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构想里，“人文阅读思想图谱”只是一次出版建议收集尝试——业界需要了解学界发现了哪些闪光的作品，学界也希望出版界能够关注到他们发现的璞玉。于是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书评周刊集全编辑部之力，向与我们有联系的人文学者、创作者问出了如下三个问题：
您在2021年持续思考的问题；
您在2021年关注到哪部未引起足够关注或未引进出版的作品；
您期待看到怎样的中国原创作品。
最后我们获得的远远超越了“建议”的层次。随着新年的来临，编辑部共收回了74份回答，总字数逾5万字。情感与思辨密度兼具的文字织就一份呈现关联传统与现代、未来与当下的阅读思想图谱，他们以自身生活或研究为维度的阅读与追问，记录下了虽然蜿蜒动荡，但对真挚的爱、对重塑人与人的连接依然充满渴望的2021。
本篇内容为杨斌、陈怀宇两位学者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
持续思考的问题
杨斌，美国东北大学博士，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著有《海贝与贝币》。
杨斌：我这几年主要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探求的是宋元明时期中国和印度洋世界的交往以及随之产生的中国关于印度洋知识的产生、传递和遗忘。大家都知道，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此事虽然因为史料原因导致一些关键问题（如宝船的大小）尚未解决，但其事迹经过一百多年中外学者的研究，大体不差。我所关注的是前郑和时代和后郑和时代。前者是郑和下西洋的先导、基础和平台；后者是下西洋之后的转型。郑和之后直到近代海军的形成，中国海船再也没有进入印度洋，中国人也很少游历印度洋世界。唐宋元以及明初产生的、积累的、传递的印度洋知识，在明中期以后开始误解、消失乃至遗忘。这是我的新书稿的一个关键主题。
陈怀宇，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与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合聘副教授, 并获选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马普学会柏林科技史研究所访问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宗教史与思想史、丝绸之路文化史、近代思想与学术。著有《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等。
陈怀宇：2021年上半年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但从五月放暑假起开始持续思考目前正在撰写的书稿。一方面在不断阅读新资料，包括一手和二手文献；另一方面也通过会议发表和举行讲座的形式和学界同行交流，让自己的想法更为成熟。
这一年虽然也思考了一些其他问题，但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是通过研究石灯来探讨中古时期佛教建筑、文献、仪式的相互关系。石灯现在广泛流传于韩国和日本地区，不仅去日本旅游的国际游客会注意到随处可见的石灯，连欧美的日本花园都以石灯作为日本文化象征的主要元素进行装饰，然而历史上石灯实际上是中国佛教之发明，可谓桃李之花盛于隔墙邻院。目前一般认为石灯出现于北齐时期。但真正兴盛要到唐代，目前发现大多出自玄宗统治时期，不过唐以后渐渐湮没无闻。应该从广阔的背景来考察其兴起，即中古佛教社区这一物质现象的兴起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不仅有来自根植于早期佛教源远流长的燃灯供养文化，也与佛教入华后遇到祆教火坛和道教灯坛等特定宗教仪式传统之刺激和挑战分不开，甚至中原地区在北朝后期开始流行的佛教末法思想也是一个因素。
另外，石灯的兴起也受到佛教徒对自然环境变化以及朝代更替之影响，他们试图建造能够保留自己文化和仪式传统的永久性建筑，实质上是佛教纪念碑。这些石灯上的功德记也以新的文本形式进入佛教文化被保存下来，虽然原稿已不存，但作为铭文和供养人的名单一起与石灯融为一体，被保存下来。石灯来自佛教的草根运动，并未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虽然也体现了佛教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但带有很强的地方性。所以我主要关注的是石灯的纪念碑性、文本性、物质性、地方性。
值得关注的图书
杨斌：由于侧重于自己的研究，所以很少追踪最新出版的著作，实在惭愧。不妨提一下我自己在研究龙涎香时看到的日本学者山田宪太郎 (Kentaro Yamada)的研究。他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龙涎香，并有出版，但由于战争的原因一度中止；到了1955-1956年，他综合中西史料发表了研究龙涎香的一篇长文。以我所见，这是中外研究龙涎香最为出色的文章，可惜几十年来几乎不为人所知。
最近国内学者关于南海地图的研究也让我精神一振。这位学者和合作者利用套叠法，依次推翻了越南方面关于西沙群岛主权请求的历史材料和菲律宾方面关于黄岩岛主权请求的历史材料；并甄选辨析中文文献，进一步推算出明清中国航海中的一更为21.3公里，相关研究已经发表或者即将发表。这些对中国海洋史的研究来说，实在是意义极其深远的突破。
陈怀宇：2021年印象比较深的一本书是剑桥东亚系教授高奕睿（Imre Galambos）的新书《敦煌写本文化：第一个千年的终结》。这也是他十年内在德国的德古意特出版社《写本文化研究》丛书中刊出的第三本书，这本新书与前两本书一样，再次强调了在中国西北出土写本的多语言和多元文化特征。基于过去十五年阅读敦煌写本的经验，高奕睿这本新书从物质文化的角度，通过一些写本上过去常人不太留意的细节来探讨写本在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是如何产生、使用和被再利用的。
《敦煌写本文化：第一个千年的终结》（Dunhuang Manuscript Culture: End of the First Millennium，Berlin: de Gruyter, 2020）书封。
该书为敦煌学提供了写本抄写实践研究的新视角，他认为公元九世纪吐蕃政权从敦煌撤出后，归义军社会并未回到吐蕃占领以前的状态，而是发展出独特的多语言、多元文化的写本文化，这主要因为当地人口构成发生了变化，汉人、藏人、粟特人、于阗人和回鹘人的抄写文化相互产生影响。比如第一章指出吐蕃人离开之后，其贝叶经写本形式被归义军时期的一些汉文写本继承了。第三章讨论一些汉文写本题记和绘画题记从左到右书写的顺序，也是受到中亚地区“胡语”的书写习惯影响，比如汉文写本题记自上而下的由左到右书写则可能是来自粟特人和回鹘人的书写习惯。而第二章则主要分析习字生徒的年龄、身份和地位，试图揭示后面的历史社会意义。第四章主要分析社司转帖中的人名所体现的人口构成，他认为粟特人在归义军时期乃是当地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重要群体。不过，他没有讲为何回鹘人在这些人名中不够普遍，是否因为回鹘人与汉人的经济和社会互动不如粟特人密切？总之仍留下一些待讨论的问题。
期待的原创作品
杨斌：我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谈一下史学著作的书写和出版。我期待国内的史学作品能够多一点世界意识、世界眼光，中国的读者也能够多一点世界意识、世界眼光；毕竟，中国是在世界之中，而不是世界之外。商周汉唐对于国人而言，固然有着文化上血脉相连的亲近感，天然地具有吸引力。可是，中国当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需要有世界公民的意识，能够有相当的同情甚至共情去了解世界。
第二，我期待能够出现更多的跨学科的史学作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复杂的，并不是根据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等的条条框框来前进的，这必然要求我们在研究任何历史问题的时候，根据问题本身和材料本身（包括有字的无字）去探索。因此，我期望热爱历史学的青年学生，能够拓展自己的兴趣，学习数学、学习物理、学习生物学、学习医学等等。这样才能扩展历史研究的契入点，承担起历史学这门无所不包、渺无际涯的学问。
作者｜受访学者
编辑｜李永博 李阳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