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考古90年——陶器的发现与研究

殷墟考古90年——陶器的发现与研究

牛世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郭 梦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摘 要：陶器是殷墟出土最多的文物。综合殷墟90年考古的出土陶器所见，殷墟陶器分普通陶器、白陶、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等多类，以器类计共有20多类，广泛出于当时的生活和手工业生产场所以及墓葬中。普通陶器和白陶大多为本地生产，硬陶、原始瓷和釉陶可能产于南方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殷墟陶器从文化风格角度看有14组以上，据此可进一步探讨殷墟文化的内部构成以及形成、变化过程，也可探讨殷墟文化与商文化其他类型、商文化与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以及人群的互动等。

关键词：殷墟考古；90年；陶器；商文化

殷墟被誉为中国考古的圣地，是中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遗址之一。自1928年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基本没有中断，迄今已历90年。通过殷墟考古的开展和研究，使我们获知商代晚期的都城大邑商、商朝历史和文化的丰富信息。为了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更好地开展殷墟考古和研究，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就殷墟陶器的发现与研究作回顾、总结和思考。

1、殷墟陶器的发现和研究史

陶器是殷墟最常见的文化遗物，在历次考古发掘中都有出土，见于各类生活性场所、手工业作坊区和墓葬。其中对几次大和较大规模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中，将包括完整、可复原的陶器以及大量陶片作了统计。据李济先生文，1928年-1937年间殷墟15次发掘，统计有“将近25万块的陶片以及1500余件可复原的陶器”，实际出土陶片超过此数。据《殷墟发掘报告》，1958年—1961年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收集到的陶片有十几万片，遗址、墓葬出土陶容器1000余件；1969年—1977年，殷墟西区墓共出土陶容器2014件。笔者整理安阳孝民屯（2003年-2004年）的殷墟陶器时，统计完整和可修复的陶容器380多件，还有仅足部残的鬲标本50件，其他还有37万残片。

2、殷墟陶器的分类、功能

殷墟陶器的分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基于生产原料及产品的质地、陶色等要素的分类，另一个是基于器物形态及使用功能的分类。

综合原料、质地、陶色等多种分类要素，可将殷墟陶质类器物分为普通陶器（或称粗泥陶）、白陶、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等多类。

（1）普通陶器

A.陶系

普通陶器最多。陶系可分为夹砂、泥质两类，历次较大的考古报告和研究专著中统计或文字描述。

李济先生对1928年-1937年间殷墟15次发掘采集的陶质类器物残片作了分类统计 （不含完整和可复原器，但还包括部分仰韶、龙山时期的陶器），其中灰陶占绝对优势，有90.07%；其次则是红陶，占6.86%，远少于灰陶；其余的3%左右则包括其他四种类型，即硬陶和釉陶4290片（1.73%)、黑陶2655片（1.07%)、白陶663片(0.27%)和彩陶1片。

据《殷墟发掘报告》第四章第二节,陶色主要是灰、红两种，灰色数量最多，有深灰、浅灰之分。红色较少，一般多呈砖红色；只有少量近棕色。泥质陶中的灰色陶，其中第1、2、3期所占比例大体接近，红色陶从早到晚逐渐增多；夹砂灰陶中，含细砂的较多，含粗砂的较少；两者都由早到晚逐渐减少。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中，在总结1990年以前殷墟考古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认为，殷墟出土的陶器，按其质料不同可分为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泥质红陶、白陶、硬陶、釉陶等。在各不同发展阶段都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夹砂红陶很少；泥质红陶在第1、2期为数不多,到第3、4期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泥质灰陶颜色有深有浅，以深灰色的为主，色泽一般较匀。泥质红陶在第1、2期的火候较低，多呈橙黄色，第3、4期的火候较高，呈砖红色。夹砂灰陶多数呈灰褐色，或深灰色。夹砂红陶多呈红褐色。

据《安阳大司空》（2004年），墓葬以外其他单位出土陶器的陶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最为常见，其次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褐陶，偶可见到泥质黑陶和泥质黑皮陶。

笔者对孝民屯（2003年-2004年）发掘的30多万片陶质类器物残片统计，将夹砂陶分为灰、红、褐、黑陶，其中灰陶有灰、浅灰、深灰之分；褐陶多不纯正，局部或呈红褐或灰褐色。将泥质陶分为灰、红、褐、黑皮陶，其中灰陶也有灰、深灰、浅灰之分。陶系与以往有关统计结果相近，陶系比例始终以泥质占绝对优势，占近90%左右，夹砂陶在10%左右，这与早年李济先生的统计接近。泥质陶中，红陶比例在上升，2期晚段时在10%以内，3期时增加到10%以上，4期早段时上升到20%以上，灰陶比例相应下降。第4期的灰陶中，浅灰色陶比以前略多，还有部分灰中泛黄。红陶中，2期晚段的表面常泛紫，3期多为橙红色，第4期大多为砖红色。

上举考古报告和研究专著的有关分类和统计大同小异，据此可知殷墟陶系的基本情况。

B.器物分类与功能

早在对殷墟的第二次正式考古发掘之始，出土最多的陶片为发掘者所关注，并开始采集和记录。系统研究殷墟陶器的是李济先生。如他按底的不同分为尖底与圜底、平底、圈底（圈足）、三足、四足等五类，后知第5类非殷墟时期器物，而是属于后岗二期文化。

《殷墟发掘报告》统计，炊器有鬲、甗、甑3类，食器-水器有簋、豆、盂、盘、缽、釜形器皿、壶和杯，盛置器主要有盆、罐、瓮3类,酒器有瓿、罍、觯、尊、斝3类。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说，常见的日用陶容器，按其用途不同大体可分为炊器、食器、盛贮器等三大类。炊器有鬲、甗、甑，食器有豆、簋、盂，盛贮器包括酒器和水器等，器类有尊、壶、卣、罍、瓿、觯、斝、罐、盆、盘等，第1、2期类别较多，第3、4期器类减少。有些第1、2期常见的器形到第3、4期减少。

据笔者对孝民屯地点（2003年-2004年）的陶器统计，殷墟陶容器器类多达26类之多，有鬲、甗、甑、斝、鼎、簋、豆、盘、觚、爵、罍、觯、尊、方口器、壶、瓿、缽、盂、盆、罐、瓮、勺、缸形器、筒形器、坩埚形器、器盖等，此外还有建筑用排水管。由此可见，殷墟出土陶器种类之多，远多于一般普通遗址，这可视为殷商王都这种大型都邑的特征之一。这些器物中,大多见于生产、生活性场所，具有实用功能，还有部分器型（体小、质软者）为墓葬专用随葬明器。

殷墟陶器中，鬲、盆、罐、簋、甑、瓮最多，其他器类的数量明显少。鬲、簋、盆、罐各自形态多样，可以细分为多个型、亚型。以孝民屯（2003年-2004年）为例，陶鬲可分三大类34型（包括亚型，下同），簋分18型，盆分两类18型，罐分19型，各自多有明确的演变序列。由于残片的原因，罐的形态无法划分得更细，实际或可分更多型。炊器中，鬲最多，甑次之；甗的数量一直很少，4期早段未见。斝、鼎更少，其中鼎为泥质非实用器。中型鬲始终最多，卷领鬲、素面小鬲出现于3期。甑在1晚少，3期大 增。簋 在3期之前只有素面类，3期出现饰三角绳纹的簋，到4期早段时占绝对数量。相对于1、2期少见盘的情形，3期盘增多了。盆基本为深腹者，浅腹盆很少见；4期深腹盆的形态更多样。3期时瓮大增。3期、4早的陶质器盖明显增加。综合殷墟其他地点出土陶器可知，殷墟陶器的器类、形态可能还要更多一些。

（2）白陶

殷墟白陶的陶色泛白，其原料、器型、纹饰、功能、出土空间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殷墟白陶以本地瓷土类粘土为原料手工制作而成。白陶大多呈纯白色、乳白色，但细分还有洁白和偏黄的之分，质地也有粗质与细泥之别。质感普遍比普通陶器精致,制作工艺代表了中原北方地区白陶的最高水平。检测可见，殷墟白陶的化学组成与北方地区的瓷土相同，具有低SiO2、高Ai2O3、低Fe203的特点。白陶的胎质硬度接近普通陶器，远低于硬陶和原始瓷；烧成温度大致同于普通陶器或略高。

从器类看，白陶大多是仿制青铜器和普通陶器的。殷墟所见白陶比普通陶器少，但远比硬陶、釉陶、原始瓷多。在殷墟，白陶大多出于大墓和中型墓中，遗址中极少发现。如30年代在侯家庄的西北岗商王陵区的大墓和小屯少数较大的竖穴墓中，共出土完整和可复原的白陶容器10多件，陶埙1件，残片663片。西北岗的一座墓在30年代末曾被盗掘，据说曾出土白陶片5、6筐，故当地农民称为“白陶坑”，1978年发掘时还出土白陶820片。

（3）硬陶、原始瓷

硬陶与原始瓷的器类多相同，纹饰也十分相似，可归为一大类。这类器物出土数量很少。两者的胎质明显比普通陶器薄、胎质硬，胎色也浅，其中硬陶多为灰白色，原始瓷多为浅灰色；两者的胎料也相近，但硬陶大多使用原生料烧制，胎质杂、粗糙，胎中或有较大的石英颗粒，原始瓷的胎料经过淘洗，胎质明显细腻，有的或加有细沙类掺合料；前者表面没有施釉，后者有釉。原始瓷器的釉层很薄，部分标本的釉层与胎结合不紧密，或有脱落。其中硬陶和原始瓷的化学组成表现为高SiO2、中Ai2O3、低熔剂RxOy(主要是Fe203)的特点，这与南方产瓷石类粘土基本相似，而与北方地区瓷土的化学组成不同。观察出土标本所见，原始瓷的釉色多为浅褐色，褐中微带绿；硬陶无釉，表为灰色。

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所见完整和可复原器者不过数十件。器物种类、形态、釉色等方面也显示，殷墟4期的与之前的有一定差别，如殷墟2、3期的特征一致，器类少；到殷墟4期，硬陶、原始瓷的器类明显增多。殷墟2、3期时，原始瓷只有在器表的口、肩等部位施釉，釉色比较统一，多为褐色，褐中微带绿；4期晚段者施釉部位下及器体中、下腹，有的器物如罐还在体内口至中腹施釉，釉色也多样化，有淡绿、黄绿、深绿色、酱紫色等。

（4）釉陶

以往有关殷墟原始瓷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将原始瓷或称为釉陶。据有关介绍和对部分标本的观察可知，这类器物就是现在学界所公认的原始瓷器。那么，商代是否存在釉陶呢？仔细对比殷墟有关标本所见，当时确有一种带釉的陶器，胎质较硬，胎色为紫红色，器表外有薄釉，釉色或呈酱紫色 （局部近黑色），或为铁灰色。观察所见，它的胎料应该是非瓷土类粘土，而是一种胎质深红、含铁量高的粘土，与硬陶、原始瓷的胎料有明显区别。所以，将这种用普通粘土制作并施釉的陶器归入硬陶或原始瓷是不合适的，可归于釉陶类。殷墟釉陶更少，所见纹饰与硬陶和原始瓷相同。釉陶的器物形态、纹饰往往与硬陶、原始瓷相似，产地应该一样。

基于器物形态及功能的分类，有沿用宋代以来的旧说或按功能、形制、材质、颜色等多个角度作分类的。沿用旧说分类和命名是金石学的传统，在分类的前提下对某一类器物命名，从20世纪以来直到今天仍然沿用。还有按研究需要聚合为大类的，如20世纪50年代，李济先生根据容器的底部的差别，将殷墟出土容器（包括龙山时期的）分为尖底与圜底、平底、圈底（现在一般称为圈足）、三足、四足等类，另加器盖，共6大类；《殷墟发掘报告》按功用为炊器、食器与水器、盛置器、酒器、器盖、其他等大类；《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按功用分为炊器、食器、盛储器三大类，另有建筑材料、工具、乐器、艺术品和杂器。据笔者对孝民屯地点（2003年-2004年）的陶器统计，以单类计，殷墟陶容器器类多达26类，有鬲、甗、甑、斝、鼎、簋、豆、盘、觚、爵、罍、觯、尊、方口器、壶、瓿、缽、盂、盆、罐、瓮、勺、缸形器、筒形器、坩埚形器、器盖等，此外还有建筑用陶水管。这大体涵盖了殷墟出土陶器的大多数器类。总之，殷墟历次考古发现所见，普通陶种类最多；殷墟白陶的器类有簋、豆、爵、觯、盂、壶、瓿、罍、罐、大口尊和埙等，硬陶和原始瓷的器类有瓿、豆、壶、钵、罐、器盖等；釉陶器类很少，所见有瓿。

3、陶器装饰

殷墟日用陶容器绝大多数表面有纹饰，纯粹素面的很少。

据笔者对孝民屯（2003年-2004年）考古资料的统计，普通陶器的纹饰以绳纹为主，弦纹次之，另外有附加堆纹、三角绳纹、三角划纹、云雷纹、勾连雷纹、方格纹、联珠纹、兽面纹、乳丁纹、涡纹、直棱纹、戳印纹、网格纹、以及素面等。

相对于普通陶器，白陶的纹饰除有前者上常见的绳纹、划纹外，更多的是刻划殷墟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如饕餮纹、夔纹、云雷纹、弦纹等；硬陶和原始瓷上的纹饰基本相同，有水波纹、席纹、小方格纹、戳印纹、云雷纹、弦纹等；釉陶上所见纹饰有弦纹。

4、陶文与符号

20世纪20-30年代的殷墟前15次发掘，在殷墟（主要是小屯附近）共出土有文字和符号的陶器、陶片82例 ，有数字、表位置的、象形符号（有些可能为文字）、人名及其他、杂例、待问诸例，其中有的明显是文字，有的一组成句，有的不可考。据李济先生观察，除两组文字分别为朱书和墨书外，其余都是刻或划的。刻划中，其中有些是刻在陶坯上，入窑前已刻好，系陶工所为；有些是陶器烧成之后刻上去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工作中，在小屯、苗圃北地、大司空村、花园庄等遗址陆续出土了一些刻有文字或符号的陶器，部分已发表 。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0多件，其中多数为一个字或符号，两个字以上的较少。这批陶文和符号，内容有些与20世纪30年代所出的相同；有些则是过去所未见的，如筮数，张政烺先生作过研究 。《殷墟发现与研究》将这两个时期发现的陶文与符号，按其内容大体可分为数字、方位、人名、族名或国名、图形文字或符号、干支、易卦、“卜辞”以及其他等类 。后来在殷墟遗址的几个工作地点也发现有陶文和符号，以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区的出土最多 。

5、墓葬随葬陶器

殷墟各类陶制品见于当时的生活和一些手工业生产场所，也出土于墓葬、充当随葬品的角色。墓葬出土陶器除实用器（火候高、有使用痕迹）外，还有仅出土于墓葬的明器（火候较低或明显低，无使用痕迹）。

我们统计3700多座墓葬 （包括少数祭祀坑）的出土陶器所见，所有随葬陶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觚、爵，各自总数超过1300件，其次为簋、豆、盘、鬲、罐，每类少的的或近600件，多的或超过700件，大致为觚和爵的一半；其他器类明显少或较少，每类少则1件，多者仅数十件。可见殷墟墓葬的随葬品以觚和爵为核心，但这种情形在殷墟以外的商文化区明显少。

统计3700多座墓葬（包括少数祭祀坑）的出土陶器所见，除了极少数墓葬，殷墟各期墓葬随葬的每类陶器几乎为1件。但极少数墓葬中，如果随葬有鬲、簋、豆、盘、盆、罍、觚、爵、罐等器类，各自的数量或超过1件，但各期有一定不同。如殷墟1、2期墓葬中，极少数墓葬中的簋超过1件，殷墟3、4期时墓中簋的数量增多，4期墓有随葬4件的。很少有墓葬中随葬豆超过2件的，只有个别墓如1期晚段的花东M60中有可修复的、形态相同的豆10件。殷墟1-2期墓葬中，个别墓葬如花东M54中罍有两套，其中一套中型罍数量为10件，大型的一套5件；殷墟3、4期墓中随葬成套罍的墓葬数量增多,有的墓葬中随葬一套小型罍也有多达10件。4期也有随葬一套数件小罐的墓葬。4期以前墓中随葬陶盘都为1件，4期的极少数墓中有2-4件。一些4期墓葬随葬的仿铜陶器，一个墓中或出有多套，有的墓多达3觚、3爵。随葬的仿铜陶器属于明器，明确属于墓葬明器的，典型的如第3、4期的小型陶觚、爵。

6、陶器所见殷墟文化的构成和组群

如果考察陶器风格，殷墟的陶器可分为14组以上，它们在数量上也有差别 ，来源是很复杂的。据此可进一步探讨殷墟文化的内部构成以及形成、变化过程，也可探讨殷墟文化与商文化其他类型、商文化与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以及人群的互动等。

初步研究认为，以陶器群为视角，可见殷墟文化的构成以A组（为安阳本地的商文化因素）为主体因素，其他因素明显处于从属地位。以A组为代表的殷墟类型商文化陶器，器类和数量最多，经常共出，演变序列最清晰。如果对A组做进一步分析可知，还可分为源自先前的早商和中商文化、殷墟时期的创新形态两类。源自商文化其他类型的器物数量比殷墟类型陶器明显少，所见有B组（郑州、许昌地区）、C组（河南登封一带）、D组（安邱类型）、E组（豫南一带）、F组（山东泰沂山脉以北地区）等。源自商文化圈之外的其他文化的器物更少，所见有先周文化、李家崖文化、西岔文化、大坨头文化、江淮青铜文化、蕲春毛家咀组遗存等地文化分格的。

通过对77个样品（洹北商城、殷墟陶器样品74例以及本地黄土样品2例、冲积土1例）的岩相学分析可见，A组泥质陶与本地黄土（包括次生黄土）、冲积土有对应关系，加砂陶的原始总体成分与本地黄土和冲积土接近，证明为本地生产；A组以外的其他多组其他样品的检测分析结果都不同于A组样品，可证非本地生产，而且各组互不相同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上述有关殷墟文化构成因素的分析很有合理性。

7、陶器手工业管理与生产、制陶工艺

包括制陶在内的商代的手工业具有专业化和商品化生产的特点。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是如何管理的，研究者也就此方面作了探讨。

殷墟卜辞中有带“工”的辞例，还有“多工”、“百工”之词 ，传世先秦文献、周代金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研究认为，其中的“工”指管理工匠的各级官吏 ，或许有的辞例中的“工”指具体从事手工业的工匠 ，但其中是否包括制陶的工匠，尚不能确定。《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康叔封卫时，周王分给他殷民七族，其中就有陶氏。一般认为，陶氏即是从事制陶手工业的家族。《国语·晋语》记载：“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一般认为，“工商食官”表明周代的手工业和商业是被官府控制的，商代的情况或与周代相似。因为像铸铜、制骨以及制陶手工业，需要操作的空间场地较大且地点不易搬迁、改变，工作流程较多；在苗圃北地、大司空等地的手工业作坊中，多类手工业作坊往往就近或连片分布。综合这些信息或可推知，在商代晚期的大邑商都或存在将手工业区人为有意选点建置、布局，因而对包括制陶在内的手工业的生产加以管理是很正常的。

关于陶器的生产，研究者通过观察大量陶制品的制作痕迹、分析有关制陶工具的功能和使用方式、模拟实验、陶制品的岩相学分析以及民间制陶和民族志调查等，对殷墟制陶手工业有了一定的了解。

现已明确，除了硬陶、原始瓷和釉陶外，殷墟出土的普通陶器、白陶是本地生产的。制作陶器大致有备料、成型和装饰、入窑烧制等流程。

有学者早年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的灰陶、红陶化验得知，泥质灰陶、红陶所用的陶土并不是普通的黄土，因为绝大多数灰陶和红陶的化学组成与纯黄土有显著区别，而与红土和沉积土（次生黄土）一致；泥质灰陶多为食器，陶土一般较纯净；也有含砂的，但含量低，只有1-2%,颗粒较细，大概不是有意加入的，而是原来就存在于陶土中的 。但有学者通过大量标本的观察和化学分析认为，商周时期，最常见的普通陶器是就地挖取的易熔性粘土制作的，其中含Fe2O3较高，烧成温度在800-1000℃之间 。有学者对殷墟陶器标本检测分析，认为殷墟的制陶原料，其中泥质陶的陶土取自本地全新世黄土顶部发育的棕红色古土壤层；夹砂陶则选用冲积土顶部发育的古土壤为原料，加工时还要加入砂粒、碎石或碎陶作为羼和料 ，这种认识比较准确。以安阳一带土壤断面、殷墟考古发掘剖面观察，当地的制陶原料是当时容易获取的马兰黄土及次生土。制陶产品主要是前面所说的A组。

殷墟白陶的烧成温度大致同于普通陶器或略高 ，远没有达到硬陶高达1100°、原始瓷高达1200°的温度。刘家庄北地等地烧制陶器的陶窑，能够满足烧制白陶的窑温。根据我们所做的白陶烧制实验的结果，如果烧制时白陶器坯直接置于窑室内，成品表面会留下难以抹去的橘黄色沉积物；但如果将器坯置于类似于匣钵的器皿中，成品才会有像殷墟白陶所呈现的纯白色、乳白色，故此推测商人烧制白陶时也有类似匣钵的装置。

关于殷墟的原始瓷和硬陶、釉陶的产地，学术界尚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它们应该是从南方输入的 。因为殷墟遗址所见烧制普通陶器的陶窑内部的温度很难达到烧制硬陶所需的高达1100°、原始瓷所需的高达1200°的温度，这样的高温只有龙窑才能达到，已知商周时期的龙窑遗迹都发现于南方的长江中、下游一带。综合多方面的证据，我们赞同包括殷墟在内的中原、北方同时期的原始瓷和硬陶、釉陶产地来自南方说。对殷墟硬陶和原始瓷有关标本所做的检测分析可见，到殷墟4期晚段，这类器物的来源与之前有所不同 ，或说明来源发生了改变。

有关殷墟制陶工艺，一些学者做过比较详细的研究 ，但迄今只知大致情况，仍然缺乏系统的了解。一般认为，殷墟陶器的制法（成型）主要有轮制、模制、泥条盘筑、手工捏制等，其中泥条盘筑、轮制与模制较普遍。具体到一件器物的制作，或有复合使用不同制作工艺的情况。

轮制有快轮拉坯成型、先泥条盘筑后慢轮辅助成型两种方式。快轮成型技术，李济先生举出20例，其中既有泥质的，还有加砂的 。我们认为，加砂陶不是快轮成型的，因为加砂陶普遍不及泥质陶规整，而且手扶这种泥片在相对较高的转速下拉坯，泥中的石质类颗粒极易划伤手；泥质陶中，大型、器壁的倾斜度较大的陶器要用快轮拉出泥坯也很难成型，即使成型，在大、高而斜的泥坯因无力支撑极易塌坏。经观察，泥质类小型或较小的陶器如泥质小罐、簋、爵的腹部等，器体内壁留有比较规律的螺旋式拉坯痕迹，器体水平方向的剖面很圆，这些应该是快轮成型的。

慢轮辅助成型技术使用广泛，器体有大有小。观察所见，泥质陶的绳纹盆、豆、圈足盘、罐、器盖等的器壁上有起伏不平的泥条痕迹或泥条相接的缝隙，这些器物是以泥条筑成器坯的代表。

模制法主要用来制作鬲、甗等三足器的袋足以及兽头等贴塑装饰。

大型或较大的泥质器物如瓮、大型罐等，先分段泥条盘筑，然后粘接而成。初步成型的陶器初坯，还要经过慢轮修整、拍打、刮削等工序，才能最终成器坯。

陶器的装饰方面，普通陶器所见大致有滚压、拍打、磨光、刻划、粘贴等处理方式。最常见的绳纹主要是用绕绳的圆棍滚压而成，也有少部分是修整过程中用带绳纹的陶拍拍打形成的。许多泥质陶如豆、盘、簋、器盖等，外壁或内壁都进行过打磨处理。刻划多见于泥质陶。陶器的装饰不仅增加美观效果，有些还兼具加固器壁的作用，如有些滚压或拍压绳纹可使分段陶器粘接缝隙密实；有的拍印绳纹，器表或有较明显的圆窝，每个圆窝的绳纹自称一组。一些大型容器如瓮、罐上的附加堆纹，就是为了加固盘筑的器壁而粘接上去的；大型或较大器物如大口尊、瓮、盆等，内壁多有麻点，是修整、压实器壁时为表面嵌有颗粒状小石子的陶垫抵在器坯内壁留下的。

关于殷墟普通陶器的生产，现在可知一些大致的情况。殷墟的普通陶器，陶色如灰陶、红陶，陶色都比较均匀，应该是在陶窑内烧制的。烧制陶器的陶窑，刘家庄北地发现有20余座，这是已知殷墟发现陶窑最多的一个地点，同出有烧变形的日用陶器以及陶拍、陶垫等制陶工具，可证殷墟出土量最大的陶器是本地生产的。陶窑平面呈椭圆形，直径约在1米左右；结构上都属于升焰窑。此外，曾在小屯南地 、苗圃北地 、高楼庄 等地点都有零星发现，但苗圃北地和高楼庄发现的陶窑，都在苗圃北地这个大的铸铜手工业作坊区，更像是与铸铜有关的，而不是用于烧制陶器的；小屯南地的是否用于烧制陶器，也不明确。刘家庄北地的陶窑Y1、Y4、Y5及H229中，烧制变形的豆就有185件之多，其次是簋，有24件 ，少见其他器类，可推知在入窑装烧环节一般是将同类的陶器成组、分批次烧制的。

回顾过去90年的工作和研究，殷墟考古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对殷墟遗址本体内涵（规模、时代、文化形态、环境背景等）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其中对包括陶器在内的殷墟文物遗存的研究，建立起了晚商文化的分期体系，可与《殷本纪》记载的、经殷墟卜辞中王谱订正的商王世系大致对应，这是研究商文化和的周边青铜文化的可靠的年代标尺。基于殷墟本体的发现和研究，学界的研究向全方位、纵深拓展，在甲骨学、商文化与商王朝、城市规划与建设、大都商邑的人群及其来源、手工业技术与工艺、资源利用、艺术史等等方面在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殷墟研究，方兴未艾。

注释：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第4页，《小屯》第三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又见《李济文集》（第三卷），第59页，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第128、214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孝民屯》殷商遗物卷，2014年交与文物出版社，待出版。后面涉及孝民屯（2003-2004）的不再注出。

a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第二章，《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b李济：《小屯殷代与先殷陶器的研究》，《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第339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第118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第三章，《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孝民屯·殷商遗物》的陶器部分，文物出版社，待刊。下文所引孝民屯资料不再注明。

a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表10），《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b廖根深：《中原商代印纹陶、原始瓷烧造地区的探讨》，《考古》1993年第10期。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表29），《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第13页,《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3集），第36、39页，1982年。

a廖根深：《中原商代印纹陶、原始瓷烧造地区的探讨》，《考古》1993年第10期；b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第三章），第110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a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28-24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第36-76页，《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又见《李济文集》第3卷第97、1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32-162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9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李济:《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1957年），后收入《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和《李济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28-24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之第七章“符号与文字”，《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又见《李济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30页、图九八，文物出版社，1987年。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补记》，《考古学报》1980年笫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5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12期。

牛世山：《殷墟文化的多样性——以陶质类容器为视角》，《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

JamesStoltman、荆志淳、唐际根、George(Rip)Rapp:《商代陶器生产——殷墟、洹北商城出土陶器的岩相学分析》，荆志淳、唐际根、高嶋谦一主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A组以外的样品主要采自孝民屯，未刊布。

“百工”如《小屯南地甲骨》2525：“癸未卜，又忧百工。一”。多工多例，如《甲骨文合集》19433：“甲寅卜，史：贞多工亡忧。”。

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第3期。杨升南：《商代经商史》57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甲骨文合集》32967：“乙酉，贞王其令山司我工。”其中“司我工”为动宾结构，“司”为管理之意，“我”为“工”的定语。此句理解为王让山管理其工匠是合理的。

周仁等：《大陆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a李家治：《大陆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3期；b李家治:《原始瓷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第132-145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c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第二章，科学出版社，1998年。

JamesStoltman、荆志淳、唐际根、George(Rip)Rapp:《商代陶器生产——殷墟、洹北商城出土陶器的岩相学分析》，荆志淳、唐际根、高嶋谦一主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申斌:《殷代白陶的物理研究结果》，《殷都学刊》1991年第3期。

a李家治:《原始瓷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b罗宏杰、李家治、高力明:《北方出土原始瓷烧造地区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96年第3期；c罗宏杰、李家治、高力明:《北方出土原始瓷烧造地区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96年第3期；d陈铁梅、PappG.Jr、荆志淳、何驽：《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e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f.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的建筑遗存》，第156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陈铁梅、Rapp.G.Jr、荆志淳：《商周时期原始瓷的中子活化分析及相关问题讨论》，《考古》2003年第7期。

a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第五章），《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56年；b又见《李济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92-194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第81-82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第五章），第111-113页，《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又见《李济文集》（第3卷），第1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1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2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1期。

a周到、刘东亚：《1957年秋安阳高楼庄殷代遗址发掘》，《考古》1963年第4期；b赵霞光：《安阳市西郊的殷代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

原载《南方文物》 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