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说起收藏大佬，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马未都了，侃天侃地，谈古论今，一派逍遥，只因他碰到好世道了；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民国收藏奇人蔡季襄，他的命运可谓是跌宕起伏，造化弄人，不由得让人惋惜连连，慨叹生不逢时。
蔡季襄,祖籍江苏省吴县洞庭西山。1898年8月17日生于长沙，兄弟四人,他排行最小,故又名蔡四。
其祖父蔡慎谟原在苏州开绸缎庄，因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影响，举家西迁长沙，开设九康绸缎店及永森典当铺。
蔡季襄幼年在家中读私塾8年，古文功底深厚，后入金庭小学高小班，次年升入中学预科，其父在长沙洪家井开义昌祥钱店，他便辍学从商，帮助父亲打点生意。
蔡季襄有个亲戚叫叶德辉，1892年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后辞官回乡，读书，讲书，刻书，搞收藏，并以提倡经学自任；不过，他思想顽固不化，反对革新。
叶德辉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精于版本目录学，喜爱收藏字画、钱币、玉器等，也擅长鉴别字画，却轻易不与他人共享，在书房门口贴着大标语，曰：“老婆不借书不借。”
叶德辉有一怪癖，在他所集藏的珍本古籍中，都夹着春宫图片用以防止火灾；别人问他：“为什么此物可以防火？”叶德辉说出了一番新奇的理论：“火神原来是一位贵小姐，侍女多至三十六人，后因事被玉皇大帝降为灶下婢，其神与灶神相等。她平时好穿黄色服装，发怒时则穿红衣；因其出身闺阁，即在发怒之时，一见秽亵图片，也就不能不远而避之。吾嗜书如命，故不得不用以其驱逐火神”。这番鬼话当然没人会相信，但他爱好收藏春宫图片却是真的。
蔡季襄从小就跟这位亲戚学习诗词歌赋，古文经典，同时也耳濡目染了叶先生的收藏，长大后也慢慢地喜欢上了古玩字画，当然也包括好色。
蔡季襄最初收藏文物古董是从收藏古代钱币开始的，叶德辉很看好这位英俊、聪明又多金的后辈，不但将自己所藏的各种钱币复品赠送给蔡季襄，还不吝将所学的有关知识传授给蔡季襄。不过，纵观蔡季襄接下来的起落凄惨人生，他肯定不知后悔过多少回：为啥要走收藏这条道；为何叶德辉会垂青他！
1929年，军阀何键主政湖南，兼任“讨逆军”（讨伐桂系军阀）第四路军总指挥；蔡季襄在朋友的请邀下，到那个指挥部担任过文书，他以灵秀飘逸的小楷，得到上司的欣赏，封他为准尉录士、中尉校对；然而，蔡季襄不习惯于那种呆板的工作，没干多久就辞职了。
风流倜傥蔡季襄
生性风流、潇洒的蔡季襄，又在几个朋友的撺掇下，合伙办起了一家小报馆，报纸的内容，除了报道长沙市区的一些街谈巷议的新闻以外，主要是有针对性地吹捧湘剧女演员，他一天到晚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出没于茶楼、剧院中，结果把色艺俱佳的女演员黄福莲捧成了自己的二老婆，至于情人呢，肯定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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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蔡季襄对文物、古董的兴趣与爱好与日俱增，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蔡季襄的祖上在长沙南门一带有10多个铺面的家业，经营着绸缎庄、典当铺、钱庄、房产等，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份家产传到了他手上，他有了决定权，他想干点自己想干的事，那就是更好、更大地玩古董。于是，蔡季襄不顾家人反对，将祖产逐渐变卖，转入对古物的收藏、买卖。
上世纪30到40年代，长沙盗墓成风，政府当局并没有专门机构进行监管，湖南文物古迹保护管理还是设置在当时的省教育司下，这就导致了当时不少大户工商业主、军政要员、古董商、当铺、钱庄或票号商人等，纷纷通过“土夫子”收购、倒卖文物或私藏。
蔡季襄善于交际，结交广泛，个人收藏活动十分活跃，经常深入工地、觅求文物珍品，他曾指使"土夫子"盗掘看中的古墓，自己则亲自坐在一旁指挥，有时甚至整晚睡在工地上，就是为了拿下刚出土的文物。
凭着生意人特有的精明和经济实力，加上知识面广，眼力好，蔡季襄渐渐地成为了长沙地区以及整个湖南文物古董收藏的领军人物和古董商，其藏品无论在品种、数量和价值上均称私人收藏之首。
蔡季襄有别于一般的文物商人，他家学扎实，嗜好考古，勤于钻研，对收藏的有分量文物都下了一番功夫，写出不少有见解的研究文章，特别是对古钱币的研究尤其深透。
还有，他对识别、修复文物很有自己的一套办法，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经蔡氏修复过的文物一般的行家里手都难以看出破绽，而经蔡氏之手复制的文物更是能以假乱真，如他作假的大观通宝钱文铜镜、崇宁重宝钱文铜镜还被收藏界当作真品。
然而，即使如蔡季襄这样的文物大家，在那乱世中，虽表面风光，但也尝尽了人间悲苦，特别是在楚帛书上栽了大跟头。
1936年到1943年期间，蔡季襄在上海经商，将空余房出租；一次，因房租一事与人争执，被日军趁机扣押，后由友人持其所藏千余枚古钱币找到日军头目富岗重德说情，才被释放。日本人得知蔡是一位对文物极有研究人士，拟要其出任杭州博物馆馆长，参加汪伪政权；关键时刻，蔡季襄还是深知民族大义，拒任伪职，想方设法逃回了长沙。
但蔡季襄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他后来的命运，会被一件与他结缘的稀世文物楚帛书影响而完全改变了。
1942年初，一群盗墓者在长沙子弹库发现一座楚墓，便一起去发掘。盗墓者找到了一批铜兵器、漆器、木人及一些残碎的纺织品。在盗墓者眼中，以铜器、木器最为抢手，所以纺织品被盗墓者当成废品一并送给了古董商唐鉴泉。他们不知道，这件纺织品乃楚帛书，它的出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蔡季襄得知楚帛书出土，迅速以3000元法币将帛书和其它文物买下。经过一番修复，蔡季襄将其视若至宝，并进行临摹和研究。
然而，当时正值二战时期，日本虽然已呈败势，但仍在负隅顽抗。1944年4月，日军攻打长沙，蔡季襄及其家人不得不加入逃难大军，在出走之前，他将楚帛书卷起，放在一个铁皮桶里，须臾不离。
先暂避居长沙南郊石林塘，打算逃往湘潭；不久，湘潭告急，又逃往湘江中的兴马洲，不幸遭遇日军。5月6日，日本兵试图强暴蔡季襄的妻女，其妻黄福莲和长女蔡铃仪，不堪凌辱，自沉水塘，相拥而亡。
蔡季襄携另外的子女逃往安化，国破家亡，痛失妻女，为了收敛精神、减少痛苦，蔡季襄转而更加专心地继续研究起帛书来，在既不能与其他学者交流切磋，也没有基本的书目可供参考的情况下，蔡季襄凭借他的渊博功底，考究出了帛书上大部分文字的含义；他将自己的研究所得集结成文，即《晚周缯书考证》，并画了子弹库帛书发掘现场的精确地图；另外，为了解释自己所做这一切的缘由，他还在文中附上了友人对他妻女自杀过程的详细叙述。
蔡季襄携专著《晚周缯书考证》赴南京，进呈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印刷发行；哪料得到的答复却是：“今国难当头，连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都不能付梓，你这个发思古闲情的作品，就免开尊口吧！”
蔡季襄不甘自己的心血白流，愤然倾其所有，在湖南涟源县蓝田镇自费出版了《晚周缯书考证》，当即在考古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晚周缯书考证》是所有楚帛书研究的起点和开端。
后来，楚帛书被美国人柯强骗去了美国，至今未能回归。具体的凄惨过程可见前几期文章《流失海外文物超过1000万件，可楚帛书的流失最让人心痛，太无耻了》。
抗战胜利后，蔡季襄回到了长沙，依旧从事他的收藏、买卖文物生意，不过已没多少经济实力了。
1949年初，“土夫子”谢少初在陈家大山的一座楚墓盗掘出了《人物龙凤图》帛画。因为蔡季襄为人爽快，好结交年轻朋友，二人关系早就非比寻常，刚出土的第一时间就做了交易。蔡季襄意识到了这幅作品的重要性，尽管当时条件艰难，他还是想尽办法将人物龙凤图保护了下来，并找专人临摹。
该图是战国时期的一幅绢画，属于为死者超度用的旌幡，不算纯绘画性质的作品。描绘的是一位女者（墓主人）对着龙凤祈愿，寓示着死者随龙凤引导升天。画中人物体态纤细，身材匀称，其细腰的形象，让人联想到一个广为人知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故事：从前，楚灵王喜欢有纤细腰身的人，身边的妃嫔和臣子们唯恐自己腰肥体胖，不招灵王喜欢，不敢多吃饭，把一日三餐减为一餐。每天起床整装，先屏住呼吸，把腰带束紧，然后扶着墙壁站起来……。
这幅帛画是目前中国已知现存的最古老的人物帛画，距今2000多年，对研究战国时期的艺术特征和造型手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后不久，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了。自1950年起，一些权威报刊接连揭露“美帝对大陆文物进行大规模的掠夺”，而“蔡季襄是糊涂地帮凶”；1950年11期《文物参考资料》更指名点姓批评长沙古董商蔡季襄，称：“最荒唐的是，蔡季襄将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缯书》一块——这是大陆最早的笔绘的画与笔写的字，卖给了耶鲁大学的John Cox学生，卖价美金1万元，这个美国人只抛下1千美元就把这无价之宝带走了”。
鉴于对时局的误断和担心，1950年，蔡季襄与上海一古玩店签订协议，欲将其所存文物全部销往国外，当时所有文物均已装箱准备启运，湖南有关方面闻讯后，迅速出动扣押了这批文物，存放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库房中。蔡也因此被请进了公安局，坐了几天大牢。
在有关方面询问其如何处理这批文物时，蔡季襄想到了自己几十年收藏生涯的无奈和痛苦，经过一番思虑，便将其所藏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国家还因此对他进行了嘉奖。藏品有战国时期的丝带、带钩、东汉陶屋、鸡埘、铜爵、铜方壶、唐宋瓷器、数千枚珍稀古钱币、玉器、滑石器、印章、漆木器，等等，种类之多，品种之全，保存之完好，叫人赞不绝口，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以后成立的湖南省博物馆的馆藏
这批文物中最富盛名的当属战国时期的《人物龙凤帛画》，另有“蓬八斗六升”铜方壶、带漆鞘铜剑、髹漆木秘铜矛、“右圣刃”铁足铜鼎、龙凤纹错银饰漆盾、三合石印、“长沙元年”铜鼎等等都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951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刚成立，正需要蔡季襄这样的人才，经当时省人民政府委员方叔章和文管会陈浴新力荐，聘他到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当文保委员，成了国家考古工作人员，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
1956年省文管会接待瑞典汉学家参观楚文物合影。前排右一者为蔡季襄
蔡季襄以极大热情投入到新工作中，在文物征集、修复、保护、复制、培养人才等方面成绩显著，功不可没。
他从各地物资储备处、废铜仓库中清理文物数以千计，使不少珍贵文物免遭了付之一炬的厄运。著名的四羊方尊即是其中一例，这件国宝级文物原已碎成20余块，是蔡氏从中国人民银行湖南分行仓库中找出来的，先进行初步修复，然后配合张欣如等人妙手回春完整修复，为国家抢救回一件稀世珍宝。国家一级文物西汉铜牛镫也是蔡氏从废品堆中收集而来的。
蔡季襄在文物修复及保护工作上发挥特长，他首先试用了“蜡封”的方法保护漆器，同时还采用蒸馏水浸泡竹简，效果极佳；并应邀赴河南帮助处理信阳出土竹简。
蔡季襄对文博事业的贡献，还要算上他发现了战国时期的一支毛笔，这也是全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唯一一支毛笔。
1954年4月，考古人员抢救发掘长沙市南郊左家公山（现长沙11中）的一座战国武士墓。出土时，工作人员只注意墓主人的遗骸及大件殉葬物，而将一些混杂于泥浆中的竹头木屑之类的东西，交由省文物工作队的蔡季襄进行室内整理和清洗。
蔡季襄清洗竹篓中文物时，见一“竹管”，其两端填塞有泥土，于是进行仔细清洗，意外发现竹管两端是空的，蔡窥见管内藏有小木杆，于是多次用清水浸泡，最后用修钟表的镊子拨动竹管内所藏木杆，一支完好的战国时期毛笔，惊喜地破管而出。
这支毛笔长21厘米，直径0.4厘米，该笔与现在使用的毛笔极相似，笔头毛长2.5厘米，笔杆亦系竹管，所不同的是笔头不是插在竹杆套内，而是用劈开的竹杆端部将笔头夹在其中，外缠丝线，再涂上漆。这支埋入地下两千多年的战国毛笔，被认为是大陆迄今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称为“战国笔；又由于长沙古属楚国，这支世界上最古老的毛笔又被称为“楚笔”；当时是用来书写竹木简牍的。
这支“国宝”级毛笔的发现，震惊海内外，新闻界争相报道，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支毛笔的发现，对中国毛笔的发明史是一个最重要的证据，在研究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价值，而此之前的记载，是秦朝的蒙恬发明了毛笔，显然，长沙市11中左家公山战国墓出土的这支毛笔要早于蒙恬的“发明”。
解放后，蔡季襄还撰写了《五代湖南马氏史迹图考·备注》、《汉代货币图考》、《略论楚文字的继承、演变和使用》、《长沙明藩史迹考》、《湖南省文物志·流散文物》、《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考》、《楚辞器物图释》等等著作，文字累计百万余字。
但是，蔡季襄在解放前，作为经营文物生意的古董商人，曾将部分珍贵文物售与外人，使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正因此，在历次的审干、反右、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蔡季襄接连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其著述也难以公开出版刊行，最后被当成废纸卖给古旧书店，差点付之一炬。所幸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知此信息后，1978年，以308元将这批珍贵手稿购回，使蔡氏半生呕心力作免遭厄运。这批手稿为后来文物研究工作者开拓思路，撰写论文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蔡季襄的晚年生活并不如意，孩子多病，他自己也几乎在贫困潦倒中度过。1979年年底，81岁的蔡季襄病逝于长沙，其生前的辉煌与落寞也一并湮没于历史。
个人命运总逃不脱时代裹挟，时代，一方面造就了收藏大家蔡季襄，另一方面，也把他坠进了滚滚洪流中，使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对于蔡季襄，或许最让我们耿耿于怀的，是他最终丢失了楚帛书。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其晚年对于挽救国家许多重要文物的命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还将毕生所学传与后人，写了那么多书。
时隔多年后，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些话不适合放在台面上说，纵观他(蔡季襄)的一生，更准确的评价是，功过参半，毁誉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