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女人一生下来就是母亲。
有这样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母性会随着怀孕和分娩来到女人身上，责任感和爱是自然的。然而，当女人和母亲身份被绑在一起时，另一件事也同样被捆绑上去了——关于“怎样当一个妈妈”的各种严格规定。
于是，当妈妈不再是一项私人事业，而被划归为公共事务。
社会规范下的“好妈妈”
当妈妈可不是一项私人事业，
它始终被彻底地视为公共事务。
这个社会每天都告诉女人，她们因为本能天性而拥有这样的母亲天职。但同时，这个社会又决定了她们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和孩子建立关系，以成为人们口中的“好女人”和“好妈妈”。
普遍的模板宣告了为人母者应该以孩子为中心、耗费时间培育孩子，而母亲被描述为发自天性地牺牲自我、不断地完善自我、拥有无止境的耐心并致力于以各种方式照顾他人，几乎是要求她忘记自己的人格与需求。
而孩子们成长为一个和母亲有所区隔的过程中，母亲的身份也在改变。她们一开始是扶着孩子头的母亲，然后是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之后变成挥着手的母亲，接着是伸手等待被握住的母亲，但她们总是母亲。她们的发展是纵向的，而孩子则是远离她们的“横向”发展。
此外，社会曾一度要求“好妈妈”要像圣母一样，象征着神圣、纯洁、无性的人格。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社会要求这个母亲人格要作为性感和被欲求的对象，就如同以下这些词：“我想上的妈妈”“可口的妈妈”“性感辣妈们”。这些关于母亲的新表述并不代表社会真的认为她们的肉体很迷人，而是说她们作为性幻想对象变得越来越有魅力，同时说明了社会正在赋予母亲形象“应该拥有一切”这种额外的神话幻想。
在今天看来，一个女人不该“只是”母亲，如果想获得认同，还该有个职业，在少得可怜的休闲时间里去幼儿园或学校；尽管累得要死还是要展现性感。“我是个婊子，也是个好情人；我是个孩子，也是个好妈妈；我是个罪人，也是个圣人。”创作歌手梅雷迪思·布鲁克斯的歌词扼要地说明了这些矛盾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现今严苛的标准是：女性的身体——怀孕时、刚刚生产完，以及在之后的多年中——必须在美貌与性态上符合同样的异性恋标准。她们的身体没有一刻是自由的，从保养美容到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性感，而这种性感与她们自身对于“性感女人”的定义可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母亲被如此要求是因为这些对他人有益，而不是为了她们自己，尽管母亲本身可能也有性欲望及性需求。
社会不只规范女性的外貌和言行举止，还规范她们的情感。也就是说，有一套“对这个社会环境来说什么样的感受是恰当的，什么是不恰当的”情感规则，社会会给予“好女人”和“好妈妈”以奖励，诸如荣誉、敬重和接纳。
因此，虽然母亲们被孩子激发出的情绪并不相同，她们的感受也会因为孩子的表现、时间、空间及可获得的援助而推移改变，但社会对她们的期待是——如果母亲们希望被视为“好妈妈”，她们的感受必须是始终如一的。社会要求“好妈妈”要无条件且毫无保留地爱着孩子（否则就是不道德的）；社会要求女性要如同圣母玛利亚一般，如果不能在孩子出生后就马上成为圣母，至少几年后也要到达这样的境界；如果为母之路并非繁花似锦，那母亲就要扛起这些痛苦，享受这些煎熬，把这些苦难视为生命中必要且不可避免的过程。
以下是一个男人写给一个后悔当妈妈的女人的内容，充分说明了这个社会怎样要求母亲应该有怎样的感受：
“别再抱怨了，最好别再像个孩子一样抱怨个不停，试着对你的母亲身份抱持感激并去享受它，这很难吗？去请个保姆或是找个老太太帮你，你永远不知道这对你会多有用。享受你的生活，别让你的小王子控制你的生活，否则你会一直抱怨下去，然后搞砸孩子的生活，他会长成一个跟你一样被宠坏的孩子。“还有，你可以等着瞧你接下来会有多么快乐，而当你像其他人一样忘记这有多艰难时，就是你想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了。”
或者就如另一个对后悔当母亲的女人的回应：
“嗯，至少她们勇敢地成为母亲了，在这点上她们是值得尊敬的。当个妈妈当然会有疲惫和沮丧的时候——因为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这些都会过去的，日后她们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会感到自豪。我们这一代几乎不再懂得如何让自己度过低潮并且忍受它，然后从中得到别人所没有的快乐与满足感。”
社会决定了这些母亲应该要有怎样的感受，也规定她们必须记住和忘却的事情：以上两段话都在安抚这些母亲，如果她们能够抛开这一刻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未来定能获得喜悦。
但事实上这些听起来像是社会为了维持生殖后代的传统，需要确保广大的女性，特别是所谓的“好妈妈”，将痛苦的时刻从目前的生活和记忆中抹去，以便让她们“继续努力”。因此，只有让受苦的母亲保持沉默、不“小题大作”才能维持这样的和平假象，让这一切看起来如此美好。
“好妈妈”的表演
光是生育子女是完全不够的，
她必须要表现出“正确的”妈妈的样子。
这些关于母亲情绪感受的规范，并不只是来自外部，还被女性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这些仿如“母亲应该有什么感受”和“母亲应该怎么表现她们的情绪”的证词中，了解到这种内化的程度：
提尔纱（有两个介于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孩子，她已经当上祖母）：
“我会做该做的事情。我会打电话，表达我的担心，当然也表达我的挂念；我做出感兴趣的样子，我看望他们，邀请他们来度假，我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像演戏一样——但这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我会去看望与我有血缘关系的孙子孙女们，但我其实对这一点兴趣都没有，那真的不是我想要的。当我尽义务时满脑子想的是：‘这一切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让我回去好好睡个觉或是读一本书，看部好电影或是听听广播节目啊？’我对这些事情更有兴趣，这些更适合我。我喜欢在花园里工作，在院子里耙树叶……这些更像我想做的事情，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斯凯（有三个孩子，两个介于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一个介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
“当我女儿想来找我时，她打电话给我并登门拜访，而我一直都很热烈地回应她：‘哇！太棒了！我想死你了，等不及想见到你啦！’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是某种形式的表演。我甚至没办法骗自己。”
娜奥米（有两个介于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孩子，她已经当上祖母）：
“我做那些例行的公事——比方说，他们每周都会来我这儿，然后我煮晚餐；我为他们的生日准备礼物；每隔一段时间就看看他们。我为了合乎社会标准而做了这些合乎社会标准的事情，如果这是所有当祖母的人会做的事情，那我就会去做。我不觉得自己想要去做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合乎社会规范这个理由比当个好祖母或好妈妈还要重要。”
这些女性使用“演戏”“表演”“做出样子”“骗”之类的字眼，可能意味着她们为了被视为“好妈妈”，从而表现出“一个母亲该有的感受及情感行为”，表现得像是社会所期待的母亲应该表现的样貌。她们出于责任感而表现出标准化的母性感受及行为模式，但她们的实际感受和社会期待的祖母及母亲的形象，差了十万八千里。
许多记述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些表现“好妈妈”的策略，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母性是发自自然的，母亲的身姿是女性天性的一部分。但事实证明，对当妈妈而言，光是生育子女是完全不够的：她必须要表现出“正确的”妈妈的样子，并尽力完成母职才行。
这些参与研究的母亲，其用词显示了她们试图假造出“正确的”母性感受及情感行为，以便让自己符合那些要求刻板的母性典范。就像巴莉所说的：
巴莉（有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人们问我‘你有多喜欢当妈妈？’我只能对此强颜欢笑，不然我能怎么回应？说我非常凄惨？还是说这很艰难？或者说我很想我妈妈？”
马娅（有两个孩子，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一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受访时怀有身孕）：
“我记得在我女儿出生以后，所有已经为人父母的亲戚朋友都跟我谈起我接下来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他们说：‘但这真的很有乐趣，对吧？’我只能说：‘呃……是的……这真不可思议……真奇妙……’（中略）没人知道我真正的心思。也许我不算是个值得赞扬的母亲，但我好好照顾了我的孩子，养育他们并疼爱他们，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因为情感上的忽视而痛苦。所以，没人能得知我真正的想法，而如果没有人能够察觉我真正的想法，那我们当然也没办法察觉其他人真正的想法了。”
这些情感法则已经成为对母亲们严苛要求的一部分，同时也忠实维护着“正确”的“好妈妈”形象。这样的“好妈妈”形象迄今为止存在于大家的想象中，而人们不想冒使其他人感到震惊的风险。
“坏妈妈”形象的建构
当母亲们没有根据社会规范走，
她们很快就会从内到外都被贴上标签。
在社会期待的“好妈妈”形象以外，社会也勾勒出“坏妈妈”的轮廓，以这样的“好妈妈”“坏妈妈”的形象将女性分门别类。
当母亲们并未根据这个模式所规定的道德准则走——不论是自愿如此或是身不由己、处于生活环境的重压之下。她们很快就会从内到外都被贴上标签，她们被认为是能力有问题的“坏妈妈”、是道德和情感上有问题的叛逆者。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人们会认为母亲们没有“爱心”：当她们在生产后“太快”或是“太迟”重回职场，或者再也不回职场时；当她们不喂母乳或者喂的时间太长、哺乳时太“公开”时；当她们“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或者有些母亲（不论是否是单亲家庭）需要长时间离家工作而被指责疏忽了对孩子的照顾时。此外，单亲母亲、仰赖社会救济的母亲、新移民母亲、女同性恋母亲（这些身份通常是重叠的）往往会被更加严格地检视。
因此，社会给这些女性贴上“坏妈妈”的标签，并不只是因为她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而是因为她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当上妈妈，也因为她们的身份。如果她们贫穷且（或）没有受过教育且（或）非白种人且（或）不健康（不管是精神上或身体上），大众会怀疑她们是否有能力生养子女，会批判她们的决定，认为那样的决定对孩子和整个社会都有着潜在的危害。
在许多国家，我们可以从婴儿食品或尿布的广告中看到，人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是“好妈妈”。这些广告不只营销产品，它们还把所谓的“好妈妈”具体化，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有能力以“最符合健康需求”的方式养育子女。
社会建构起“坏妈妈”的形象，不只是规范母亲的行为或身份，还延伸到母亲的感情世界中。那些感觉痛苦、愤怒、失望和沮丧，并把这些感受表达出来的女性，被视为能力有问题的女人，没办法履行她们“真正的使命”。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更细致入微的母亲写照，比起以往也有更多的母亲能够更常态地表达她们遭受的困难和痛苦，因此我们能够更自由地研究并进行公开讨论，但母亲身份仍然被困在人们的集体想象当中。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社会对母亲的期待越来越高，无数母亲对自己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并深深陷入由感情、内疚、自我分析及矛盾心理交织成的阴影世界中。在这种矛盾下——尽管这样的矛盾心理伴随着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社会似乎只能忍受母亲们抛出一种答案：“我爱母亲这个身份。
本文摘自《成为母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