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 · 此刻夜读
在非虚构写作与出版流行全球当下，虚构对读者还存在多大的吸引力？虚构与真实的边界是否已经被模糊化？在近期举办的思南读书会上，法国巴黎新索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弗朗索瓦丝·拉沃卡携其新书《事实与虚构：论边界》，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导演闻小炜、同济大学哲学博士张璐、翻译家袁筱一共同追寻事实与虚构的真相。
《事实与虚构：论边界》是拉沃卡半个世纪以来虚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现在很多文学讨论谈到虚构时，会认为虚构的边界已经被消解了，不复存在，如作者所担忧的，“虚构的边界可能会消失或最终会模糊的观点被广泛接受。”因而她通过广泛且深入的跨学科研究来表明，“虚构的边界需要得到捍卫，因为五十年来，在被反复攻击之后，这些边界已被破坏。”
虚构世界的吸引力在于，它可以为受众带来现实生活无法提供的体验，书中将其称之为“不可能的可能世界”。拉沃卡认为，虚构的魅力也正在于它对于多种可能性的展现，也对现实进行了一定的美化。虚构提供了契机，代表着人们对于某个可能或不可能存在的世界的向往。在二十世纪，虚构作品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转叙，这样的手法在文本中构筑出了虚构和现实的模糊。在闻小炜看来，这种关系是符合戏剧逻辑的。“戏剧艺术来自于生活当中普遍的真实性。在戏剧故事中，很多东西都是虚构的，唯有情感是真实的。在剧作中，大家可以看到自己、看到身边、看到彼此。”
“在文艺创造的过程中，或许要有一根很清晰的界线。”闻小炜补充说。真实人物的虚构涉及很多问题，它为读者或者观众带来愉悦的享受，同时也会造成在认知上以及文化传承上的困难。因此，事实与虚构的边界感一定要明显。
在目前的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常常去突破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还有许多作家游走于文体的边缘。这种游戏以边界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又带来了边界的模糊。张璐以柏拉图的作品和《世说新语》为例，阐明了文本中的这种现象。在虚构作品中，没有人针对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提出程度上的要求，非虚构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实。但它们的确会影响到现实。因此，人们对信息的限制，有时并不是因为它是非虚构还是虚构，而是出于另外一些目的。
现场当被问及人工智能的影响时，拉沃卡认为，“当我们谈论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时，我们探讨的是概念性的问题，核心在于阐明什么才是虚构。虚构的产生需要意向性，我们有意愿才能够产生虚构，而ChatGPT并不以虚构为目的，所以它不会对此产生影响。”
“虚构本质上的慷慨是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一种补偿。”下面这段选文，将回溯亚洲文学里的经典文本如何对虚构展开探索，启发后来的文学创作。（文 / 郑周明）
《事实与虚构：论边界》
[法] 弗朗索瓦丝· 拉沃卡 / 著
曹丹红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源氏物语》对虚构的思考
虚构的多元文化历史比我们通常认定的还要长久得多、曲折得多。我们当然不可能从整个世界的角度去重述这一虚构史，我们的意图也不在于提供一种被赋予某种演变过程，追随理智、科学、资产阶级或个人主义进步的虚构史。毫无疑问，多种因素导致了此类研究主题的诞生，且其中一些对虚构并非特别友善。尽管如此，虚构本身作为用途，作为思想，作为艺术现实，几乎出现于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几乎出现于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
我们将通过一部成书于1000年左右的日本小说《源氏物语》(Dit du Genji)来指出，虚构可以被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另一时期、另一文明思考与接受，而这一时期这一文明的信仰体制与现当代西方的信仰体制非常不同。
▲ 《源氏五十四帖》，海老名正夫 绘
对一个西方读者来说，阅读《源氏物语》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行为。这部著作由一位居住在日本宫廷里的贵族女子写成于1000年左右，对于这位女士，我们知道得非常少(她用书中一个人物的名字——“紫”自称，这一做法之后被她的同代人竞相效仿)。尽管这部作品非常有名，但它其实很难进入:人物众多(只有官职名)，尤其因为我们不了解平安时代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礼节，这些都令爱情与政治情节、冗长的对话与人物情感的表达非常难以理解。非专业读者困惑地迷失于六条院弯弯曲曲的回廊，最后只能承认自己阐释能力的不济。
此外，阅读第二十五回《萤》会有惊人的发现，同时还会立即产生一种尴尬的感觉，因为西方读者无意中发现了一整篇说辞，有关面对虚构应该采取的不同态度。我们甚至可以从源氏(在这里被称为“太政大臣”)与其养女玉鬘以及与将名字借给作者的小说人物紫姬之间的对话中确立一种虚构理论类型学。这是由时代错乱以及某种虚假的熟悉感所导致的海市蜃楼吗?还是应当承认，在时间与地理上都与西方现代性相对的另一极，某种有关虚构性的精细的差别主义观念确实得到了表达?
《源氏物语》的这一部分值得好好研读。这一部分位于第二十五回结尾。这一回名为“萤”，因其中有一个浪漫的情节，这个情节在《源氏物语》丰富的图像史上被频繁描绘再现。太政大臣爱上了自己的养女，却怂恿他弟弟——年轻的萤兵部卿亲王向她献殷勤。女孩藏身于厢房，与正房仅一道帷屏之隔，太政大臣放出了萤火虫，照亮了夜色中的房间，令亲王得以窥见他的心上人。之后举行了一场骑射竞赛，亲王在比赛中发挥出色。骑射竞赛后，太政大臣与玉鬘的爱情暂时冷却下来。连日的梅雨使宫里的女眷无所事事，适宜进行文化活动。活动主要是读书，誊写手稿并给它们上色。做这些事得特别灵巧，宫里的女眷才能高下不一。其中一些女眷似乎没读过多少“物语”，另一些则相反:
......六条院内诸女眷寂寞无聊，每日晨夕赏玩图画故事。明石姬擅长此道，自己画了许多，送到紫姬那里来给小女公子玩赏。玉鬘生长乡里，见闻不广，看了更加觉得稀罕，一天到晚忙着阅读及描绘。这里有许多青年侍女粗通画道。(紫式部著《源氏物语》，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这段描绘的是女眷集体投入某项令人愉悦的活动以打发时间的态度，这种态度很快就遭到源氏的嘲笑，戏称这是典型的女性举止。玉鬘的回答属于认同理论:
玉鬘......觉得这里面描写了种种命运奇特的女人，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像她自己那样命苦的人，一个也没有。她想象那个住吉姬在世之日，必然是个绝色美人。现今故事中所传述的，也是一个特别优越的人物。这个人险些儿被那个主计头老翁盗取，使她联想起筑紫那个可恶的大夫监，而把自己比作住吉姬。
这里提到的《住吉物语》写于10世纪末，是一部非常流行的小说，被认为是源氏某些猎艳行动的灵感来源。需要指出的是，玉鬘非常清楚历史叙事与虚构的区别(无论她将什么列入这些范畴内)，她认为有必要誊写这些作品来表明读者对它们经久不衰的喜爱，最后，她对某个人物(受虐待的住吉姬)的经历充分地感同身受，以致将其与自己坎坷的人生进行了对比，形成了某种不太明显的真实效应。
源氏一进来便谈起了与小说相关的类型问题。这一点吸引了近期很多《源氏物语》评论者。《源氏物语》是一部由女性撰写、为女性撰写、用女性语言撰写的书。不过，公开将虚构爱好者心甘情愿的轻信态度与女性联系起来，这点确实引人注意:
真讨厌啊!你们这些女人，不惮烦劳，都是专为受人欺骗而生的。这许多故事之中，真实的少得很。你们明知是假，却真心钻研，甘愿受骗。当此梅雨时节，头发乱了也不顾，只管埋头作画。
这正是一种沉浸态度，促使女读者不关心现实，包括感知现实，她们不顾梅雨时节天气炎热，也不关心自己的外表——她们的头发乱了，成为男性嘲笑的对象。然而，或许是受某种诱惑策略驱使，太政大臣紧接着转变了态度。他非常精确地描述了某种面对虚构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并承认自己多少也持这种态度:
说罢笑起来。既而又改变想法，继续说道:“但也怪不得你。不看这些故事小说，则日子沉闷，无法消遣。而且这些伪造的故事之中，亦颇有富于情味，描写得委婉曲折的地方，仿佛真有其事。所以虽然明知其为无稽之谈，看了却不由你不动心。例如看到那可怜的住吉姬的忧愁苦闷，便真心地同情她。又有一种故事，读时觉得荒诞不经，但因夸张得厉害，令人心惊目眩。读后冷静地回想起来，虽然觉得岂有此理，但当阅读之时，显然感到兴味。近日我那边的侍女们常把古代故事念给那小姑娘听。我在一旁听听，觉得世间确有善于讲话的人。我想这些都是惯于说谎的人信口开河之谈，但也许不是这样吧。”玉鬘答道:“是呀，像你这样惯于说谎的人，才会作各种各样的解释;像我这种老实人，一向信以为真呢。”说着，把砚台推开去。
紫式部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体良，却借源氏之口，对逼真的叙事与不逼真、不可能的叙事进行了非常清晰的划分，指出前者确立了“仿佛”体制，后者包含很多“夸张”成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个段落赋予情感以重要的地位，情感受作品逼真性推动，同时我们可以思考其性质:是共情，是悬念，还是情欲?总而言之，女性受害者的命运最能捕捉读者的注意力(像玉鬘一样，引诱者可能想到的也是住吉姬，后者常常被视为日本灰姑娘)。然而，不可能性并没有完全被消除，因为它制造了一种意外效果，真的令人“双眼圆睁”——欧洲巴洛克说的不正是同样的话吗?然而，情感上的震撼经不起反思与重读的时间的考验。太政大臣临时区分了几种真理体制:尽管“物语”能够表达真情实感，它们仍然属于谎言范畴，这点确凿无疑，因为它们并非历史著作，而且它们的内容并不吻合真实世界的情形。
……
上文对《源氏物语》片段的解读无疑得到了近几十年来西方虚构理论研究者争论的问题的启发。不过，借助这一阅读，我们意图断言的，并非千年左右的日本已存在并明确提出了某种虚构理论，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宗教、文化背景下，可能存在对虚构性的特别智慧的表达。这并不意味着这样一种思维机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会存在。虽然要确定哪些条件最有利于虚构文化的繁荣并非易事，但《源氏物语》这一片段已暗示，女性的消遣，宫廷的氛围，习俗的讲究，书画这一美学实践地位的提升，这些都使得虚构在这一条件下成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虚构确实是一种“奢靡文化”，并因此始终受到威胁，正如人类学家古迪强调的那样。我们还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文化受到某个信仰世界的支撑，后者准许创造发明，鼓励对现实的性质发问——这正是佛教的一个特征，也鼓励神圣与世俗领域的灵活往来。比如，源氏即毫不犹豫地用佛教文本与教义对物语进行了衡量。
这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结构是产生反映这一知识的虚构的条件。这一现象尤其体现于16—17世纪的中国，当时的中国诞生了几部伟大的叙事性虚构作品。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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