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 楚水
北大哲学博士王诚，荐我读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序言云此书乃谦之先生最倾尽心力的一部著作。最初完稿于抗战初期的1938年，如金岳霖先生写就的《知识论》，每遇日机轰炸，总是带在身边，深怕遗失。结果，金岳霖先生还是在防空洞“坐”失书稿，而不得不重写。而朱谦之先生没有大意失荆州，慎而勿失，所以，不用像金岳霖先生那样凭记忆重写。此书却陆续改了近40年，至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未才真正意义上出版，应该最能代表朱谦之先生的学术思想。
该书完全不同于陈寅恪，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著《柳如是别传》。完全是按照辩证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就，而此书乃上世纪三十年末之完成初稿，所以，决非命题命笔之作。这就让人十分诧异，朱谦之这位五四运动时期，信仰无政府主义，1921年又离京南下，至杭州兜串寺从太虚大师出家的青年学子，怎么会曲径通幽，异曲同工，而能戚戚焉与恩格斯《反杜林论》，写出了《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呢？的确，不能说不是一种奇迹。
所以说，真理如同精神，如佛家讲执着，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儒家讲善养浩然之气，大义凛然；马克思主义之谓真理，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实事求是，求是，就是探求本质，不忘初心。比如朱谦之与杨开慧女士长沙女中时的同学，后来又就读北京大学的杨没累的“精神恋爱”，或许就有某种柏拉图式的精神追求，探求人生本质，自己认为这就是真理，或者就是人生的真谛，也就够了。总而言之，如同朱谦之杨没累二人之名讳，沒累谦之，或朱谦之先生觉得这种状态不累，而是一种幸福，就是境界。如同弘一法师去世前《观见经》而叹：
悲欣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