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三四十年代，工業革命促進德意志帝國巨大的物質發展，技術革新和工業發展對實際功用不甚明顯的人文學科形成了巨大挑戰。在這樣一種曆史情境之下，對曆史學的正名便尤為必要。曆史學從業者開始全面思考曆史學科的專業化程序。曆史思考的學術化、從業者和機構的制度化程序都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其中德羅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就“曆史應該怎麼學”這一問題，耗時二十餘年，經由多次修訂教學講義，著成《曆史知識理論》這一指導性手冊。這段為“Historik”正名的引文，折射出這位19世紀德國學者對曆史學的整體性思考：
“曆史知識理論不是曆史科學百科全書，不是曆史哲學（神學），不是道德世界的實體學，更不是曆史寫作的詩學。曆史的任務是作為曆史思考和研究的有機體。”
德羅伊森從不同的次元對Historik進行了系統性定義。他眼中的Historik正如泰勒斯眼中的水、畢達哥拉斯的數、赫拉克勒特的火、阿那克西美尼的氣、恩培多克勒的水火土氣、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圖的理念、巴門尼德的存在，是信而存在的本體，是有機統一體。而在與他者進行區分之時，他又取用了曆史知識理論的某個具體層面——從認識論的角度，将曆史學差別于當時流行的百科全書理念；從方法論的角度，又與玄思的哲學（神學）、運用定律解釋自然現象的實體學（自然科學）比較；在曆史叙述方面，又與詩學進行了區分。
“百科全書”是旨在以系統或字母順序全面總結整個知識體系或特定領域的知識彙編作品。文藝複興以來，人們不滿足于中世紀積累的抽象知識，轉而從古典文獻中尋找本質和方法，拉丁國文庫（1536）和希臘國文庫（1575）字典的編撰就是一例。兩部字典共同奠定了按字母順序排序的字典編纂範式。這一程序也展現了人們對知識的追求發生變化：由抽象道理轉為對文本的考證。
随着17世紀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在自然科學和科技領域的盛行，百科全書的主題也從早期的宗教、古代知識轉向以實用、世俗為特征的現代話題，如狄德羅和達朗貝爾共同主編的《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工藝的系統性詞典》（1751—1777）。
百科全書理念在古代史學界也有展現。1837年由奧古斯特·弗裡德裡希·保利創辦的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叢書（《古典古代通學百科全書》，後簡稱RE）即是典型。我們從書名中就可看出這并非普遍意義上的百科知識，而是具有明顯學科特征的“真”（real）百科全書。紮實的學術立場和具體條目的編輯方式，已然超越了早期那種知識的“徹底的通全”。該叢書創辦的初衷在于為專業從業者提供參考書。1864年之後，在托伊費爾的上司下不斷擴大，成為一本更廣泛且全面的古代知識百科全書。
曆史學界對這一思潮的反應是多個層面的。從課程名稱的設定中，就可看出端倪：弗裡德裡希·沃爾夫将課程命名為“百科全書式的國文學”，奧古斯特·伯克将課程命名為“古典國文學科的百科全書與方法論”。
而德羅伊森将這種對知識的整理傳統與曆史學進行了區分，明确指出堆砌知識的百科全書理念不同于曆史學的樣态。換言之，百科全書強調知識的叢集，是知識編輯的樣态，而曆史學強調學科性、強調曆史方法論與整體性。
德羅伊森又将曆史學與哲學（神學）、自然科學作了區分。将這三門學科并列，同樣耐人尋味，這在學科/學術史上也是一個嚴肅的命題。他指出哲學（神學）、實體學、曆史學了解世界的方法分别對應特定的科學方法：玄思方法、實體方法、曆史方法；分别依托邏輯、實體、倫理工具；最終分别以這些具體的認知路徑——去找尋、解釋、了解——來達成認識世界的目的。
哲學與神學，因共用玄思方法而被德羅伊森劃為一個範疇。兩者均追尋世界本原問題，采用溯源的思維方式。在19世紀德國，以複古求振興的人文主義運動的重要特征之一即回溯源頭。對來源的回溯和對（古代）源頭的充分了解，恰恰促成了了解、編輯和解釋古代文本的理性方法的發展。德羅伊森說“史料解釋與史料考證一樣，不是在找尋事情的開端”，即指曆史學與哲學（神學）追求（如探尋幸福、真理等的本質）的方法有别，也是與文藝複興時期慣用方法的一種區分。
回溯源頭的路徑催生了當時德國學術界一種盛行的研究方法，稱為Quellenforschung，指對傳世文獻來源的審查。而學者們将對曆時過程的因果解釋轉向對共時結構的文學闡釋的方法，又激發了懷疑論。
自然科學娩出于哲學，早期的自然科學研究往往被稱為“自然哲學”。直至啟蒙運動時期，科學與哲學、神學才逐漸分離，進而于19世紀形成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的方法論。德羅伊森這裡所稱的Physik，為廣義研究物質世界的學科，而非狹義的實體學學科。起始于伽利略、牛頓時代的這門實驗科學，在19世紀已有衆多分支，它們共有的重實驗、求确值的方法已然在曆史等人文學科産生影響。尤其在史學史領域，如以蘭克為代表的強調史料批判、在叙述方式上要求如實直書的客觀主義史學，以休谟、孔德為代表的強調确定事實、發現規律的實證主義史學，黑格爾的确知的四階段曆史發展觀、強調曆史的整體性與曆史的個體性的統一等等，都與之有關。
而德羅伊森認為，自然科學用特定定律解釋同類現象，并以此說明二者的因果關系，這并不适用于解讀道德世界發生的曆史。
在德羅伊森的時代，“科學”這一強調實證的概念在曆史研究中應用的典型代表，當屬英國人巴克爾。他于1861年發表兩卷本《英國文明史》，被後人視為實證主義史學的宣言。巴克爾稱：“曆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說明各民族的曆史程序都是有規律的，隻有通過揭示因果關系來闡明這種規律才能把曆史上升為科學。”德羅伊森則認為，“巴克爾不是是以将曆史提升為一門科學，而是将其置于自然科學的圈子裡”。相反，他已經有了曆史本體的認識：“曆史研究在當代精神活動中占據一定份額，它積極發現新事物，再探已經流傳的事物，以适當的方式呈現新發現。”相比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曆史的研究方法從個體的悟性、個人的歸納總結走向普遍适用，是一個充滿分析的過程。德羅伊森反對以絕對的因果關系，甚至是用一種普遍的定律來解釋所有個例：
“曆史研究不是說明的工作，不是解說前事如何決定後事……就好比永恒物質和物質變化的類似物。”
德羅伊森的這番話是對曆史釋讀思維的一種規範。此時，強調Physik的實體物質性，确已催生了曆史研究方法和路徑的轉向。比如，在德國，因為追求古代生活表現形式的“客觀”研究，而掀起了古物研究熱。這一傾向在耶格爾發起的第三次人文主義運動中更為明顯，也極具争議；再如伯克的Sachphilologie（“實物文獻學”或“物之國文學”）。
除了正面指出曆史學與實體學的不同，德羅伊森特别強調人類世界的道德性。如果道德世界是實驗方式構造的，那依照固定的數值就可以複刻出同種結果。這種情況下，每一個活生生的、生活在道德世界的人，就無需自由、責任和道德限制。
德羅伊森腦海中的曆史是一個如同人體一般，強調感官認知、意識建構的世界。是以，即使今人談古人，古人的過去也映射在今人心裡。正是這種感官、意識建構的道德世界，讓同為人類的研究者一定程度上與古人實作一種共情。而正是這種個性與共性的天然差異，讓研究者能“各顯神通”，使用各自的方法。曆史學的了解方式需憑借一定的直覺，好像一個心靈捕手，去了解過去。這個過程及其創造的結果，如同交配及受孕一樣具有創造力。如德羅伊森所說：“解釋的本質是在過去的事件中看到真實，以及促成這種現實和現實本身的所有充分條件。”而究竟看到什麼，便是道德世界的豐富性、研究者的個性所決定的。
事關“輸出”，德羅伊森還将曆史學與詩學這種帶有審美和文藝風格的書寫方式進行了區分。
曆史研究具有科學的主張、系統的方法，曆史書寫（Geschichtsschreibung）則被定義為曆史知識的語言中介。現代意義上的曆史書寫始于古希臘，不同于早先巴比倫人、亞述人、埃及人、波斯人等古代民族對統治者進行贊揚的叙述方式。現代史學的一大特點是在對文本的批評過程中，嘗試捕捉陳述的意圖及其可信度，而德羅伊森恰恰生活在這樣一個現代史學理念形成的時代。
古典作家本身并不認為自己是現代意義上的曆史學家/科學家，而是哲學家、作家和修辭者。德羅伊森在19世紀即已注意到詩學寫作與曆史書寫的差異，他就不同的學術命題，羅列出疑問式傾向、叙述傾向、教學論傾向、基于話語模式的讨論性傾向等書寫方式。
至此，德羅伊森向讀者交代了他對Historik的宏大認識體系。讀者可以從中看到19世紀曆史學人思維的系統性，及明顯不同于學科細分之後的工匠一般的思想——隻有零散的知識、碎片化的經驗和認識，難成體系。當然，不能忽略的是，學科在建制上的成功促成了學科的傳承。而德羅伊森這一集方法論、系統性為一體的Historik作為教學論也在學院得以傳承，曆史研究的演進也終于脫離了對研究者個人禀賦和技巧的依賴。這種系統性思維對當下曆史研究從業者，意義重大。
19世紀的曆史學者對應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路徑極其謹慎。今天，盡管所處時代不同，需要回答的學術問題和方法亦不同，但如何在學科交叉之中保持曆史學科的本色，仍是值得每一位曆史學從業者思考的。保持曆史學科的本質，重要的是研究問題的提出。計算機科學可以成為幫助回答曆史問題的一種方法，但不可取代問題的提出——這或許就是AI不可取代曆史研究者的地方。
文：張紅霞 作者機關：東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
編輯：李純一 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