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业革命促进德意志帝国巨大的物质发展，技术革新和工业发展对实际功用不甚明显的人文学科形成了巨大挑战。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之下，对历史学的正名便尤为必要。历史学从业者开始全面思考历史学科的专业化进程。历史思考的学术化、从业者和机构的制度化进程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中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就“历史应该怎么学”这一问题，耗时二十余年，经由多次修订教学讲义，著成《历史知识理论》这一指导性手册。这段为“Historik”正名的引文，折射出这位19世纪德国学者对历史学的整体性思考：
“历史知识理论不是历史科学百科全书，不是历史哲学（神学），不是道德世界的物理学，更不是历史写作的诗学。历史的任务是作为历史思考和研究的有机体。”
德罗伊森从不同的维度对Historik进行了系统性定义。他眼中的Historik正如泰勒斯眼中的水、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勒特的火、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恩培多克勒的水火土气、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信而存在的本体，是有机统一体。而在与他者进行区分之时，他又取用了历史知识理论的某个具体层面——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历史学区别于当时流行的百科全书理念；从方法论的角度，又与玄思的哲学（神学）、运用定律解释自然现象的物理学（自然科学）比较；在历史叙述方面，又与诗学进行了区分。
“百科全书”是旨在以系统或字母顺序全面总结整个知识体系或特定领域的知识汇编作品。文艺复兴以来，人们不满足于中世纪积累的抽象知识，转而从古典文献中寻找本质和方法，拉丁语文库（1536）和希腊语文库（1575）字典的编撰就是一例。两部字典共同奠定了按字母顺序排序的字典编纂范式。这一进程也体现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发生变化：由抽象道理转为对文本的考证。
随着17世纪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和科技领域的盛行，百科全书的主题也从早期的宗教、古代知识转向以实用、世俗为特征的现代话题，如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共同主编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系统性词典》（1751—1777）。
百科全书理念在古代史学界也有体现。1837年由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保利创办的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丛书（《古典古代通学百科全书》，后简称RE）即是典型。我们从书名中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遍意义上的百科知识，而是具有明显学科特征的“真”（real）百科全书。扎实的学术立场和具体条目的编辑方式，已然超越了早期那种知识的“彻底的通全”。该丛书创办的初衷在于为专业从业者提供参考书。1864年之后，在托伊费尔的领导下不断扩大，成为一本更广泛且全面的古代知识百科全书。
历史学界对这一思潮的反应是多个层面的。从课程名称的设定中，就可看出端倪：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将课程命名为“百科全书式的语文学”，奥古斯特·伯克将课程命名为“古典语文学科的百科全书与方法论”。
而德罗伊森将这种对知识的整理传统与历史学进行了区分，明确指出堆砌知识的百科全书理念不同于历史学的样态。换言之，百科全书强调知识的集群，是知识编辑的样态，而历史学强调学科性、强调历史方法论与整体性。
德罗伊森又将历史学与哲学（神学）、自然科学作了区分。将这三门学科并列，同样耐人寻味，这在学科/学术史上也是一个严肃的命题。他指出哲学（神学）、物理学、历史学理解世界的方法分别对应特定的科学方法：玄思方法、物理方法、历史方法；分别依托逻辑、物理、伦理工具；最终分别以这些具体的认知路径——去找寻、解释、理解——来达成认识世界的目的。
哲学与神学，因共用玄思方法而被德罗伊森划为一个范畴。两者均追寻世界本原问题，采用溯源的思维方式。在19世纪德国，以复古求振兴的人文主义运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即回溯源头。对来源的回溯和对（古代）源头的充分理解，恰恰促成了理解、编辑和解释古代文本的理性方法的发展。德罗伊森说“史料解释与史料考证一样，不是在找寻事情的开端”，即指历史学与哲学（神学）追求（如探寻幸福、真理等的本质）的方法有别，也是与文艺复兴时期惯用方法的一种区分。
回溯源头的路径催生了当时德国学术界一种盛行的研究方法，称为Quellenforschung，指对传世文献来源的审查。而学者们将对历时过程的因果解释转向对共时结构的文学阐释的方法，又激发了怀疑论。
自然科学娩出于哲学，早期的自然科学研究往往被称为“自然哲学”。直至启蒙运动时期，科学与哲学、神学才逐渐分离，进而于19世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方法论。德罗伊森这里所称的Physik，为广义研究物质世界的学科，而非狭义的物理学学科。起始于伽利略、牛顿时代的这门实验科学，在19世纪已有众多分支，它们共有的重实验、求确值的方法已然在历史等人文学科产生影响。尤其在史学史领域，如以兰克为代表的强调史料批判、在叙述方式上要求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史学，以休谟、孔德为代表的强调确定事实、发现规律的实证主义史学，黑格尔的确知的四阶段历史发展观、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与历史的个体性的统一等等，都与之有关。
而德罗伊森认为，自然科学用特定定律解释同类现象，并以此说明二者的因果关系，这并不适用于解读道德世界发生的历史。
在德罗伊森的时代，“科学”这一强调实证的概念在历史研究中应用的典型代表，当属英国人巴克尔。他于1861年发表两卷本《英国文明史》，被后人视为实证主义史学的宣言。巴克尔称：“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说明各民族的历史进程都是有规律的，只有通过揭示因果关系来阐明这种规律才能把历史上升为科学。”德罗伊森则认为，“巴克尔不是因此将历史提升为一门科学，而是将其置于自然科学的圈子里”。相反，他已经有了历史本体的认识：“历史研究在当代精神活动中占据一定份额，它积极发现新事物，再探已经流传的事物，以适当的方式呈现新发现。”相比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从个体的悟性、个人的归纳总结走向普遍适用，是一个充满分析的过程。德罗伊森反对以绝对的因果关系，甚至是用一种普遍的定律来解释所有个例：
“历史研究不是说明的工作，不是解说前事如何决定后事……就好比永恒物质和物质变化的类似物。”
德罗伊森的这番话是对历史释读思维的一种规范。此时，强调Physik的实体物质性，确已催生了历史研究方法和路径的转向。比如，在德国，因为追求古代生活表现形式的“客观”研究，而掀起了古物研究热。这一倾向在耶格尔发起的第三次人文主义运动中更为明显，也极具争议；再如伯克的Sachphilologie（“实物文献学”或“物之语文学”）。
除了正面指出历史学与物理学的不同，德罗伊森特别强调人类世界的道德性。如果道德世界是实验方式构造的，那依照固定的数值就可以复刻出同种结果。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活生生的、生活在道德世界的人，就无需自由、责任和道德约束。
德罗伊森脑海中的历史是一个如同人体一般，强调感官认知、意识建构的世界。因此，即使今人谈古人，古人的过去也映射在今人心里。正是这种感官、意识构建的道德世界，让同为人类的研究者一定程度上与古人实现一种共情。而正是这种个性与共性的天然差异，让研究者能“各显神通”，使用各自的方法。历史学的理解方式需凭借一定的直觉，好像一个心灵捕手，去理解过去。这个过程及其创造的结果，如同交配及受孕一样具有创造力。如德罗伊森所说：“解释的本质是在过去的事件中看到真实，以及促成这种现实和现实本身的所有充分条件。”而究竟看到什么，便是道德世界的丰富性、研究者的个性所决定的。
事关“输出”，德罗伊森还将历史学与诗学这种带有审美和文艺风格的书写方式进行了区分。
历史研究具有科学的主张、系统的方法，历史书写（Geschichtsschreibung）则被定义为历史知识的语言中介。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始于古希腊，不同于早先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波斯人等古代民族对统治者进行赞扬的叙述方式。现代史学的一大特点是在对文本的批评过程中，尝试捕捉陈述的意图及其可信度，而德罗伊森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史学理念形成的时代。
古典作家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科学家，而是哲学家、作家和修辞者。德罗伊森在19世纪即已注意到诗学写作与历史书写的差异，他就不同的学术命题，罗列出疑问式倾向、叙述倾向、教学论倾向、基于话语模式的讨论性倾向等书写方式。
至此，德罗伊森向读者交代了他对Historik的宏大认识体系。读者可以从中看到19世纪历史学人思维的系统性，及明显不同于学科细分之后的工匠一般的思想——只有零散的知识、碎片化的经验和认识，难成体系。当然，不能忽略的是，学科在建制上的成功促成了学科的传承。而德罗伊森这一集方法论、系统性为一体的Historik作为教学论也在学院得以传承，历史研究的演进也终于脱离了对研究者个人禀赋和技巧的依赖。这种系统性思维对当下历史研究从业者，意义重大。
19世纪的历史学者对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路径极其谨慎。今天，尽管所处时代不同，需要回答的学术问题和方法亦不同，但如何在学科交叉之中保持历史学科的本色，仍是值得每一位历史学从业者思考的。保持历史学科的本质，重要的是研究问题的提出。计算机科学可以成为帮助回答历史问题的一种方法，但不可取代问题的提出——这或许就是AI不可取代历史研究者的地方。
文：张红霞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李纯一 刘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