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植树节随着春天的脚步如期而至。树木不仅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存环境有着重要意义，也跟人类历史的进步密不可分。今天，我们就从一棵桑树说起，与大家一起重走这条历史悠久、华光璀璨的丝绸之路。
中国是世界蚕桑丝织的起源地，四川地区则是最早开始养蚕育桑的地区之一。成都百花潭曾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铜壶，其上便绘有一群妇女在桑树丛中采摘桑叶的“采桑图”，形象地反映出当时蚕桑生产的繁忙景象。
水陆攻战纹铜壶上的采桑图拓片 四川博物院藏
馆藏于成都博物的蚕纹铜戈，正反两面都装饰着蚕形图象，实证东周时期蜀人对蚕事的重视，亦可遥想古蜀国“布帛金银”的丰饶盛景。
蚕纹铜戈 成都博物馆藏
秦汉时期，随着桑蚕、纺织业的长足发展，丝织品的使用逐渐普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丝绸生产地。
汉武帝凿空西域之后，丝绸作为贸易中的大宗商品联结东西方，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符号。而这条横亘亚欧大陆的路，便是后世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在两汉大一统的盛世之下，陆上丝织品成为丝绸之路上汉王朝对外交流的重要物质载体。
敦煌悬泉汉简 汉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这件汉简，出土于甘肃省敦煌市悬泉置遗址，悬泉汉简中保存了大量有关汉代物品传递方式的信息，这件上面便写着“缇帻皁帻各一”，“缇绩”指橘红色的头巾，“皁帻”指黑色的头巾，这或与悬泉置的经费开支和物品供应有关。
两汉时期，丝织品除官营机构生产外，民间私人作坊式和家庭式的丝织生产也有了长足发展，丝织品商品化生产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东织令印 西汉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藏
东织染官 西汉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藏
粉彩女俑（半身） 汉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藏
这两件出土于汉景帝阳陵帝陵外藏坑的印，便是比照当时宫中东织室主管官吏和所辖官员的印信所制的明器。《三辅黄图•未央宫》载：“织室，在未央宫，又有东西织室，织作文绣郊庙之服”。“东织染官”是少府属官“东织令”所辖官员，负责缯染皇帝和皇后“天地宗庙群神五时”祭祀所穿祭服的丝帛织染工作。
出土的粉彩女俑，据推测则象征着宫中织作缯帛和文绣郊庙之服的宫女，或因失宠而被贬入此处的嫔妃形象。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审美的发展，人们对丝织品的美观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中国丝织提花技术起源久远，早在周代就已出现织锦，战国中期，出现经线密度很高的经锦。秦汉时期，织锦结构复杂，纹样、色彩日益丰富，反映出当时的提花技术已达到极高水平。
棕色锦 西汉 湖南省博物馆藏
从无色到有色，从素面到品类繁多的纹样，锦的设色和图案随着提花等织造技艺的进步不断丰富，这其中，来自桑蚕文化发源地之一的蜀锦极具代表性。
汉代出口至外的汉锦，许多来自蜀地。有学者认为，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蒙古诺因乌拉匈奴墓出土的山石鸟树纹锦等丝织物皆为蜀锦。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 汉晋（图片来源于网络，非本次展出展品）
这件护膊出土于尼雅遗址(汉晋时期绿洲城邦古国“精绝国”)一座高规格的王墓中。锦以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织出星纹、云纹、孔雀、仙鹤、辟邪、虎纹以及激扬文字，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重要发现。
2016年，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用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复原出的织机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也印证了“五星出东方”锦是成都锦的论断。
滑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模型 西汉 成都博物馆藏
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不仅为中华服饰文化的对外输入创造的条件，而且将桑蚕养殖技术和纺织技术传入西域，被丝路沿线国家所学习、模仿。
绢帛图画像砖 魏晋 高台县博物馆藏
这件画像砖简洁明了，上面有数卷绢帛，以线绑扎竖立，中间的高脚盘上满置蚕茧，表明当时河西地区不仅仅有桑树种植，缫丝业也有一定规模。
唐代国力强盛，中国织造技术和服饰文化随着丝绸之路西传的同时，中亚的纬锦技术飞速发展，反向影响中原纺织业，促进中原唐代织锦工艺实现了由经线交替显花向纬线交替显花的转变，出现了真正的束综提花机。
提花，是指在整个织造过程中，一次性制作花纹程序，反复利用，循环织出同一图案。
束综提花机，又称花楼机，在两汉时就已有雏形，不断改进并吸收了中亚纬锦织机的技术优势后，可以织造出循环大、组织复杂的大花纹，为斜纹纬锦在唐代大量生产提供了基础条件。斜纹纬锦的出现，是中国丝绸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纬线起花”原理一直沿用至今。
黄地宝花纹锦 唐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在此基础上，还有缂丝、加金织物等技法的运用，使得图案色彩变化更加绚丽多变。
蓝地十样小花缂丝 唐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柔软的桑叶、细密的蚕丝，不仅织起了五千年厚重的历史，也织成了对外交流的桥梁，迎来了中华民族“衣冠王国”的美誉。
这个植树节，成博君诚邀各位观众前来观赏“云想衣裳——丝路服饰文化特展”，感受萦绕在丝线上的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