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疫情呈现多点爆发，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自此，如何应对控制公共疫情成为眼下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纵观历史长河，我们不难发现古人同样面临着疫情的威胁。在医疗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呢？
2022年春新冠疫情后的合肥街道 来源：安徽网
01
古代发生疫情的几率高吗？
那是相当之高。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
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公羊传》书影
《中国救荒史》 邓拓著
02
古代哪些地方容易出现疫情？
大家应该已经猜到答案了——江南。因其温暖湿润的气候，细菌和病毒极易繁殖，再加上自古富庶，人口密集，是病毒传播的温床。中原地区的人们认为南方湿热的天气和旺盛的水系会产生“瘴气”危害人的健康。所以很多被发配到南方远地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去慢性自杀，有去无回，苏轼赴海南时称此行为“九死一生”，也是来自于这种思想。
宋 李公麟《扶杖醉坐图》（苏轼画像）
03
古代的疫情主要是由什么引起的？
《吕氏春秋 季春纪》记载：
“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
除了季节原因，正如俗语所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战乱、饥荒、旱灾、洪灾、地震等灾祸都是疫情的温床。百姓食不果腹，导致身体虚弱，免疫力明显下降，很容易感染疾病。再加上人们流离失所，流民数量增多，大规模的迁移流动，也为瘟疫的传播流行提供了更为有利的途径；瘟疫发生后，由于古人绝大部分都是土葬，穷人甚至直接裹着席子埋到乱葬岗里，环境卫生也遭到了极大地破坏，因此这些自然腐烂的尸体就再次成为瘟疫的源头。
《吕氏春秋》书影
04
疫情的起因，古人如何认知？
最初，古人对疫情产生的原因没有科学的认知，多将其归结为“鬼神”作祟。
《楚辞》
比如《楚辞》中说：“伯强，大厉疫鬼也，所至伤人。”他们认为伯强就是一种鬼，专门制造疫情。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典《黄帝内经》中的《素问·刺法论》篇记载：“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说明当时的人们认为瘟疫流行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明末医学家吴又可著有大陆第一本瘟疫病专著《温疫论》，他在其中提出：
“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邪从口鼻而入”、
“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
这种“气”无色无味，肉眼不可见，从口鼻传染，还与人自身抵抗力相关——可以说已经对通过呼吸道传染的病毒特性描绘出了十之八九。
明 吴又可《瘟疫论》书影（共2张）
05
古人为了应对疫情直接用魔法防御吗？
确实有魔法防御。在古代，由于人们缺乏科学的认知，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于鬼怪在服徭役，服役内容就是取人性命。
东汉《释名》解释：“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这里的“疫”通“役”。仿佛鬼神也要“996”，摆脱不了“打工人”的命运。
先秦时期，就传说五帝之一的颛顼（zhuān xū）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就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戴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nuó)戏的由来。
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壁画《乡傩图》
根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东汉的大傩礼较为隆重，具有皇家礼仪的性质。民间也有傩仪，虽然没有宫廷仪式庄重和气派，但其戴假面、跳祭舞、驱鬼的形式和宫廷仪式大体一致。民间还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驱疫鬼民俗，比如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其实也与驱疫鬼有关。
宋 佚名《大傩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 佚名《大傩图》 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 莲溪款钟馗图 安徽博物院藏
清 五毒符 安徽博物院藏
06
古人如何防疫抗疫？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抗“疫”的记载。在数千年的抗疫史中，古人也探索出了许多科学的抗疫措施，这些措施在今天看来也不落后。
“方舱医院”
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专门隔离传染病人的“疠所”。中国史书中对传染病患者进行医学隔离的最早记载是《汉书·平帝纪》——“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舍空邸第”就是空出房子，将患者集中安置，既可以保证患者不会成为二次传染源，也便于集中治疗。自此之后，“舍空邸第”就成为古代历朝政府控制传染病的手段。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
到了南北朝时期已发展成为一种制度，萧齐时，太子懋等人曾设立专门的隔离机构——六疾馆。
唐朝时，还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相当现代的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这可算是历史上最早的“方舱医院”了。
宋代文豪苏轼也曾在杭州亲自营建“安乐坊”以专门隔离病患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北宋末年开始，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用来处理无以安葬的尸体，避免疫病的再度传播。
古代“黑科技”
除了隔离之外，古人也没有放弃对已经患病之人的救治，名医华佗就曾经摸索出了用青蒿治愈由疟疾引起的流行性“黄疸病“的良方，后世医学家屠呦呦还从青蒿中分离出了“青蒿素”，打造出了制造疟疾的强力药物，再次验证了古代名医治疗瘟疫的科学思路。
而在影视剧里最有普及性的古代传染病就是天花了。它是一种病毒性传染病，虽然时至今日天花病毒早已经灭绝接近半个世纪，而这背后，却涉及到了中国古人的一项医疗创举——人痘术。人痘术指的就是取天花患者痘痂制浆接种于健康儿童，使之产生免疫力，以预防天花的方法。
而后来在不断实践的过程当中，古人发现用接种多次的痘痂进行接种，安全性会更高。清代的《种痘心法》就记载道：“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这背后的原理和今天的定向减毒选育疫苗是一样的。
清 朱亦梁《种痘心法种痘指掌》
“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
在实行医学隔离的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则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这种手段，也是封建朝廷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且，在“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这是中国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的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在中国古代，自南北朝时代开始，朝廷便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都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瘟疫，皇帝赵构（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活者甚众”。
明朝嘉靖二十年（1541）五月，京城暴发“疾疠”，皇帝朱厚熜（明世宗）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居民。在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菌陈蒿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
南宋 李唐 《炙艾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医圣张仲景像》蒋兆和绘
《伤寒杂病论》 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藏
07
古人预防疫情发生有没有妙招？
当然有，有些是经过实践总结的经验，有些就算是“无心插柳”。早在秦汉时，就有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官员一天假，也被称为“休沐”。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从个人卫生角度来防范细菌病毒的繁殖。
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称，“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并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
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谓“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的是对饮用水源的保护。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煎滚，停一时，候碱澄乃用之。”这种煮沸、澄清之后再饮用水的做法，是处理饮用水以保证健康的措施，极大降低了传染病发生的概率。
清朝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指出了用熏蒸的办法消毒：“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熊立品在《治疫全书》中提出瘟疫流行时节的“四不要”原则：“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
陈耕道在《疫痧草》中提到：“凡入疫家视病，宜饱不宜饥，宜暂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远坐不宜近对。即诊脉看喉，亦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病家。”特别强调在疫情传播阶段，就是医生也要避免近距离接触。
余伯陶在《鼠疫抉微·避疫说》中提出：“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
王士雄的《霍乱论》告诫人们：“平时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卜居最宜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通过对环境卫生的改善，以驱除疫病流传的可能。
李时珍画像 蒋兆和绘
《本草纲目》书影
08
古人有没有科学控制疫情的例子？
还确实有一次非常科学的控制疫情的情况。1910年11月9日，哈尔滨地区突发鼠疫，灾祸首发于傅家甸(今道外区)。大鼠疫出现后，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
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以及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从而防止了疫情的进一步恶化和扩散，并最终成功地平息了疫情。这也是腐朽未落的清王朝为民所做的唯一一件有益于民的事。
晚清 滨江第一疑似病院
晚清 傅家甸第一区防疫执行处员役
晚清 傅家甸防疫首设之消毒所
晚清 哈尔滨防疫局
尽管古代医学技术不如今天发达，面对疫情的防控有诸多不够完备之处，虽有依赖“魔法”的部分，但我们也要看到古人的抗疫还是颇具文明性。
疫情防护流程图 来源：央视新闻
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战胜疫情
让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不再被口罩隔开
在此
向战斗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人们
致敬！！！
主要参考资料
李海《试论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瘟疫流行》
吴鹏《唐朝是如何依法治疫的》
汪圣铎，胡玉《宋代应对瘟疫的措施》
陈旭《明代医生群体在瘟疫之际的社会救助活动》
《明代瘟疫与时代社会》
曾勋《古代政府如何应对突发的瘟疫》
石琛《清朝前期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瘟疫的应对措施》
王玉德《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
董维、宏伟《中国古代社会防疫措施探析》
孟庆云《瘟疫与中华民俗文化》
王文远《古代中国防疫思想与方法及其现代应用研究》
-END-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文博圈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