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巴渝诗词歌赋概况

（一）巴渝诗

1、巴渝诗歌源头

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据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这是巴渝歌舞见诸史籍的最早记录。惜乎未见歌词内容。检阅《尚书》，其中《牧誓》记载参与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而未见有“巴”；但注家认为八族所在地即是西南，其中当有巴族。

《巴志》又载:廪君之后板盾蛮夷者“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善舞。帝(按即汉高祖刘邦)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可见巴渝舞源远流长。它产生于古老的巴渝大地，保留了人类早期的艺术特点，诗歌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虽然，现在难以确知巴渝歌词的具体内容，以及它的具体音乐曲调和舞蹈形式，但通过以上古籍的记载，仍能想象出巴渝舞在表演中所体现的阳刚之气。

2、巴渝乐府民歌

乐府民歌的创作基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巴渝民歌也不例外。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中记载一首广为流传的《巴东渔者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古今乐府》有《女儿子》:“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沈德潜曰:“说猿声之悲，始此。”(《古诗源》)看来，这两首诗歌构思、意境实无二致，都是描写三峡一带独特的猿鸣哀声，说明这类民歌属于集体创作的性质。它们靠口耳相他广布长流，所以传唱形式多样。《宜都山川记》载:“三峡林木高茂，猿鸣至清，行者闻之，莫不怀土，故渔歌之。"歌者凄婉悲伤，闻者莫不黯然丧神。这一方大地乃是三峡地区巴渝儿女祖祖辈辈生活栖息的场所，哀怨的悲歌正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巴渝乐府植根现实，多反映社会问题，揭露时弊。巴渝儿女爱憎分明，情感激越。他们对贪官污吏疾恶如仇，对为民办好事的清官则发自肺腑地加以赞颂。如《风巴郡太守诗》曰:“明明上天，下土是亲。帝选元后，求定安民。孰可不念，祸福由人。愿君奉诏，惟德日新。”因为巴郡太守连年失道，老百姓对他表示不满，故作此诗规劝。

再如《刺巴郡郡守诗》: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这是汉孝桓帝时，河南人李盛任巴郡郡守期间，贪财重赋，搜刮民脂民膏罪行的“实录”。老百姓被逼得倾家荡产，乞贷无门，走投无路。此诗揭露了统治者的贪婪暴虐，是人民对贪官污吏的血泪控诉，是对他们残酷暴行的无情抨击和讥刺。

巴渝儿女是非分明。东汉安帝时，巴郡人陈纪山担任司隶校尉，为人严明正直。有掸国(今缅甸)人献技于汉朝廷(大概类似于今之表演魔术)。安帝和满朝文武官员看得津津有味，惟独陈纪山拒绝观看，认为不应在朝廷观赏这些蛊惑人心的旁门左道。巴人歌颂陈纪山，曰:

筑室载直梁，国人以贞真。邪娱不扬目，狂行不动身。奸轨僻乎远，理义协乎民。

——《巴人歌陈纪山》

汉孝顺帝永建中，有太山人吴资，为巴郡太守。吴资勤政爱民，政绩颇丰。在他任太守期间，巴郡屡获丰收。巴人感激这位清官。作诗歌颂他:

习习晨风动，澍雨润禾苗。我后恤时务，我人以优饶。

后来，吴资任职期满调离，老百姓为他欢送，恋恋不舍，情真意切。歌曰:

望远忽不见，惆怅当徘徊。恩泽实难忘，悠悠心永怀。

——《巴郡人为吴资歌》

巴渝乐府民歌源远流长，她根植于民间，地方色彩鲜明，多纪风俗，抒民情。语言朴实凝练，一般以五言诗为主，无论是叙事还是言情，都饱含感情。明人胡应麟评论汉乐府歌谣时说:“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此段评语，同样适合于对巴渝民歌的评价。

3、唐代巴渝诗

3.1唐代巴渝诗概述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诗众体”(高棅《唐诗品汇总序》)，名家辈出，题材广泛，流派众多，风格多样，成就辉煌。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唐代也是巴渝诗的发展期和繁荣期。

唐代的巴渝诗较之唐前的创作情况，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从歌咏题材来看，山水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歌咏三峡风光、巴渝山水形胜、历史人文景观的佳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反映巴渝民风民情的作品及咏史怀古之作大量出现，为我们了解唐代的巴渝提供了形象化的珍贵资料。从山水诗歌咏的对象和地点来看，范围有所扩大。虽然围绕着三峡和巫山神女构思立意的诗篇依然有增无减，但也出现了描写江州、嘉陵江、忠州、万州、彭水等地山水风光和民风民俗的诗作。从创作主体来看，唐代的著名诗人如杨炯、陈子昂、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都有过取道或寓居巴渝的经历，由于他们的加盟歌咏，巴渝诗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从诗歌创作的数量来看，作品大量涌现，可为盛况空前。从诗歌创作的成就来看，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水平，均远超前代。可以说，巴渝诗是随着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足迹前进的。应该指出，唐前古题乐府诗《巫山高》，虽数量不少，都是描摹巫山、三峡的写景之作，但这些作品未必是诗人亲临其地的真实感受，因而诗作往往有概念化、公式化倾向。而唐代的巴渝诗大多抒写诗人的亲身经历和独特感受，熔铸了诗人自身的遭遇和真实的情感，因而更能够打动读者。

巴渝诗的繁荣和发展与唐代诗人喜好漫游的风尚关系密切。唐代诗人，在入仕之前，多喜漫游。他们普遍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以一种开阔的胸襟，亲临名山大川，尽情游赏。李白的话也许道出了唐代大多数文人游览山川的心态:"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人剡中"(李白《初下荆门》。他们时常留连忘返于秀丽壮美的山川，在亲近自然中，领悟山水之趣，捕捉诗的灵感；他们在亲近自然中，开阔了视野，增广了见闻；他们在亲近自然中，陶冶情操，培养了审美观。

三峡秀丽壮观的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并让他们为之倾倒，三峡成为诗人游览观赏的最佳处所之一。自唐代始，就有“天下文人皆入蜀”的说法。这里所谓“蜀"，其实包含了巴渝，因为文人们习惯上把进人巫山境内的三峡亦称作蜀地。

蜀地诗人像陈子昂、李白游览巴渝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陈子昂的足迹遍布巴渝，游览了巴渝各处风景名胜，留下了许多山水佳作。如《合州津口别舍弟至东阳峡步趁不及眷然有忆作以示之》、《入东阳峡与李明府舟前后不相及》、《万州晓发放舟乘涨还寄蜀中亲朋》、《白帝城怀古》等。

李白一生三入三峡，与三峡更是结下不解之缘。青年时代的李白为了寻求广阔天地，实现理想抱负，仗剑去国，出蜀漫游。他顺江而下，取道夔门，一路上边走边停，饱览沿途风光，乐此不疲。晚年的李白被流放夜郎，又一次途径三峡，感慨万端，情绪低落，三峡风光无不染上诗人的哀伤情感。当获知大赦消息后，李白喜出望外，他立即掉船向东，直下江陵，写下了千古绝唱的《朝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外籍诗人如杨炯、卢照邻、沈期、孟浩然、王维、王昌龄、高适、杜甫、李商隐等诗人，都有过游览巴渝的经历，留下了许多描写巴渝山川景色和风土人情的诗作。特别是杜甫，他在巴渝生活了两年零八个月，共创作470余首诗歌，占杜诗总数的1/3。杜甫的“夔州诗”是诗人晚年漂泊西南的孤独生活写照，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沉郁顿挫”风格成熟定型的重要时期。毫无疑问，这些巴渝山水诗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渝诗繁荣的第二个原因与文人贬谪有关。由于巴渝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所以一直是朝廷充军发配官员的处所。这些文人远离朝廷，远离家乡，仕途失意，报国无门，感到孤独寂寞，凄楚忧伤。他们把这种情感形诸歌咏，相应地也出现了一些贬谪诗。他们在诗歌中往往通过借景抒情的方式来抒发牢骚和悲愤不平之情，感情真挚。他们以外乡人的角色观看巴渝风光，体验风土人情，写下的诸多诗篇为我们了解唐代的巴渝文化背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白居易的“忠州诗”、刘禹锡的“夔州诗"就是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贬谪诗。

唐代还出现了巴渝本土的第一位诗人李远。《全唐诗》录其诗35篇，《全唐诗补编·续补遗》补1首，存诗共36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