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構想裡，“人文閱讀思想圖譜”隻是一次出版建議收集嘗試——業界需要了解學界發現了哪些閃光的作品，學界也希望出版界能夠關注到他們發現的璞玉。于是在2021年的最後一個月，書評周刊集全編輯部之力，向與我們有聯系的人文學者、創作者問出了如下三個問題：
您在2021年持續思考的問題；
您在2021年關注到哪部未引起足夠關注或未引進出版的作品；
您期待看到怎樣的中國原創作品。
最後我們獲得的遠遠超越了“建議”的層次。随着新年的來臨，編輯部共收回了74份回答，總字數逾5萬字。情感與思辨密度兼具的文字織就一份呈現關聯傳統與現代、未來與當下的閱讀思想圖譜，他們以自身生活或研究為次元的閱讀與追問，記錄下了雖然蜿蜒動蕩，但對真摯的愛、對重塑人與人的連接配接依然充滿渴望的2021。
本篇内容為楊斌、陳懷宇兩位學者對以上三個問題的回答。
持續思考的問題
楊斌，美國東北大學博士，澳門大學曆史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員，哈佛燕京學社通路學者，著有《海貝與貝币》。
楊斌：我這幾年主要專注于自己的研究，探求的是宋元明時期中國和印度洋世界的交往以及随之産生的中國關于印度洋知識的産生、傳遞和遺忘。大家都知道，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此事雖然因為史料原因導緻一些關鍵問題（如寶船的大小）尚未解決，但其事迹經過一百多年中外學者的研究，大體不差。我所關注的是前鄭和時代和後鄭和時代。前者是鄭和下西洋的先導、基礎和平台；後者是下西洋之後的轉型。鄭和之後直到近代海軍的形成，中國海船再也沒有進入印度洋，中國人也很少遊曆印度洋世界。唐宋元以及明初産生的、積累的、傳遞的印度洋知識，在明中期以後開始誤解、消失乃至遺忘。這是我的新書稿的一個關鍵主題。
陳懷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曆史、哲學、宗教學院與國際語言文化學院合聘副教授, 并獲選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馬普學會柏林科技史研究所通路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宗教史與思想史、絲綢之路文化史、近代思想與學術。著有《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等。
陳懷宇：2021年上半年主要精力放在教學上，但從五月放暑假起開始持續思考目前正在撰寫的書稿。一方面在不斷閱讀新資料，包括一手和二手文獻；另一方面也通過會議發表和舉行講座的形式和學界同行交流，讓自己的想法更為成熟。
這一年雖然也思考了一些其他問題，但一直萦繞在心頭的是通過研究石燈來探讨中古時期佛教建築、文獻、儀式的互相關系。石燈現在廣泛流傳于南韓和日本地區，不僅去日本旅遊的國際遊客會注意到随處可見的石燈，連歐美的日本花園都以石燈作為日本文化象征的主要元素進行裝飾，然而曆史上石燈實際上是中國佛教之發明，可謂桃李之花盛于隔牆鄰院。目前一般認為石燈出現于北齊時期。但真正興盛要到唐代，目前發現大多出自玄宗統治時期，不過唐以後漸漸湮沒無聞。應該從廣闊的背景來考察其興起，即中古佛教社群這一物質現象的興起受到多種因素影響，不僅有來自根植于早期佛教源遠流長的燃燈供養文化，也與佛教入華後遇到祆教火壇和道教燈壇等特定宗教儀式傳統之刺激和挑戰分不開，甚至中原地區在北朝後期開始流行的佛教末法思想也是一個因素。
另外，石燈的興起也受到佛教徒對自然環境變化以及朝代更替之影響，他們試圖建造能夠保留自己文化和儀式傳統的永久性建築，實質上是佛教紀念碑。這些石燈上的功德記也以新的文本形式進入佛教文化被儲存下來，雖然原稿已不存，但作為銘文和供養人的名單一起與石燈融為一體，被儲存下來。石燈來自佛教的草根運動，并未得到朝廷的重視和支援，雖然也展現了佛教的宇宙觀和世界觀，但帶有很強的地方性。是以我主要關注的是石燈的紀念碑性、文本性、物質性、地方性。
值得關注的圖書
楊斌：由于側重于自己的研究，是以很少追蹤最新出版的著作，實在慚愧。不妨提一下我自己在研究龍涎香時看到的日本學者山田憲太郎 (Kentaro Yamada)的研究。他大概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研究龍涎香，并有出版，但由于戰争的原因一度中止；到了1955-1956年，他綜合中西史料發表了研究龍涎香的一篇長文。以我所見，這是中外研究龍涎香最為出色的文章，可惜幾十年來幾乎不為人所知。
最近國内學者關于南海地圖的研究也讓我精神一振。這位學者和合作者利用套疊法，依次推翻了越南方面關于西沙群島主權請求的曆史材料和菲律賓方面關于黃岩島主權請求的曆史材料；并甄選辨析中文文獻，進一步推算出明清中國航海中的一更為21.3公裡，相關研究已經發表或者即将發表。這些對中國海洋史的研究來說，實在是意義極其深遠的突破。
陳懷宇：2021年印象比較深的一本書是劍橋東亞系教授高奕睿（Imre Galambos）的新書《敦煌寫本文化：第一個千年的終結》。這也是他十年内在德國的德古意特出版社《寫本文化研究》叢書中刊出的第三本書，這本新書與前兩本書一樣，再次強調了在中國西北出土寫本的多語言和多元文化特征。基于過去十五年閱讀敦煌寫本的經驗，高奕睿這本新書從物質文化的角度，通過一些寫本上過去常人不太留意的細節來探讨寫本在敦煌歸義軍統治時期的曆史和社會語境中是如何産生、使用和被再利用的。
《敦煌寫本文化：第一個千年的終結》（Dunhuang Manuscript Culture: End of the First Millennium，Berlin: de Gruyter, 2020）書封。
該書為敦煌學提供了寫本抄寫實踐研究的新視角，他認為公元九世紀吐蕃政權從敦煌撤出後，歸義軍社會并未回到吐蕃占領以前的狀态，而是發展出獨特的多語言、多元文化的寫本文化，這主要因為當地人口構成發生了變化，漢人、藏人、粟特人、于阗人和回鹘人的抄寫文化互相産生影響。比如第一章指出吐蕃人離開之後，其貝葉經寫本形式被歸義軍時期的一些漢文寫本繼承了。第三章讨論一些漢文寫本題記和繪畫題記從左到右書寫的順序，也是受到中亞地區“胡語”的書寫習慣影響，比如漢文寫本題記自上而下的由左到右書寫則可能是來自粟特人和回鹘人的書寫習慣。而第二章則主要分析習字生徒的年齡、身份和地位，試圖揭示後面的曆史社會意義。第四章主要分析社司轉帖中的人名所展現的人口構成，他認為粟特人在歸義軍時期乃是當地經濟和社會活動中的重要群體。不過，他沒有講為何回鹘人在這些人名中不夠普遍，是否因為回鹘人與漢人的經濟和社會互動不如粟特人密切？總之仍留下一些待讨論的問題。
期待的原創作品
楊斌：我隻能根據自己的感覺，談一下史學著作的書寫和出版。我期待國内的史學作品能夠多一點世界意識、世界眼光，中國的讀者也能夠多一點世界意識、世界眼光；畢竟，中國是在世界之中，而不是世界之外。商周漢唐對于國人而言，固然有着文化上血脈相連的親近感，天然地具有吸引力。可是，中國當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需要有世界公民的意識，能夠有相當的同情甚至共情去了解世界。
第二，我期待能夠出現更多的跨學科的史學作品。人類社會的發展是複雜的，并不是根據政治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等等的條條框框來前進的，這必然要求我們在研究任何曆史問題的時候，根據問題本身和材料本身（包括有字的無字）去探索。是以，我期望熱愛曆史學的青年學生，能夠拓展自己的興趣，學習數學、學習實體、學習生物學、學習醫學等等。這樣才能擴充曆史研究的契入點，承擔起曆史學這門無所不包、渺無際涯的學問。
作者｜受訪學者
編輯｜李永博 李陽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