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下山》的故事起因于1999年春天，镇虎山下的炼钢厂在被沿海特钢厂收购之后，生产线上的大量工人面临改制下岗。而恰巧此时镇虎山上有老虎出没，威胁山下工厂的安全。怒不可遏的厂长即刻宣布成立打虎队，凡敢报名上山打虎者，不仅工资分文不少还免除下岗。首当其冲的炉前工刘丰收，带领他组建的打虎队，在山上开启了他们和老虎博弈的冒险之旅。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搏斗与杀戮、真实与谎言、忠诚与背叛、人心与人性的诡计明灭可见。小说整体上简洁精巧，超拔的想象力加之以快如鼓点的节奏，都使得故事相当精彩而且耐读。但这些只是小说的常规操作。对于李修文而言，这部蛰伏20年推出的风格迥异的长篇小说，在作家创作历程中处于何种位置？隐藏了作家何种意图和抱负？
重塑先锋精神
尽管李修文近年多以散文为人所识，但回顾作家的创作历程，最初是以小说开始写作的。上世纪90年代，李修文以颠覆性的姿态重写中国古典故事，尤其擅长从世俗生活的偶然中，挖掘历史人物生命中被遮蔽的隐秘和无奈，以此重构历史叙事的动力，也因此颇具先锋气质。这些作品固然可以看作先锋文学的回响，但先锋文学对李修文的影响，不仅在形式和技巧上，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特别是，对那些无法为自身写作提供动力的既定美学观念的反叛。新世纪初推出《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两部长篇后，李修文浸润在自我营造的美学想象中，却因无法找到与之相配的现实基础，而走向自我怀疑，以至于很长时间未能写出满意的作品，直到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和《诗来见我》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李修文再度归来。当人们惊叹于归来后的李修文何以携带如此巨大的美学能量之时，殊不知长达多年的“沉默”正是他在行走间孕育出个人美学的重大时刻：将自身的写作，置身时代的语境和遭逢的际遇，也就是与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相互印证，从而突破个体狭隘的美学，重新回到共同体的想象。
这种美学观念直接影响了李修文近年的文学创作，特别表现在对人本身的理解发生变化。如果说李修文早期的小说，侧重对人性隐秘的探索，那么近来的创作明显具备更开阔的视野。尽管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穷苦人，他们渺小却不卑微，更焕发生命强大的坚韧和尊严，并非被指认为抽象的人性，也不同于对底层的道德渲染，从而摒弃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启蒙，而是将他们看作普遍的人民，视为自己的江东父老，从中发现美，甚至汲取他们的美学能量。经由情感的灌注，大地的芸芸众生真正在文学的意义上拥有了美，但实则还是人民自身的美。在李修文看来，任何脱离语境和感受的审美和写作都是不可靠的。生活本身强大的美学根基，远比人的想象力更具有创造性和持久力。
《猛虎下山》固然是李修文回归小说的写作转移，但对人的关注则是其始终不变的底色：“我没有办法写出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碰到的有名有姓的人，我明明被他的生活所打动，我明明能够感受到他在那个年代里头的浮沉，但是好像我们的美学或者我们的叙事总是不能清晰有力地呈现出一个我们认识的人。”正因如此，李修文坦言：“《猛虎下山》，它的出发点，就是还是想写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尽管促成作家创作这部小说的具体现实因素有很多，但是以人为中心讲好中国本土的故事，仍然构成《猛虎下山》最初也是最有力的来源和动机。因此，这部在李修文脑海中积淀20年之久的小说，或许酝酿在他行走山河大地的无数时刻，但因为内心始终怀有对书写人的悬想和执念，最终完成了这个心愿。
猛虎隐喻与人学命题
李修文对书写“有名有姓的人”的执念，似乎回应了“文学是人学”的传统命题。在如今的语境下，“人学命题”的意义不是对抗工具论，也不是抽象地谈论人性或者阶级性，而更加接近学者钱谷融说的“具体的人和他的具体的行动”，本质上是围绕人本身的认识论命题。这就好比阿Q既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特殊时期的产物，也不能看作某些落后的农民的代表，而是诞生在特定时期但又超越时代和阶级的群体，因而，也就具备了普通人的共同特点。但正如上文指出的，和鲁迅基于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不同，李修文对人的理解带有自身情感。这既是作家本人秉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理念，也离不开价值多元的时代，对启蒙立场的消解。从这个角度说，李修文的《猛虎下山》虽然继承的就是鲁迅对国民性格批判的新文学的传统，但已然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反倒尽可能呈现出人遭遇困境时奋起反抗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猛虎下山》表面上讲人虎博弈的故事，但无时不指向世道人心的博弈。刘丰收本起因于事出无奈之下的自救，却在意外谋取私利后深陷权力的泥淖，彻底丧失自我。不过，《猛虎下山》与其说是揭示权力对人性的异化，不如说是勘探人性本身的复杂和矛盾。如果说，上山打虎的行动本身已然注定毫无结果，那么刘丰收执意再度上山到最后变成老虎，固然可以看作假戏真做的极端隐喻，但又并非彻底的疯魔，依然延续人物自身的心理和视角。《猛虎下山》由此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聚焦刘丰收带领打虎队上山打虎，最后无功而返；后半部写刘丰收下岗后继续上山寻找老虎，直至幻象丛生变成老虎，又反过来被打虎队追捕。如果说前半部分构成认识论的经典命题，那么，后半部分从认识论层面转向自我反思的循环。
这首先体现在小说对张红旗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和刘丰收被逼无奈报名打虎队不同，副班组长张红旗原本无需下岗，但因为与刘丰收妻子有染和他素来不和，被强行拉进打虎队，即使上山后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欲，尽管受到刘丰收等人的排挤和打压，却反而越挫越勇，在逃出岩洞后，先是穿上假老虎皮扮演老虎乃至真假难辨，后来越发疯魔直至真的变成老虎。而与其说是张红旗变成老虎而不自知，不如说他真正成为老虎。张红旗变成老虎的故事设定，显然是对于权力迎合者的讽刺，最后因误入陷阱而陷入昏迷的结果，则不妨看作自我的反噬。
与之相比，刘丰收变成老虎的过程稍显复杂。实际上，和张红旗通过动物隐喻彻底异化不同，刘丰收被迫下岗后再次上山，但已经没有最初对老虎的恐惧，反而希望老虎出现并且打死它，但在寻找老虎无果后内心发生变化，先是抢夺假老虎皮，后因为没能脱下老虎皮而变成老虎。
事实上，刘丰收在变成老虎前就和老虎交谈过，初次上山梦到老虎说“咱俩都是可怜人”。原来三十年前的打虎队曾打死过这只老虎的母亲，当年的这只幼虎，扬言势必早晚回来报仇。在刘丰收担任打虎队队长进而享受特权后，这只老虎又告诉他，只有撤掉陷阱才能保住地位。刘丰收变成老虎后梦见三十年前的自己，“那个我，不是刘丰收，而是侥幸逃命的那只幼虎。”刘丰收虽然和老虎在梦境或者幻觉中相遇，但从和老虎交谈到变成老虎，表明人虎并非对立。《猛虎下山》将这只猛虎设定为幼年丧母，与弱者刘丰收甚至戏曲里的武松建立起某种关联，再结合小说反复提到《武松打虎》里的唱词：“俺武松呵，好一似浪迹浮踪，也曾遭鱼虾弄。”这不仅在刘丰收和老虎之间形成生成关系，也在叙事上，将主人公与动物以及叙事者相联系，暗示出“可怜人”不仅是刘丰收和老虎，也是叙事者乃至作家本人。
乌猫编绘《武松打虎》
错位的传奇
《猛虎下山》借助动物隐喻来探讨“人学命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传奇文体。但不如说继承了传奇手法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探索。这使《猛虎下山》的传奇性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是超越奇观叙事，激活古典文体进而重塑写作方式。李修文将传统寓于现代美学谱系之中，积极回应着时代与生活的新变，赋予人物更多的面向，也在客观上使他的作品带有先锋精神。因此，《猛虎下山》接续起中国古典传奇的文体特征，并由此生发出更具有现实感的先锋性。
首先，《猛虎下山》发生的故事背景是1990年代的下岗浪潮，同时辅之以山下老虎出没。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发生关联，表面上通过两者并举制造冲突，但实则前者是真正的要害。就像刘丰收对老虎说的：“上山是个死，不上山也是个死，我就来了。”对于面临下岗的工人，宁可上山被老虎吃掉也不愿意下岗，这本身就证明了下岗这只“老虎”远比真老虎更加可怕。但《猛虎下山》以传奇处理历史，不在于追溯历史本身的起源和秘密，更关心的是具体的人，或者说是解救被历史掩埋的人质。《猛虎下山》虽然写的是历史，但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
其次，《猛虎下山》围绕刘丰收这些底层人物遭遇困境时，如何激发出人的种种可能性，通过变成老虎的情节呈现人的异化与反思，但刘丰收没有变得如猛虎般强大，本质上还是弱者。《猛虎下山》的传奇故事并非要打破人与动物的强弱关系，而是以人的视角生成群体性配置，在人与动物乃至叙述者间建立关联，进而重新审视人本身。刘丰收打虎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然而刘丰收变成老虎后，他的妻子和儿子以及曾经的打虎队成员反过来围剿“老虎”刘丰收。而此时的刘丰收，非但无法发挥老虎的战斗力，还是像以前害怕那顶象征着权力的红安全帽。
最后，《猛虎下山》以传奇的手法写弱者的反抗，但流露出的是人世间难以掩饰的苍凉。正如李修文反复提到戏曲对自身的影响，总能在戏曲里发现凉薄，因为“凉薄是人世的底色”。但他也指出，“如果我们不反抗，不拂袖而去，那么，我们就找不到亲手制造的生趣与生机，如果我们不能亲手制造它们，我们也将永远无法看清自己。”《猛虎下山》肯定了反抗的意义，尽管反抗的结果可能是虚妄，正如刘丰收的命运，但弱者不甘于命运的反抗本身就彰显价值。如果说，《猛虎下山》前半部分，还是写刘丰收面对突如其来的下岗危机而谋求生存的抗争，那么他在变成老虎后的行动，已经不是起初针对下岗危机的抗争，甚至也不是对命运的反抗，而是面对自我的周旋和反抗，包括对危险中的家人的保护，和也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的怀想。
不妨说，无论是对历史还是人物的处理，《猛虎下山》的传奇都带有自反或错位的意味：虽然有着历史背景，但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看似是人虎博弈的故事，实则是人心的较量。《猛虎下山》表面上是类似变形记的传奇故事，内在却是自我在人世间的周旋、反抗与自省。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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