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疫情呈現多點爆發，打了大家一個措手不及。自此，如何應對控制公共疫情成為眼下人們最為關注的焦點。縱觀曆史長河，我們不難發現古人同樣面臨着疫情的威脅。在醫療科技不發達的時代，他們是如何應對的呢？
2022年春新冠疫情後的合肥街道 來源：安徽網
01
古代發生疫情的幾率高嗎？
那是相當之高。中國曆史上最早記載的疾疫發生在周代。魯莊公二十年夏，“齊大災”。按照《公羊傳》的解釋，此大災即大疫。此後，關于疾疫的記載不斷增多。
據鄧拓在《中國救荒史》一書中的不完全統計，曆代發生疫災的次數為：周代1次，秦漢13次，魏晉17次，隋唐17次，兩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從死亡人數看，程度最嚴重的一次是金朝開興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間，“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其數”。可見，疾疫對人類社會的破壞力的确非同一般。
《公羊傳》書影
《中國救荒史》 鄧拓著
02
古代哪些地方容易出現疫情？
大家應該已經猜到答案了——江南。因其溫暖濕潤的氣候，細菌和病毒極易繁殖，再加上自古富庶，人口密集，是病毒傳播的溫床。中原地區的人們認為南方濕熱的天氣和旺盛的水系會産生“瘴氣”危害人的健康。是以很多被發配到南方遠地的人都覺得自己是去慢性自殺，有去無回，蘇轼赴海南時稱此行為“九死一生”，也是來自于這種思想。
宋 李公麟《扶杖醉坐圖》（蘇轼畫像）
03
古代的疫情主要是由什麼引起的？
《呂氏春秋 季春紀》記載：
“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
除了季節原因，正如俗語所說“大災之後必有大疫”。戰亂、饑荒、旱災、洪災、地震等災禍都是疫情的溫床。百姓食不果腹，導緻身體虛弱，免疫力明顯下降，很容易感染疾病。再加上人們流離失所，流民數量增多，大規模的遷移流動，也為瘟疫的傳播流行提供了更為有利的途徑；瘟疫發生後，由于古人絕大部分都是土葬，窮人甚至直接裹着席子埋到亂葬崗裡，環境衛生也遭到了極大地破壞，是以這些自然腐爛的屍體就再次成為瘟疫的源頭。
《呂氏春秋》書影
04
疫情的起因，古人如何認知？
最初，古人對疫情産生的原因沒有科學的認知，多将其歸結為“鬼神”作祟。
《楚辭》
比如《楚辭》中說：“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他們認為伯強就是一種鬼，專門制造疫情。中國現存最早的醫典《黃帝内經》中的《素問·刺法論》篇記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内，邪不可幹，避其毒氣。”說明當時的人們認為瘟疫流行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隻要“正氣存内”，就能“避其毒氣”。
明末醫學家吳又可著有大陸第一本瘟疫病專著《溫疫論》，他在其中提出：
“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别有一種異氣所感”、“邪從口鼻而入”、
“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适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或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
這種“氣”無色無味，肉眼不可見，從口鼻傳染，還與人自身抵抗力相關——可以說已經對通過呼吸道傳染的病毒特性描繪出了十之八九。
明 吳又可《瘟疫論》書影（共2張）
05
古人為了應對疫情直接用魔法防禦嗎？
确實有魔法防禦。在古代，由于人們缺乏科學的認知，往往把疫情的發生歸結于鬼怪在服徭役，服役内容就是取人性命。
東漢《釋名》解釋：“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這裡的“疫”通“役”。仿佛鬼神也要“996”，擺脫不了“打勞工”的命運。
先秦時期，就傳說五帝之一的颛顼（zhuān xū）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中一個居江水是為瘟鬼。《周禮·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就是專門的驅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頭戴面具，執戈揚盾，帥百隸逐室毆疫，此即後世傩(nuó)戲的由來。
山東嘉祥武氏祠漢代壁畫《鄉傩圖》
根據《後漢書·禮儀志》記載，東漢的大傩禮較為隆重，具有皇家禮儀的性質。民間也有傩儀，雖然沒有宮廷儀式莊重和氣派，但其戴假面、跳祭舞、驅鬼的形式和宮廷儀式大體一緻。民間還流行的設醮、紙船送瘟神等驅疫鬼民俗，比如端午節的龍舟競渡，其實也與驅疫鬼有關。
宋 佚名《大傩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宋 佚名《大傩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 蓮溪款鐘馗圖 安徽博物院藏
清 五毒符 安徽博物院藏
06
古人如何防疫抗疫？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抗“疫”的記載。在數千年的抗疫史中，古人也探索出了許多科學的抗疫措施，這些措施在今天看來也不落後。
“方艙醫院”
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專門隔離傳染病人的“疠所”。中國史書中對傳染病患者進行醫學隔離的最早記載是《漢書·平帝紀》——“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舍空邸第”就是空出房子，将患者集中安置，既可以保證患者不會成為二次傳染源，也便于集中治療。自此之後，“舍空邸第”就成為古代曆朝政府控制傳染病的手段。漢代中國就有“病遷坊”設施，用來隔離麻風病人。
到了南北朝時期已發展成為一種制度，蕭齊時，太子懋等人曾設立專門的隔離機構——六疾館。
唐朝時，還有佛教會設立的“病人坊”用于隔離麻風病人，内有僧人為患者治病，相當現代的慈善機構。武則天時期，改稱為“悲田養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這可算是曆史上最早的“方艙醫院”了。
宋代文豪蘇轼也曾在杭州親自營建“安樂坊”以專門隔離病患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北宋末年開始，普遍設立漏澤園制度，用來處理無以安葬的屍體，避免疫病的再度傳播。
古代“黑科技”
除了隔離之外，古人也沒有放棄對已經患病之人的救治，名醫華佗就曾經摸索出了用青蒿治愈由瘧疾引起的流行性“黃疸病“的良方，後世醫學家屠呦呦還從青蒿中分離出了“青蒿素”，打造出了制造瘧疾的強力藥物，再次驗證了古代名醫治療瘟疫的科學思路。
而在影視劇裡最有普及性的古代傳染病就是天花了。它是一種病毒性傳染病，雖然時至今日天花病毒早已經滅絕接近半個世紀，而這背後，卻涉及到了中國古人的一項醫療創舉——人痘術。人痘術指的就是取天花患者痘痂制漿接種于健康兒童，使之産生免疫力，以預防天花的方法。
而後來在不斷實踐的過程當中，古人發現用接種多次的痘痂進行接種，安全性會更高。清代的《種痘心法》就記載道：“其苗傳種愈久，則藥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選煉愈熟，火毒汰盡，精氣獨存，是以萬全而無害也。”這背後的原理和今天的定向減毒選育疫苗是一樣的。
清 朱亦梁《種痘心法種痘指掌》
“噓寒問暖不如打筆巨款”
在實行醫學隔離的同時，提供免費醫療、醫藥服務，則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這種手段，也是封建朝廷樹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稱之為“賜藥”。而且，在“賜藥”的同時，還有“頒方”，這是中國古人控制和預防公共疫情的最實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在中國古代，自南北朝時代開始，朝廷便有給民間免費提供醫書、藥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醫典籍《聖惠方》《慶曆善救方》《簡要濟衆方》《集驗方》《四時攝生論》等所載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薦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現代中醫仍在使用。南宋紹興二十六年（1156），都城臨安（今杭州）發生瘟疫，皇帝趙構（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藥”，這是一種類似現代中成藥“柴胡飲沖劑”的成藥，相當有療效，“活者甚衆”。
明朝嘉靖二十年（1541）五月，京城暴發“疾疠”，皇帝朱厚熜（明世宗）親自檢驗、創制“濟疫小飲子”方，散發給居民。在東漢“醫聖”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收錄不少防治疫病的藥方。如“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治呼吸道感染及大葉性肺炎；“白虎湯”“竹葉石膏湯”治乙型腦炎和流腦；“葛根黃芩黃連湯”治急性腸炎及細菌性痢疾；“菌陳蒿湯”治黃疸及傳染性肝炎；“白頭翁湯”治細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
南宋 李唐 《炙艾圖》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醫聖張仲景像》蔣兆和繪
《傷寒雜病論》 吉林省中醫藥博物館藏
07
古人預防疫情發生有沒有妙招？
當然有，有些是經過實踐總結的經驗，有些就算是“無心插柳”。早在秦漢時，就有了三日一洗頭、五日一沐浴的習慣。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給官員一天假，也被稱為“休沐”。這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從個人衛生角度來防範細菌病毒的繁殖。
醫聖張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獸魚蟲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記，不少都是飲食禁忌：“肉中有如朱點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
晉人葛洪《肘後備急方·治瘴氣疫疠溫毒諸方第十五》稱，“一家合藥，則一裡無病”；并認為，“凡是以得霍亂者，多起飲食”。
明代徐光啟《農政全書》中所謂“幂（蓋）防耗損，亦防不潔”，說的是對飲用水源的保護。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寫道：“凡井水有遠從地脈來者為上，有從近處江湖滲來者次之，其城市近溝渠污水雜入者成堿，用須煎滾，停一時，候堿澄乃用之。”這種煮沸、澄清之後再飲用水的做法，是處理飲用水以保證健康的措施，極大降低了傳染病發生的機率。
清朝賈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諸方》指出了用熏蒸的辦法消毒：“天行時疫傳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
熊立品在《治疫全書》中提出瘟疫流行時節的“四不要”原則：“瘟疫盛行，遞相傳染之際……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穢污；毋憑死者屍棺，觸其臭惡；毋食病家時菜；毋拾死人衣物。”
陳耕道在《疫痧草》中提到：“凡入疫家視病，宜飽不宜饑，宜暫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遠坐不宜近對。即診脈看喉，亦不宜與病者正對，宜存氣少言，夜勿宿病家。”特别強調在疫情傳播階段，就是醫生也要避免近距離接觸。
餘伯陶在《鼠疫抉微·避疫說》中提出：“當無事時，庭堂房屋，灑掃光明。廚房溝渠，整理潔淨。房間窗戶，通風透氣。”
王士雄的《霍亂論》告誡人們：“平時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須積污，或廣鑿井泉，毋須飲濁。蔔居最宜審慎，住房不論大小，必要開爽通氣，掃除潔淨。”通過對環境衛生的改善，以驅除疫病流傳的可能。
李時珍畫像 蔣兆和繪
《本草綱目》書影
08
古人有沒有科學控制疫情的例子？
還确實有一次非常科學的控制疫情的情況。1910年11月9日，哈爾濱地區突發鼠疫，災禍首發于傅家甸(今道外區)。大鼠疫出現後，清政府下令各處嚴防。
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陸軍醫學院副監督伍連德為全權總醫官赴哈爾濱，開始了大規模的鼠疫防疫工作，在伍連德等專家的建議下，清政府及各地方當局對疫情采取了科學而有效的防疫措施，組建各級防疫組織、頒布各種防疫法規，以及采取了隔斷交通、對病人及疑似病人實施隔離、焚化屍體、對疫區嚴格消毒等具體防疫措施。進而防止了疫情的進一步惡化和擴散，并最終成功地平息了疫情。這也是腐朽未落的清王朝為民所做的唯一一件有益于民的事。
晚清 濱江第一疑似病院
晚清 傅家甸第一區防疫執行處員役
晚清 傅家甸防疫首設之消毒所
晚清 哈爾濱防疫局
盡管古代醫學技術不如今天發達，面對疫情的防控有諸多不夠完備之處，雖有依賴“魔法”的部分，但我們也要看到古人的抗疫還是頗具文明性。
疫情防護流程圖 來源：央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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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戰鬥在抗擊疫情第一線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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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李海《試論東漢末年及三國時期的瘟疫流行》
吳鵬《唐朝是如何依法治疫的》
汪聖铎，胡玉《宋代應對瘟疫的措施》
陳旭《明代醫生群體在瘟疫之際的社會救助活動》
《明代瘟疫與時代社會》
曾勳《古代政府如何應對突發的瘟疫》
石琛《清朝前期政府及社會各界對瘟疫的應對措施》
王玉德《試論中國古代的疫情與對策》
董維、宏偉《中國古代社會防疫措施探析》
孟慶雲《瘟疫與中華民俗文化》
王文遠《古代中國防疫思想與方法及其現代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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