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植樹節随着春天的腳步如期而至。樹木不僅對我們賴以生存的生存環境有着重要意義，也跟人類曆史的進步密不可分。今天，我們就從一棵桑樹說起，與大家一起重走這條曆史悠久、華光璀璨的絲綢之路。
中國是世界蠶桑絲織的起源地，四川地區則是最早開始養蠶育桑的地區之一。成都百花潭曾出土了一件戰國時期的銅壺，其上便繪有一群婦女在桑樹叢中采摘桑葉的“采桑圖”，形象地反映出當時蠶桑生産的繁忙景象。
水陸攻戰紋銅壺上的采桑圖拓片 四川博物院藏
館藏于成都博物的蠶紋銅戈，正反兩面都裝飾着蠶形圖象，實證東周時期蜀人對蠶事的重視，亦可遙想古蜀國“布帛金銀”的豐饒盛景。
蠶紋銅戈 成都博物館藏
秦漢時期，随着桑蠶、紡織業的長足發展，絲織品的使用逐漸普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國都是世界上唯一的絲綢生産地。
漢武帝鑿空西域之後，絲綢作為貿易中的大宗商品聯結東西方，逐漸成為中華文明特有的文化符号。而這條橫亘亞歐大陸的路，便是後世聞名世界的“絲綢之路”。在兩漢大一統的盛世之下，陸上絲織品成為絲綢之路上漢王朝對外交流的重要物質載體。
敦煌懸泉漢簡 漢 甘肅簡牍博物館藏
這件漢簡，出土于甘肅省敦煌市懸泉置遺址，懸泉漢簡中儲存了大量有關漢代物品傳遞方式的資訊，這件上面便寫着“缇帻皁帻各一”，“缇績”指橘紅色的頭巾，“皁帻”指黑色的頭巾，這或與懸泉置的經費開支和物品供應有關。
兩漢時期，絲織品除官營機構生産外，民間私人作坊式和家庭式的絲織生産也有了長足發展，絲織品商品化生産規模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東織令印 西漢 漢景帝陽陵博物院藏
東織染官 西漢 漢景帝陽陵博物院藏
粉彩女俑（半身） 漢 漢景帝陽陵博物院藏
這兩件出土于漢景帝陽陵帝陵外藏坑的印，便是比照當時宮中東織室主管官吏和所轄官員的印信所制的明器。《三輔黃圖•未央宮》載：“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東織染官”是少府屬官“東織令”所轄官員，負責缯染皇帝和皇後“天地宗廟群神五時”祭祀所穿祭服的絲帛織染工作。
出土的粉彩女俑，據推測則象征着宮中織作缯帛和文繡郊廟之服的宮女，或因失寵而被貶入此處的嫔妃形象。
随着社會的進步和審美的發展，人們對絲織品的美觀要求也在不斷提高。中國絲織提花技術起源久遠，早在周代就已出現織錦，戰國中期，出現經線密度很高的經錦。秦漢時期，織錦結構複雜，紋樣、色彩日益豐富，反映出當時的提花技術已達到極高水準。
棕色錦 西漢 湖南省博物館藏
從無色到有色，從素面到品類繁多的紋樣，錦的設色和圖案随着提花等織造技藝的進步不斷豐富，這其中，來自桑蠶文化發源地之一的蜀錦極具代表性。
漢代出口至外的漢錦，許多來自蜀地。有學者認為，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王侯合昏（婚）千秋萬歲宜子孫”錦被，蒙古諾因烏拉匈奴墓出土的山石鳥樹紋錦等絲織物皆為蜀錦。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 漢晉（圖檔來源于網絡，非本次展出展品）
這件護膊出土于尼雅遺址(漢晉時期綠洲城邦古國“精絕國”)一座高規格的王墓中。錦以寶藍、绛紅、草綠、明黃和白色等五組色經織出星紋、雲紋、孔雀、仙鶴、辟邪、虎紋以及激揚文字，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重要發現。
2016年，中國絲綢博物館的專家用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的織機模型複原出的織機複制出了“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也印證了“五星出東方”錦是成都錦的論斷。
滑框型一勾多綜提花木織機模型 西漢 成都博物館藏
絲綢之路的繁榮發展，不僅為中華服飾文化的對外輸入創造的條件，而且将桑蠶養殖技術和紡織技術傳入西域，被絲路沿線國家所學習、模仿。
絹帛圖畫像磚 魏晉 高台縣博物館藏
這件畫像磚簡潔明了，上面有數卷絹帛，以線綁紮豎立，中間的高腳盤上滿置蠶繭，表明當時河西地區不僅僅有桑樹種植，缫絲業也有一定規模。
唐代國力強盛，中國織造技術和服飾文化随着絲綢之路西傳的同時，中亞的緯錦技術飛速發展，反向影響中原紡織業，促進中原唐代織錦工藝實作了由經線交替顯花向緯線交替顯花的轉變，出現了真正的束綜提花機。
提花，是指在整個織造過程中，一次性制作花紋程式，反複利用，循環織出同一圖案。
束綜提花機，又稱花樓機，在兩漢時就已有雛形，不斷改進并吸收了中亞緯錦織機的技術優勢後，可以織造出循環大、組織複雜的大花紋，為斜紋緯錦在唐代大量生産提供了基礎條件。斜紋緯錦的出現，是中國絲綢發展史上的重要節點，“緯線起花”原理一直沿用至今。
黃地寶花紋錦 唐 中國絲綢博物館藏
在此基礎上，還有缂絲、加金織物等技法的運用，使得圖案色彩變化更加絢麗多變。
藍地十樣小花缂絲 唐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柔軟的桑葉、細密的蠶絲，不僅織起了五千年厚重的曆史，也織成了對外交流的橋梁，迎來了中華民族“衣冠王國”的美譽。
這個植樹節，成博君誠邀各位觀衆前來觀賞“雲想衣裳——絲路服飾文化特展”，感受萦繞在絲線上的無窮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