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限度意识与当代立场——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之我见

近些年来，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一直都是研究界持续关注且颇具生产性的话题，相关成果甚为丰硕。与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情况相似，针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所展开的研究，也存在因预设的立场、态度而导致的美化或抽象化倾向。为力避这种倾向，借助未来意识的介入以达到历史感和现实感（或当代立场）之间的动态平衡，就成为解决之道被提出。这当然可以视为一种可行的方案，但其实问题仍旧存在。在现代性屡遭质疑且未来变幻莫测而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未来意识有演变成多元主义相对论的嫌疑。针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仍旧是充满争议且彼此竞逐的话语场。

要想有效克服这一倾向，有必要引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到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范畴。正确对待历史的方法，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有集中体现，其具体表现是，从一个时代、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或主要矛盾）的角度出发，以观察和衡量其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成败得失。只有把握了一个时代、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并从主要任务的角度对其展开分析和评价，才不会在次要细节或细部上纠缠不已，不会众声喧哗自说自话，难以达成真正有效而广泛的共识。

一

回到八十年代文学，首先要明确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仍旧有其牢固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八十年代文学的主要使命，首先是与那个年代的主要任务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就是说，八十年代的文学，其主要任务集中表现为“继续探索”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里的“继续”二字最为准确且深刻地指明了八十年代文学的主要任务之核心，即这仍旧是一个连续性的命题，而非断裂性的关系命题。换言之，我们需要正确地看待八十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这种正确关系应表现为，八十年代文学是对十七年文学的扬弃，而不是否定。其最为明显地表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转折期。彼时，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深化这一命题的提出与对十七年文学的扬弃这一目标息息相关。这一转折时代所赋予文学的特殊使命，虽在八十年代初期即已基本完成，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的文学就可以看成是对十七年文学的否定，而应看成是“继续探索”。

这就要求我们站在连续性的角度和关系性的层面看待八十年代文学，而不是像很多研究者那样在八十年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之间建立起彼此对立的关系。

二

从连续性的角度入手，需要明白一点，对八十年代文学，既认识到其应有的“继续探索”的积极意义，也要对其偏离“继续探索”的断裂性内涵葆有清醒的认知。就此而论，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派文学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就八十年代的文学实践来看，文学创新应该说是贯穿始终的一个目标。先锋派文学的出现，可以视为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西方文学的各种形式、流派都有实验和实践，先锋派可以视为这些各种可能的尝试的极端。就历时的角度看，先锋派的创新实践，虽一方面推动了关于文学命题的新的定义的出现，并得到了文学史家的高度评价，但另一方面也遭到了市场的冷遇。文学创新实验以远离大众读者为前提和后果，其某种程度上可谓是对“继续探索”的背离。以此观之，1990年代以来先锋派的回归就可以看成是对这一背离的反拨。先锋派的回归，使得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更高程度的重视。回归后的先锋派作家的创作，因而也就可以视之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继续探索这一主要任务的深入展开。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就可以很好地检视八十年代的文学创新。就是说，我们有必要把文学创新置于“继续探索”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主要任务的脉络中展开考察。其涉及到的命题，除了前面提到的现实主义深化之议题，还有伤痕反思文学、朦胧诗论争、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主体性论争、文学向内转、寻根文学，以及后来的“先锋派”等等。彼时，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其实是把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命题凸显出来；只是时人更倾向于认为，“现代派”的中国痕迹太过明显，不算真正的现代派。此后，先锋派的极端实验文本的出现正可以看成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我们当然明白先锋派形式实验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我们也应明白以下一点：就文学观念的更新而言，先锋派并没有提供或带来太多新的可能。从世界文学的脉络看，先锋派的文本实验，其实早在18世纪的劳伦斯·斯特恩的《多情客游记》和《项狄传》（甚至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中就已存在。先锋派文学通过对文学似真原则和拟真原则的颠覆，以试图恢复其虚构性的本质，这一点当然是其历史功绩所在，但如若联系九十年代的文学实践，可以更加清晰看到，先锋派文学所历史地完成的，还有这样一点：它以极端的形式实验，实现了内容表现上连续性命题的中断，为彻底迎合商业意识形态扫清了道路。八十年代文学的过渡性和超越性由此可见一斑。八十年代的文学创新其实是为城市化、全球化进程服务的。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到黄原地区的揽工正可以视为八十年代以来个人主义和城市化相结合的象征。我们有必要从这一角度展开针对八十年代文学的深入研究，而不能是简单地美化，或简单地否定。

三

这也意味着，八十年代文学不能被本质化。从文学创新的角度看，八十年代文学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经历了复归十七年文学传统，到扬弃十七年文学，拥抱现代化，进而进入全球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时段更能代表八十年代文学。八十年代文学，就其关系的层面和历时的脉络来看，其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过渡性和超越性的耦合。

其过渡性表现在，八十年代的作家批评家都是从文学创新的角度看待自身的创作的，创新不是守旧和延续，甚至也不是颠倒，而是常变常新的精神，是把变革作为一种立场来看待的自觉意识，这应该说是当时的文学界共享的前提。但对于往哪个方向革新，或专注于哪一种革新，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这就使得当时的文学革新具有了过渡性的特点，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中间物”角色：他们是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待文学革新的。这一过渡性，带来一些积极的后果，那就是中外文学中，主要是西方文学的，几乎所有可能的实验都尝试过了。这一尝试和实验，在先锋派文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19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回归，应该说是八十年代文学创新的一次成果。这时的现实主义，既不是革命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也不是魔幻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而是糅合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于一身的新的综合，可以说是“开放的现实主义”，而这其实是回应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秦兆阳为代表提出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命题。从这个角度看，八十年代的文学创新，应放在现实主义的延续、综合和深化这一主题中进行考察。

说其具有超越性，既是从今天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也是八十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们的过渡意识所带来的副产品。过渡性使得八十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们常变常新，正是这一“变”与“新”的精神，使得他们的文学实践表现出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超越性倾向。超越性，在他们那里，既是一种自由的象征，但同时也是一种遐想，其象征意义往往大于实际效应。我们今天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这一超越性，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等诸多文学思潮中都有表现，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加以把握。内容上，表现为对彼时物质生活的困难的回避、忽视和扬弃。八十年代的作家批评家和主人公们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普遍表现出一种高扬的精神贵族的姿态，及其对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厢情愿的乐观精神。形式上，则倾向于认为文学可以脱离政治而成为审美的和独立的实体，“向内转”和“主体性”就成为当时的文学形式自觉的重要口号。他们从未来的视角出发，在时代所能给出的承诺中展开他们的文学创新实践。因此，时代的限制在他们那里并不构成限制，而是构成一种超越的信心：他们是在为文学的未来立法。

同样，这一超越性，也有必要放在过渡性的角度加以审视。如果说过渡性表明八十年代文学的不稳定、常变常新和多重可能的话，那么超越性则表明一种抽象、自足和对秩序的想象。两方面的耦合关系，使得八十年代文学整体上呈现为丰富驳杂且面向多重的立体形象，其内部之间极具张力关系。我们对八十年代文学所展开的研究，虽无法真正还原其丰富性、复杂性，但要有这方面的限度意识：任何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单向度的想象和研究都可能是简化，虽然这样的简化不无必要。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