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考古90年——陶器的發現與研究

殷墟考古90年——陶器的發現與研究

牛世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郭 夢 (西北大學文化遺産學院)

摘 要：陶器是殷墟出土最多的文物。綜合殷墟90年考古的出土陶器所見，殷墟陶器分普通陶器、白陶、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等多類，以器類計共有20多類，廣泛出于當時的生活和手工業生産場是以及墓葬中。普通陶器和白陶大多為本地生産，硬陶、原始瓷和釉陶可能産于南方的長江中下遊一帶。殷墟陶器從文化風格角度看有14組以上，據此可進一步探讨殷墟文化的内部構成以及形成、變化過程，也可探讨殷墟文化與商文化其他類型、商文化與周邊青銅文化的關系以及人群的互動等。

關鍵詞：殷墟考古；90年；陶器；商文化

殷墟被譽為中國考古的聖地，是中國最早開展考古工作的遺址之一。自1928年以來、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基本沒有中斷，迄今已曆90年。通過殷墟考古的開展和研究，使我們獲知商代晚期的都城大邑商、商朝曆史和文化的豐富資訊。為了明确今後一個時期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更好地開展殷墟考古和研究，本文在學界研究的基礎上，就殷墟陶器的發現與研究作回顧、總結和思考。

1、殷墟陶器的發現和研究史

陶器是殷墟最常見的文化遺物，在曆次考古發掘中都有出土，見于各類生活性場所、手工業作坊區和墓葬。其中對幾次大和較大規模考古發掘資料的整理中，将包括完整、可複原的陶器以及大量陶片作了統計。據李濟先生文，1928年-1937年間殷墟15次發掘，統計有“将近25萬塊的陶片以及1500餘件可複原的陶器”，實際出土陶片超過此數。據《殷墟發掘報告》，1958年—1961年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發掘收集到的陶片有十幾萬片，遺址、墓葬出土陶容器1000餘件；1969年—1977年，殷墟西區墓共出土陶容器2014件。筆者整理安陽孝民屯（2003年-2004年）的殷墟陶器時，統計完整和可修複的陶容器380多件，還有僅足部殘的鬲标本50件，其他還有37萬殘片。

2、殷墟陶器的分類、功能

殷墟陶器的分類，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基于生産原料及産品的質地、陶色等要素的分類，另一個是基于器物形态及使用功能的分類。

綜合原料、質地、陶色等多種分類要素，可将殷墟陶質類器物分為普通陶器（或稱粗泥陶）、白陶、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等多類。

（1）普通陶器

A.陶系

普通陶器最多。陶系可分為夾砂、泥質兩類，曆次較大的考古報告和研究專著中統計或文字描述。

李濟先生對1928年-1937年間殷墟15次發掘采集的陶質類器物殘片作了分類統計 （不含完整和可複原器，但還包括部分仰韶、龍山時期的陶器），其中灰陶占絕對優勢，有90.07%；其次則是紅陶，占6.86%，遠少于灰陶；其餘的3%左右則包括其他四種類型，即硬陶和釉陶4290片（1.73%)、黑陶2655片（1.07%)、白陶663片(0.27%)和彩陶1片。

據《殷墟發掘報告》第四章第二節,陶色主要是灰、紅兩種，灰色數量最多，有深灰、淺灰之分。紅色較少，一般多呈磚紅色；隻有少量近棕色。泥質陶中的灰色陶，其中第1、2、3期所占比例大體接近，紅色陶從早到晚逐漸增多；夾砂灰陶中，含細砂的較多，含粗砂的較少；兩者都由早到晚逐漸減少。

《殷墟的發現與研究》中，在總結1990年以前殷墟考古數十年的研究成果認為，殷墟出土的陶器，按其質料不同可分為夾砂灰陶、夾砂紅陶、泥質灰陶、泥質紅陶、白陶、硬陶、釉陶等。在各不同發展階段都以泥質灰陶為主，夾砂灰陶次之，夾砂紅陶很少；泥質紅陶在第1、2期為數不多,到第3、4期所占比例不斷上升。泥質灰陶顔色有深有淺，以深灰色的為主，色澤一般較勻。泥質紅陶在第1、2期的火候較低，多呈橙黃色，第3、4期的火候較高，呈磚紅色。夾砂灰陶多數呈灰褐色，或深灰色。夾砂紅陶多呈紅褐色。

據《安陽大司空》（2004年），墓葬以外其他機關出土陶器的陶質以夾砂灰陶和泥質灰陶最為常見，其次為泥質紅陶和夾砂紅褐陶，偶可見到泥質黑陶和泥質黑皮陶。

筆者對孝民屯（2003年-2004年）發掘的30多萬片陶質類器物殘片統計，将夾砂陶分為灰、紅、褐、黑陶，其中灰陶有灰、淺灰、深灰之分；褐陶多不純正，局部或呈紅褐或灰褐色。将泥質陶分為灰、紅、褐、黑皮陶，其中灰陶也有灰、深灰、淺灰之分。陶系與以往有關統計結果相近，陶系比例始終以泥質占絕對優勢，占近90%左右，夾砂陶在10%左右，這與早年李濟先生的統計接近。泥質陶中，紅陶比例在上升，2期晚段時在10%以内，3期時增加到10%以上，4期早段時上升到20%以上，灰陶比例相應下降。第4期的灰陶中，淺灰色陶比以前略多，還有部分灰中泛黃。紅陶中，2期晚段的表面常泛紫，3期多為橙紅色，第4期大多為磚紅色。

上舉考古報告和研究專著的有關分類和統計大同小異，據此可知殷墟陶系的基本情況。

B.器物分類與功能

早在對殷墟的第二次正式考古發掘之始，出土最多的陶片為發掘者所關注，并開始采集和記錄。系統研究殷墟陶器的是李濟先生。如他按底的不同分為尖底與圜底、平底、圈底（圈足）、三足、四足等五類，後知第5類非殷墟時期器物，而是屬于後崗二期文化。

《殷墟發掘報告》統計，炊器有鬲、甗、甑3類，食器-水器有簋、豆、盂、盤、缽、釜形器皿、壺和杯，盛置器主要有盆、罐、甕3類,酒器有瓿、罍、觯、尊、斝3類。

《殷墟的發現與研究》說，常見的日用陶容器，按其用途不同大體可分為炊器、食器、盛貯器等三大類。炊器有鬲、甗、甑，食器有豆、簋、盂，盛貯器包括酒器和水器等，器類有尊、壺、卣、罍、瓿、觯、斝、罐、盆、盤等，第1、2期類别較多，第3、4期器類減少。有些第1、2期常見的器形到第3、4期減少。

據筆者對孝民屯地點（2003年-2004年）的陶器統計，殷墟陶容器器類多達26類之多，有鬲、甗、甑、斝、鼎、簋、豆、盤、觚、爵、罍、觯、尊、方口器、壺、瓿、缽、盂、盆、罐、甕、勺、缸形器、筒形器、坩埚形器、器蓋等，此外還有建築用排水管。由此可見，殷墟出土陶器種類之多，遠多于一般普通遺址，這可視為殷商王都這種大型都邑的特征之一。這些器物中,大多見于生産、生活性場所，具有實用功能，還有部分器型（體小、質軟者）為墓葬專用随葬明器。

殷墟陶器中，鬲、盆、罐、簋、甑、甕最多，其他器類的數量明顯少。鬲、簋、盆、罐各自形态多樣，可以細分為多個型、亞型。以孝民屯（2003年-2004年）為例，陶鬲可分三大類34型（包括亞型，下同），簋分18型，盆分兩類18型，罐分19型，各自多有明确的演變序列。由于殘片的原因，罐的形态無法劃分得更細，實際或可分更多型。炊器中，鬲最多，甑次之；甗的數量一直很少，4期早段未見。斝、鼎更少，其中鼎為泥質非實用器。中型鬲始終最多，卷領鬲、素面小鬲出現于3期。甑在1晚少，3期大 增。簋 在3期之前隻有素面類，3期出現飾三角繩紋的簋，到4期早段時占絕對數量。相對于1、2期少見盤的情形，3期盤增多了。盆基本為深腹者，淺腹盆很少見；4期深腹盆的形态更多樣。3期時甕大增。3期、4早的陶質器蓋明顯增加。綜合殷墟其他地點出土陶器可知，殷墟陶器的器類、形态可能還要更多一些。

（2）白陶

殷墟白陶的陶色泛白，其原料、器型、紋飾、功能、出土空間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點。

殷墟白陶以本地瓷土類粘土為原料手工制作而成。白陶大多呈純白色、乳白色，但細分還有潔白和偏黃的之分，質地也有粗質與細泥之别。質感普遍比普通陶器精緻,制作工藝代表了中原北方地區白陶的最高水準。檢測可見，殷墟白陶的化學組成與北方地區的瓷土相同，具有低SiO2、高Ai2O3、低Fe203的特點。白陶的胎質硬度接近普通陶器，遠低于硬陶和原始瓷；燒成溫度大緻同于普通陶器或略高。

從器類看，白陶大多是仿制青銅器和普通陶器的。殷墟所見白陶比普通陶器少，但遠比硬陶、釉陶、原始瓷多。在殷墟，白陶大多出于大墓和中型墓中，遺址中極少發現。如30年代在侯家莊的西北崗商王陵區的大墓和小屯少數較大的豎穴墓中，共出土完整和可複原的白陶容器10多件，陶埙1件，殘片663片。西北崗的一座墓在30年代末曾被盜掘，據說曾出土白陶片5、6筐，故當地農民稱為“白陶坑”，1978年發掘時還出土白陶820片。

（3）硬陶、原始瓷

硬陶與原始瓷的器類多相同，紋飾也十分相似，可歸為一大類。這類器物出土數量很少。兩者的胎質明顯比普通陶器薄、胎質硬，胎色也淺，其中硬陶多為灰白色，原始瓷多為淺灰色；兩者的胎料也相近，但硬陶大多使用原生料燒制，胎質雜、粗糙，胎中或有較大的石英顆粒，原始瓷的胎料經過淘洗，胎質明顯細膩，有的或加有細沙類摻合料；前者表面沒有施釉，後者有釉。原始瓷器的釉層很薄，部分标本的釉層與胎結合不緊密，或有脫落。其中硬陶和原始瓷的化學組成表現為高SiO2、中Ai2O3、低熔劑RxOy(主要是Fe203)的特點，這與南方産瓷石類粘土基本相似，而與北方地區瓷土的化學組成不同。觀察出土标本所見，原始瓷的釉色多為淺褐色，褐中微帶綠；硬陶無釉，表為灰色。

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所見完整和可複原器者不過數十件。器物種類、形态、釉色等方面也顯示，殷墟4期的與之前的有一定差别，如殷墟2、3期的特征一緻，器類少；到殷墟4期，硬陶、原始瓷的器類明顯增多。殷墟2、3期時，原始瓷隻有在器表的口、肩等部位施釉，釉色比較統一，多為褐色，褐中微帶綠；4期晚段者施釉部位下及器體中、下腹，有的器物如罐還在體内口至中腹施釉，釉色也多樣化，有淡綠、黃綠、深綠色、醬紫色等。

（4）釉陶

以往有關殷墟原始瓷的研究中，有些學者将原始瓷或稱為釉陶。據有關介紹和對部分标本的觀察可知，這類器物就是現在學界所公認的原始瓷器。那麼，商代是否存在釉陶呢？仔細對比殷墟有關标本所見，當時确有一種帶釉的陶器，胎質較硬，胎色為紫紅色，器表外有薄釉，釉色或呈醬紫色 （局部近黑色），或為鐵灰色。觀察所見，它的胎料應該是非瓷土類粘土，而是一種胎質深紅、含鐵量高的粘土，與硬陶、原始瓷的胎料有明顯差別。是以，将這種用普通粘土制作并施釉的陶器歸入硬陶或原始瓷是不合适的，可歸于釉陶類。殷墟釉陶更少，所見紋飾與硬陶和原始瓷相同。釉陶的器物形态、紋飾往往與硬陶、原始瓷相似，産地應該一樣。

基于器物形态及功能的分類，有沿用宋代以來的舊說或按功能、形制、材質、顔色等多個角度作分類的。沿用舊說分類和命名是金石學的傳統，在分類的前提下對某一類器物命名，從20世紀以來直到今天仍然沿用。還有按研究需要聚合為大類的，如20世紀50年代，李濟先生根據容器的底部的差别，将殷墟出土容器（包括龍山時期的）分為尖底與圜底、平底、圈底（現在一般稱為圈足）、三足、四足等類，另加器蓋，共6大類；《殷墟發掘報告》按功用為炊器、食器與水器、盛置器、酒器、器蓋、其他等大類；《殷墟的發現與研究》按功用分為炊器、食器、盛儲器三大類，另有建築材料、工具、樂器、藝術品和雜器。據筆者對孝民屯地點（2003年-2004年）的陶器統計，以單類計，殷墟陶容器器類多達26類，有鬲、甗、甑、斝、鼎、簋、豆、盤、觚、爵、罍、觯、尊、方口器、壺、瓿、缽、盂、盆、罐、甕、勺、缸形器、筒形器、坩埚形器、器蓋等，此外還有建築用陶水管。這大體涵蓋了殷墟出土陶器的大多數器類。總之，殷墟曆次考古發現所見，普通陶種類最多；殷墟白陶的器類有簋、豆、爵、觯、盂、壺、瓿、罍、罐、大口尊和埙等，硬陶和原始瓷的器類有瓿、豆、壺、缽、罐、器蓋等；釉陶器類很少，所見有瓿。

3、陶器裝飾

殷墟日用陶容器絕大多數表面有紋飾，純粹素面的很少。

據筆者對孝民屯（2003年-2004年）考古資料的統計，普通陶器的紋飾以繩紋為主，弦紋次之，另外有附加堆紋、三角繩紋、三角劃紋、雲雷紋、勾連雷紋、方格紋、聯珠紋、獸面紋、乳丁紋、渦紋、直棱紋、戳印紋、網格紋、以及素面等。

相對于普通陶器，白陶的紋飾除有前者上常見的繩紋、劃紋外，更多的是刻劃殷墟青銅器上常見的紋飾，如饕餮紋、夔紋、雲雷紋、弦紋等；硬陶和原始瓷上的紋飾基本相同，有水波紋、席紋、小方格紋、戳印紋、雲雷紋、弦紋等；釉陶上所見紋飾有弦紋。

4、陶文與符号

20世紀20-30年代的殷墟前15次發掘，在殷墟（主要是小屯附近）共出土有文字和符号的陶器、陶片82例 ，有數字、表位置的、象形符号（有些可能為文字）、人名及其他、雜例、待問諸例，其中有的明顯是文字，有的一組成句，有的不可考。據李濟先生觀察，除兩組文字分别為朱書和墨書外，其餘都是刻或劃的。刻劃中，其中有些是刻在陶坯上，入窯前已刻好，系陶工所為；有些是陶器燒成之後刻上去的。

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考古工作中，在小屯、苗圃北地、大司空村、花園莊等遺址陸續出土了一些刻有文字或符号的陶器，部分已發表 。據不完全統計，共有20多件，其中多數為一個字或符号，兩個字以上的較少。這批陶文和符号，内容有些與20世紀30年代所出的相同；有些則是過去所未見的，如筮數，張政烺先生作過研究 。《殷墟發現與研究》将這兩個時期發現的陶文與符号，按其内容大體可分為數字、方位、人名、族名或國名、圖形文字或符号、幹支、易卦、“蔔辭”以及其他等類 。後來在殷墟遺址的幾個工作地點也發現有陶文和符号，以劉家莊北地制陶作坊區的出土最多 。

5、墓葬随葬陶器

殷墟各類陶制品見于當時的生活和一些手工業生産場所，也出土于墓葬、充當随葬品的角色。墓葬出土陶器除實用器（火候高、有使用痕迹）外，還有僅出土于墓葬的明器（火候較低或明顯低，無使用痕迹）。

我們統計3700多座墓葬 （包括少數祭祀坑）的出土陶器所見，所有随葬陶器中，數量最多的是觚、爵，各自總數超過1300件，其次為簋、豆、盤、鬲、罐，每類少的的或近600件，多的或超過700件，大緻為觚和爵的一半；其他器類明顯少或較少，每類少則1件，多者僅數十件。可見殷墟墓葬的随葬品以觚和爵為核心，但這種情形在殷墟以外的商文化區明顯少。

統計3700多座墓葬（包括少數祭祀坑）的出土陶器所見，除了極少數墓葬，殷墟各期墓葬随葬的每類陶器幾乎為1件。但極少數墓葬中，如果随葬有鬲、簋、豆、盤、盆、罍、觚、爵、罐等器類，各自的數量或超過1件，但各期有一定不同。如殷墟1、2期墓葬中，極少數墓葬中的簋超過1件，殷墟3、4期時墓中簋的數量增多，4期墓有随葬4件的。很少有墓葬中随葬豆超過2件的，隻有個别墓如1期晚段的花東M60中有可修複的、形态相同的豆10件。殷墟1-2期墓葬中，個别墓葬如花東M54中罍有兩套，其中一套中型罍數量為10件，大型的一套5件；殷墟3、4期墓中随葬成套罍的墓葬數量增多,有的墓葬中随葬一套小型罍也有多達10件。4期也有随葬一套數件小罐的墓葬。4期以前墓中随葬陶盤都為1件，4期的極少數墓中有2-4件。一些4期墓葬随葬的仿銅陶器，一個墓中或出有多套，有的墓多達3觚、3爵。随葬的仿銅陶器屬于明器，明确屬于墓葬明器的，典型的如第3、4期的小型陶觚、爵。

6、陶器所見殷墟文化的構成群組群

如果考察陶器風格，殷墟的陶器可分為14組以上，它們在數量上也有差别 ，來源是很複雜的。據此可進一步探讨殷墟文化的内部構成以及形成、變化過程，也可探讨殷墟文化與商文化其他類型、商文化與周邊青銅文化的關系以及人群的互動等。

初步研究認為，以陶器群為視角，可見殷墟文化的構成以A組（為安陽本地的商文化因素）為主體因素，其他因素明顯處于從屬地位。以A組為代表的殷墟類型商文化陶器，器類和數量最多，經常共出，演變序列最清晰。如果對A組做進一步分析可知，還可分為源自先前的早商和中商文化、殷墟時期的創新形态兩類。源自商文化其他類型的器物數量比殷墟類型陶器明顯少，所見有B組（鄭州、許昌地區）、C組（河南登封一帶）、D組（安邱類型）、E組（豫南一帶）、F組（山東泰沂山脈以北地區）等。源自商文化圈之外的其他文化的器物更少，所見有先周文化、李家崖文化、西岔文化、大坨頭文化、江淮青銅文化、蕲春毛家咀組遺存等地文化分格的。

通過對77個樣品（洹北商城、殷墟陶器樣品74例以及本地黃土樣品2例、沖積土1例）的岩相學分析可見，A組泥質陶與本地黃土（包括次生黃土）、沖積土有對應關系，加砂陶的原始總體成分與本地黃土和沖積土接近，證明為本地生産；A組以外的其他多組其他樣品的檢測分析結果都不同于A組樣品，可證非本地生産，而且各組互不相同 。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上述有關殷墟文化構成因素的分析很有合理性。

7、陶器手工業管理與生産、制陶工藝

包括制陶在内的商代的手工業具有專業化和商品化生産的特點。當時的手工業生産是如何管理的，研究者也就此方面作了探讨。

殷墟蔔辭中有帶“工”的辭例，還有“多工”、“百工”之詞 ，傳世先秦文獻、周代金文中也有類似的記載。研究認為，其中的“工”指管理工匠的各級官吏 ，或許有的辭例中的“工”指具體從事手工業的工匠 ，但其中是否包括制陶的工匠，尚不能确定。《左傳》定公四年記載，康叔封衛時，周王分給他殷民七族，其中就有陶氏。一般認為，陶氏即是從事制陶手工業的家族。《國語·晉語》記載：“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一般認為，“工商食官”表明周代的手工業和商業是被官府控制的，商代的情況或與周代相似。因為像鑄銅、制骨以及制陶手工業，需要操作的空間場地較大且地點不易搬遷、改變，工作流程較多；在苗圃北地、大司空等地的手工業作坊中，多類手工業作坊往往就近或連片分布。綜合這些資訊或可推知，在商代晚期的大邑商都或存在将手工業區人為有意選點建置、布局，因而對包括制陶在内的手工業的生産加以管理是很正常的。

關于陶器的生産，研究者通過觀察大量陶制品的制作痕迹、分析有關制陶工具的功能和使用方式、模拟實驗、陶制品的岩相學分析以及民間制陶和民族志調查等，對殷墟制陶手工業有了一定的了解。

現已明确，除了硬陶、原始瓷和釉陶外，殷墟出土的普通陶器、白陶是本地生産的。制作陶器大緻有備料、成型和裝飾、入窯燒制等流程。

有學者早年對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和殷周時代的灰陶、紅陶化驗得知，泥質灰陶、紅陶所用的陶土并不是普通的黃土，因為絕大多數灰陶和紅陶的化學組成與純黃土有顯著差別，而與紅土和沉積土（次生黃土）一緻；泥質灰陶多為食器，陶土一般較純淨；也有含砂的，但含量低，隻有1-2%,顆粒較細，大概不是有意加入的，而是原來就存在于陶土中的 。但有學者通過大量标本的觀察和化學分析認為，商周時期，最常見的普通陶器是就地挖取的易熔性粘土制作的，其中含Fe2O3較高，燒成溫度在800-1000℃之間 。有學者對殷墟陶器标本檢測分析，認為殷墟的制陶原料，其中泥質陶的陶土取自本地全新世黃土頂部發育的棕紅色古土壤層；夾砂陶則選用沖積土頂部發育的古土壤為原料，加工時還要加入砂粒、碎石或碎陶作為羼和料 ，這種認識比較準确。以安陽一帶土壤斷面、殷墟考古發掘剖面觀察，當地的制陶原料是當時容易擷取的馬蘭黃土及次生土。制陶産品主要是前面所說的A組。

殷墟白陶的燒成溫度大緻同于普通陶器或略高 ，遠沒有達到硬陶高達1100°、原始瓷高達1200°的溫度。劉家莊北地等地燒制陶器的陶窯，能夠滿足燒制白陶的窯溫。根據我們所做的白陶燒制實驗的結果，如果燒制時白陶器坯直接置于窯室内，成品表面會留下難以抹去的橘黃色沉積物；但如果将器坯置于類似于匣缽的器皿中，成品才會有像殷墟白陶所呈現的純白色、乳白色，故此推測商人燒制白陶時也有類似匣缽的裝置。

關于殷墟的原始瓷和硬陶、釉陶的産地，學術界尚有争議，主流觀點認為它們應該是從南方輸入的 。因為殷墟遺址所見燒制普通陶器的陶窯内部的溫度很難達到燒制硬陶所需的高達1100°、原始瓷所需的高達1200°的溫度，這樣的高溫隻有龍窯才能達到，已知商周時期的龍窯遺迹都發現于南方的長江中、下遊一帶。綜合多方面的證據，我們贊同包括殷墟在内的中原、北方同時期的原始瓷和硬陶、釉陶産地來自南方說。對殷墟硬陶和原始瓷有關标本所做的檢測分析可見，到殷墟4期晚段，這類器物的來源與之前有所不同 ，或說明來源發生了改變。

有關殷墟制陶工藝，一些學者做過比較詳細的研究 ，但迄今隻知大緻情況，仍然缺乏系統的了解。一般認為，殷墟陶器的制法（成型）主要有輪制、模制、泥條盤築、手工捏制等，其中泥條盤築、輪制與模制較普遍。具體到一件器物的制作，或有複合使用不同制作工藝的情況。

輪制有快輪拉坯成型、先泥條盤築後慢輪輔助成型兩種方式。快輪成型技術，李濟先生舉出20例，其中既有泥質的，還有加砂的 。我們認為，加砂陶不是快輪成型的，因為加砂陶普遍不及泥質陶規整，而且手扶這種泥片在相對較高的轉速下拉坯，泥中的石質類顆粒極易劃傷手；泥質陶中，大型、器壁的傾斜度較大的陶器要用快輪拉出泥坯也很難成型，即使成型，在大、高而斜的泥坯因無力支撐極易塌壞。經觀察，泥質類小型或較小的陶器如泥質小罐、簋、爵的腹部等，器體内壁留有比較規律的螺旋式拉坯痕迹，器體水準方向的剖面很圓，這些應該是快輪成型的。

慢輪輔助成型技術使用廣泛，器體有大有小。觀察所見，泥質陶的繩紋盆、豆、圈足盤、罐、器蓋等的器壁上有起伏不平的泥條痕迹或泥條相接的縫隙，這些器物是以泥條築成器坯的代表。

模制法主要用來制作鬲、甗等三足器的袋足以及獸頭等貼塑裝飾。

大型或較大的泥質器物如甕、大型罐等，先分段泥條盤築，然後粘接而成。初步成型的陶器初坯，還要經過慢輪修整、拍打、刮削等工序，才能最終成器坯。

陶器的裝飾方面，普通陶器所見大緻有滾壓、拍打、磨光、刻劃、粘貼等處理方式。最常見的繩紋主要是用繞繩的圓棍滾壓而成，也有少部分是修整過程中用帶繩紋的陶拍拍打形成的。許多泥質陶如豆、盤、簋、器蓋等，外壁或内壁都進行過打磨處理。刻劃多見于泥質陶。陶器的裝飾不僅增加美觀效果，有些還兼具加強器壁的作用，如有些滾壓或拍壓繩紋可使分段陶器粘接縫隙密實；有的拍印繩紋，器表或有較明顯的圓窩，每個圓窩的繩紋自稱一組。一些大型容器如甕、罐上的附加堆紋，就是為了加強盤築的器壁而粘接上去的；大型或較大器物如大口尊、甕、盆等，内壁多有麻點，是修整、壓實器壁時為表面嵌有顆粒狀小石子的陶墊抵在器坯内壁留下的。

關于殷墟普通陶器的生産，現在可知一些大緻的情況。殷墟的普通陶器，陶色如灰陶、紅陶，陶色都比較均勻，應該是在陶窯内燒制的。燒制陶器的陶窯，劉家莊北地發現有20餘座，這是已知殷墟發現陶窯最多的一個地點，同出有燒變形的日用陶器以及陶拍、陶墊等制陶工具，可證殷墟出土量最大的陶器是本地生産的。陶窯平面呈橢圓形，直徑約在1米左右；結構上都屬于升焰窯。此外，曾在小屯南地 、苗圃北地 、高樓莊 等地點都有零星發現，但苗圃北地和高樓莊發現的陶窯，都在苗圃北地這個大的鑄銅手工業作坊區，更像是與鑄銅有關的，而不是用于燒制陶器的；小屯南地的是否用于燒制陶器，也不明确。劉家莊北地的陶窯Y1、Y4、Y5及H229中，燒制變形的豆就有185件之多，其次是簋，有24件 ，少見其他器類，可推知在入窯裝燒環節一般是将同類的陶器成組、分批次燒制的。

回顧過去90年的工作和研究，殷墟考古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績。對殷墟遺址本體内涵（規模、時代、文化形态、環境背景等）的了解越來越深入，其中對包括陶器在内的殷墟文物遺存的研究，建立起了晚商文化的分期體系，可與《殷本紀》記載的、經殷墟蔔辭中王譜訂正的商王世系大緻對應，這是研究商文化和的周邊青銅文化的可靠的年代标尺。基于殷墟本體的發現和研究，學界的研究向全方位、縱深拓展，在甲骨學、商文化與商王朝、城市規劃與建設、大都商邑的人群及其來源、手工業技術與工藝、資源利用、藝術史等等方面在不斷取得新的成果。殷墟研究，方興未艾。

注釋：

李濟：《殷墟器物甲編·陶器》（上輯），第4頁，《小屯》第三本，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又見《李濟文集》（第三卷），第59頁，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發掘報告》，第128、214頁，文物出版社，1987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第1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孝民屯》殷商遺物卷，2014年交與文物出版社，待出版。後面涉及孝民屯（2003-2004）的不再注出。

a李濟:《殷墟器物甲編·陶器》第二章，《小屯》第三本，曆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b李濟：《小屯殷代與先殷陶器的研究》，《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第339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發掘報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大司空——2004年發掘報告》,第118頁，文物出版社，2014年。

李濟：《殷墟器物甲編·陶器》第三章，《小屯》第三本，曆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孝民屯·殷商遺物》的陶器部分，文物出版社，待刊。下文所引孝民屯資料不再注明。

a李濟:《殷墟器物甲編·陶器》（表10），《小屯》第三本，曆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b廖根深：《中原商代印紋陶、原始瓷燒造地區的探讨》，《考古》1993年第10期。

李濟：《殷墟器物甲編·陶器》（表29），《小屯》第三本，曆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

李濟：《殷墟器物甲編·陶器》，第13頁,《小屯》第三本，曆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侯家莊北地一号墓發掘簡報》，《考古學集刊》（第3集），第36、39頁，1982年。

a廖根深：《中原商代印紋陶、原始瓷燒造地區的探讨》，《考古》1993年第10期；b李家治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卷》（第三章），第110頁，科學出版社，1998年。

a李濟：《殷墟器物甲編·陶器》，《小屯》第三本，曆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b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第228-240頁,科學出版社,1994年。

李濟：《殷墟器物甲編·陶器》，第36-76頁，《小屯》第三本，曆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又見《李濟文集》第3卷第97、15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發掘報告》（1958-1961），第132-162頁，文物出版社，1987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第198頁，科學出版社，1994年。

李濟:《殷墟白陶發展之程式》，《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1957年），後收入《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和《李濟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第228-240頁,科學出版社，1994年。

李濟：《殷墟器物甲編·陶器》之第七章“符号與文字”，《小屯》第三本，曆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又見《李濟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發掘報告》（1958-1961），第130頁、圖九八，文物出版社，1987年。

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補記》，《考古學報》1980年笫4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第250頁，科學出版社,1994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殷墟劉家莊北地制陶作坊遺址的發掘》，《考古》2012年第12期。

牛世山：《殷墟文化的多樣性——以陶質類容器為視角》，《李下蹊華——慶祝李伯謙先生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7年。

JamesStoltman、荊志淳、唐際根、George(Rip)Rapp:《商代陶器生産——殷墟、洹北商城出土陶器的岩相學分析》，荊志淳、唐際根、高嶋謙一主編:《多元視域——商王朝與中國早期文明研究》，科學出版社，2008年。A組以外的樣品主要采自孝民屯，未刊布。

“百工”如《小屯南地甲骨》2525：“癸未蔔，又憂百工。一”。多工多例，如《甲骨文合集》19433：“甲寅蔔，史：貞多工亡憂。”。

肖楠：《試論蔔辭中的“工”與“百工”》，《考古》1981年第3期。楊升南：《商代經商史》578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甲骨文合集》32967：“乙酉，貞王其令山司我工。”其中“司我工”為動賓結構，“司”為管理之意，“我”為“工”的定語。此句了解為王讓山管理其工匠是合理的。

周仁等：《大陸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和殷周時代制陶工藝的科學總結》，《考古學報》1964年第1期。

a李家治：《大陸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藝發展過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3期；b李家治:《原始瓷的形成和發展》，《中國古代陶瓷科學技術成就》，第132-145頁，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c李家治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卷》第二章，科學出版社，1998年。

JamesStoltman、荊志淳、唐際根、George(Rip)Rapp:《商代陶器生産——殷墟、洹北商城出土陶器的岩相學分析》，荊志淳、唐際根、高嶋謙一主編:《多元視域——商王朝與中國早期文明研究》，科學出版社，2008年。

申斌:《殷代白陶的實體研究結果》，《殷都學刊》1991年第3期。

a李家治:《原始瓷的形成和發展》，《中國古代陶瓷科學技術成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b羅宏傑、李家治、高力明:《北方出土原始瓷燒造地區的研究》，《矽酸鹽學報》1996年第3期；c羅宏傑、李家治、高力明:《北方出土原始瓷燒造地區的研究》，《矽酸鹽學報》1996年第3期；d陳鐵梅、PappG.Jr、荊志淳、何驽：《中子活化分析對商時期原始瓷産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e李家治:《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卷》,科學出版社,1998年；f.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小屯的建築遺存》，第156頁，文物出版社，2010年。

陳鐵梅、Rapp.G.Jr、荊志淳：《商周時期原始瓷的中子活化分析及相關問題讨論》，《考古》2003年第7期。

a李濟：《殷墟器物甲編·陶器》（第五章），《小屯》第三本，曆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56年；b又見《李濟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c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第192-194頁，科學出版社，1994年；d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小屯》，第81-82頁，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4年。

李濟：《殷墟器物甲編·陶器》（第五章），第111-113頁，《小屯》第三本，曆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又見《李濟文集》（第3卷），第18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a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73年安陽小屯南地發掘簡報》，《考古》1975年1期；b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73年小屯南地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9集）,科學出版社,1995年。

a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80-1982年安陽苗圃北地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6年第2期；b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隊：《1982－1984年安陽苗圃北地殷代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91年1期。

a周到、劉東亞：《1957年秋安陽高樓莊殷代遺址發掘》，《考古》1963年第4期；b趙霞光：《安陽市西郊的殷代文化遺址》，《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12期。

原載《南方文物》 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