的话，基本50%以上的演员表演和剧情表达就全部损失掉了，“我觉得这块真的需要建立标准。在做《南京南京》的时候，我本来自认为英语还行，结果请了一个纯粹的英国制片人，第一版翻译被他批驳的一塌糊涂，后来花了两个半月做英文字幕翻译，学到了很多。”
但翻译与表演终归是“术”的层面，陆川认为“道”的层面或许是更加值得重视的，“其实电影传播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是它的精神。这种精神实际上是一直在鼓励着各个国家的电影人，让电影成为电影，让电影成为独立的文化。我觉得当我们要把中国故事讲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也是在自己的电影中要更多地保有这样一种电影精神。”
正是这样的一种电影精神，为中国电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真正的辨识度，也是打动所有潜在海外受众的真正依靠。“走出去”的道路上既需要建立完善的机制，也需要回归创作的本质，让全人类共通的价值与情感得以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