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印人赵之谦说“杭人摹印称四家。丁、黄为正宗，蒋逸品，奚则心手不相应。其实可称者，止三家耳。”（赵之谦《杭四家印稿序》）他认为奚冈“心手不相应”，甚至都不能跟丁敬、蒋仁、黄易一起算得上“四家”。这种评价虽然是一家之言，但实际上也正是赵之谦的独到之处。
原因很简单，就是奚冈的个性，他虽然也是布衣终身，但他的性格相对比较婉约，而浙派所谓的“苍古老辣”与“雄健朴拙”印风恰恰与他的个性指向不同的审美，这就使奚冈的印，达不到丁、蒋、黄的所谓的至高境界，他奔向的是另一种审美，是柔婉之美，是精巧伶俐之美，所以，我们看奚冈的代表作品，除了“浙派”风格明显的印作（比如“金石癖”）之外，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从他开始走向成熟的“浙派”元朱文，比如这方“龙尾山房”：
（奚冈的“龙尾山房”）
一个人的性格底色是他的人生经历染就的，这种性格底色必然带入他的作品，有的篆刻家终身只刻汉印，少有变格，是因为他的性格底色是端方平正的；有的篆刻家喜欢刻鸟虫篆，是因为他的性格底色是严谨细致的；有的篆刻家喜欢刻元朱文，是因为他的性格底色是温文尔雅的……
所以，我们读奚冈的印，要选择他的元朱文，因为这些作品更能代表他的印风，比如这方“碧沼渔人”：
（奚冈“碧沼渔人”及其边款）
这方印的边款里，奚冈写道：“仿宋人粘边瘦朱文”，实际上，我们对照现在元朱文印印式的定义：1、小篆印文；2、印文粘边；3、细朱文。没错，实际上，这就是一方“元朱文”印，除了印面文字是被“方化”了的小篆罢了，元朱文中的“元”来源于元代篆刻家赵孟頫（实际上他也要以算是宋人），但实际上，这种印风最早源于宋代官印，甚至更早的南北朝官印，赵孟頫只是将这种印风“文人化”的那个人罢了，奚冈认为它源于宋人，有情可原。
为什么要“粘边”呢？因为小篆的线条“圆转”元素更多，如果不接边，印面文字就容易失去平衡，而借助于“水平”与“垂直”边框的帮助，圆转的线条找到重心依托，所以“粘边”基本上是元朱文天生的属性、与生俱来的属性。
(元朱文印的来由）
但这又不是一方简单的元朱文印，它有章法上独有的特征：
1、它是典型的“三密一疏”章法的四字印。有了这种疏密关系，就有了对比，就有了审美元素。这种疏密关系并非来自于邓石如，虽然奚冈跟邓石如是完完全全的同时代人，但奚冈的疏密章法来源于汉印，只是出于文人审美的自觉，奚冈把“人”字处理得极端“稀疏”，下部两笔极端“张开”围出了左下角一片空地，从而达到了邓石如所说的“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审美效果。
（三密一疏）
“三密一疏”是最常用的章法手段，也可以称为“三平一变”，“三重一轻”，章法的审美来源于疏密（轻重）对比。
2、呼应。文人篆刻与实用印章的区别即在于它有更多的趣味性（篆刻家的努力，就是增加这种趣味性，避免刻字匠或工匠的“呆板”、平均），这方印的章法上还有两组呼应值得一说：
[1]“沼”和“渔”共同的“水部”形成的对角呼应：
（两个水旁的对角呼应）
有了这组对角呼应，实际上加强了印面左右的联络，同时也增加了印面趣味。
[2]“碧”和“沼”两个“口部”的上下呼应：
（印面右侧的上下呼应）
这实际上加强了印面上下的联络，同样也增加了印面的趣味性。
一个篆刻人，在创作一方篆刻作品时，着重观察、利用印面文字相同的文字部件构建印面的趣味性是常规手法，初学者要尽快掌握。
还要注意这方作品因为切刀而产生的斑驳；注意印面文字线条因切刀而产生的线条断续状态；注意到印面边框故意呈现的非垂直、非水平状态；注意文字与文字之间的穿插和揖让、粘连……。因为这些状态特征在后续的赵叔孺、王福庵的作品表现得更加精工秀美。实际上，徐三庚、赵之谦、赵叔孺、王福庵在后续的“细朱文”或“瘦朱文”的发展中，又分为两个不同的亚类，即“元朱文（或称圆朱文）”和“铁线篆”。但他们都从浙派“瘦朱文”这里继承了很多东西，所以，临摹这些浙派先贤作品大有助益。
奚冈是“浙派瘦朱文”较为优秀的代表，而这方印只是较有代表性的一方。
（【布丁读印】之106，部分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