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张秋盈
温和的冬日暖阳下，12名2岁左右的宝宝围坐在一张不到20厘米高的课桌上，兴致勃勃地拼着七巧板。从事学前教育30年的邓燕燕老师颇为欣慰地看着他们，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玩具，能让这些咿呀学语的孩子在玩乐中不知不觉地掌握“形状”的概念。
据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其中对2到3岁幼儿托育的需求最为强烈。2019年3月，大陆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0~3岁婴幼儿照护机构”，并鼓励社会力量办托育。2019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拉开了托育行业发展序幕，被业内喻为托育行业的元年。此后，各大中小型托育中心井喷而出。
上文的一幕，就来自于邓燕燕在老家常德市临澧县开办的托育园，其硬件条件在当地首屈一指，可提供120个托位。但迄今只招了12个孩子。这并非是邓燕燕经营不善。湖南某大型托幼机构集团创始人唐正元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他接触的绝大多数中小托育机构入托率不高，大部分在亏损当中。据长沙市卫健委发布的通告，长沙入托率仅为4.2%。
而另一方面，井喷而出的托育机构也让政府机构和家长感到了又喜又怕，它们到底是否安全，又如何监管，成了一项新难题。
“0～3岁是人一生中身体和大脑发育最迅速的时期，特别需要在生理、心理、营养、保健及行为培养方面给予科学指导。而父母、教师的教育观念和综合素养又是其中的关键。”湖南第一师范学前教育专业负责人、副教授万湘桂说。
一个初生三年的行业如何为至关重要的“初生”的0~3岁婴幼儿护航，它又面临了怎样的发展困惑？在全面实施三孩政策的当下，如何扶持和规范0~3岁婴幼儿照护机构的发展，使之为广大妇女和家庭解决更多抚育的实际困难，为三孩政策的落地提供更多保障？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报道。
资质现状：
“带奶娃娃”，托育机构比幼儿园更“专业”
在常德市临澧县，邓燕燕对待孩子的耐心与细心为人熟知。今年5月，因为看中托育业的前景，她正式加盟了一家大型托幼机构品牌，并以年租金8万元租下了占地近900多平方米的场地。整个托幼园区共有17间教室、休息室、加一个室内游乐园与户外运动场。
按照国家标准，托育机构指的是：经有关部门登记、卫生健康部门备案,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机构。并规定了乳儿班（6~12个月，10人以下）、托小班（12~24个月，15人以下）、托大班（24~36个月，20人以下）三种班型。
不过，大多数托育机构只接收18个月以上（1岁半）的孩子。“太小的乳儿班不敢开，家长也不放心。”邓燕燕说。入托时间从上午7点半至下午5点半。其间，孩子们要做语言游戏、音乐游戏、小手工，也要培养生活技能，比如穿衣服、扣扣子等等。“逐渐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生活能力。”邓燕燕说。在长沙，一些托育机构还会给孩子布置一些“工作任务”，发给他们一个小小工具，让孩子们扫地、擦桌子等等。
▲2岁多的孩子在邓燕燕的托育中心里，边玩边体会色彩和形状。
从事学前教育22年的杨红霞，5年前也开办了一家托育中心。中心约有300多种玩具。“其实也就是教具。”杨红霞说，婴幼儿是在游戏中认识世界，建立认知和习惯的。和传统的幼儿园学前教育不同，照顾1岁多至3岁的幼儿，重点不在于规范行为，而是尽可能地开发他们的天性和潜能。
婴幼儿的保育难度，比传统的幼儿园要大得多。原资深幼教老师邓燕燕说，宝宝们睡午觉的时候，必须由2个生活老师全程守着，一个个“摸过来”，“有的孩子是刚睡着就出汗，有的是睡到一半出汗，必须及时发现给他们换衣服，免得感冒”。
在国家卫健委今年印发的《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中，明确要求了7~12个月、13~24个月、25~36个月婴幼儿在营养与喂养、睡眠、生活与卫生习惯、动作、语言、认知等上的保育要点。包括：“培养幼儿独自入睡的习惯”“协助和引导幼儿自己洗手、穿脱衣服”“鼓励幼儿自己喝水、用小勺吃饭、自己翻书、协助收纳”等。在认知上，则要求引导幼儿运用各种感官探索周围环境，逐步发展注意、记忆、思维等认知能力；鼓励幼儿在操作、摆弄、模仿等活动中想办法解决问题等等。
▲在湖南某托育中心，孩子们自己学会穿衣服、叠衣服。
无疑，这是一套相当科学的保育系统。邓燕燕和杨红霞坦言，托育机构对机构、园长和老师的要求，远远高于从前开办的幼儿园。她们之所以通过加盟大品牌的方式开办机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依靠大品牌的研发、质量团队来提供科学的保育课程，同时，大品牌也会为园内的带教老师、生活老师、园长提供培训。
“别以为就是个带小孩的地方，实际上这里面学问非常深。”唐正元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针对婴幼儿照料的要点，他们开发出了一套“托育服务技能通关卡”，从喝水、入厕照护到给孩子擦鼻涕、玩具消毒，再到蚊虫叮咬、湿疹、痱子护理等都需要专门考试合格，每周都在公司内开设了3间考场，面向老师考不同项目，只有100项技能全部合格，才能上岗。
除了托育技能和内部管理，唐正元认为，托育机构的场地选址、园区建设、内部规划和装修都要求很高的专业水平和一定的行业经验。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发布过一版局部修订版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对托育机构的选址、场地、装修等作了规范。但唐正元认为“相对比较笼统，有些实施细节并不明确”，并且“很多小型托育机构确实达不到规范条件”。
经营现状：
入托率低，大多数机构在“亏本经营”
孩子快到1岁时，家住长沙市天心区的刘雪（化名）决定重新工作，她想给孩子找个婴托中心，“双职工家庭没得选”。
如果像刘雪家一样，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工作，那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一是雇保姆，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但是，近年城市保姆价格飞涨，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的经济承受能力。
“有谁能休假三年在家带孩子？”刘雪反问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在她看来，这是新生父母、企业和社会都要面临的残酷现实。
一方面是年轻父母们和大量二孩三孩家庭旺盛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唐正元这样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大多数托育机构入托率很低，都是在靠着情怀在“亏本经营”。
邓燕燕的托育中心，入托费用是1500元/月，目前一共4个带教老师与2个生活老师，加上房租水电和厨师工资，她自称一个月亏本4万多元。杨红霞则感慨，开了托育中心5年来，只有第三年赚了钱。“一个月开支10万元，上半年盈利6万元，下半年2、3万元。”她说，她的托育中心大概有60个托位，入托费用是2000元/月，目前有大概20多个孩子入托。
即便这样，在邓燕燕和杨红霞处入托的孩子，也仍然来自于当地收入较高的家庭。“县城工资低，要花一半工资以上来入托，家长一般不会愿意。”杨红霞说，曾经有一位快递员妈妈看中了托育中心的规范教育，几次来咨询，但就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杨红霞也是妈妈，帮了她一把，往里面垫了些钱，最终孩子还是顺利入托。
在唐正元看来，托育中心的盈利有明显的天花板。“国家明确规定了带教老师和孩子的比例，并规定托育中心必须在租金比较高的一楼，家长对价格接受程度也有限。”他认为，只有做到相当规模，才有可能实现收支平衡或者盈利，但目前大多数机构做不到。
“再加上这两年受疫情影响，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唐正元说，大多数营利性中小型托育中心为育婴员、保育员自主创业，或者是原来的早教机构、幼儿园做服务延伸。如果个人财力、资源不足，撑不住就会关门。
另一方面，国家对托育行业的补贴一直在发力。2019年10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对示范及社区托育机构每个新建托位补贴一万元。至今，湖南省已成功申报了三批，走在全国前列，其中长沙争取到2055万元。
不仅如此，长沙市作为湖南省的先行者，2020年底还印发了《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各级人民政府和部门采取提供场地、减免租金、补贴运营经费等措施，加大对社会力量开办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支持。在长沙社区的普惠托育中心，享受社区用房，减免租金、居民水电同价等等优惠扶持。
邓燕燕和杨红霞告诉记者，他们并不知道政府对托幼机构的扶持政策。唐正元则对记者表示，湖南省对托育行业做了很多扶持工作，但整体来说，托育行业在湖南还是发展很不平衡。
人才现状：
育婴师师资紧缺，准入门槛不明确
困扰托育中心创业者们的，还有紧缺的人才。
早在本世纪初，大陆就诞生了育婴员职业，由国家人社部颁发育婴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目前人社部更新了育婴员和保育师两个职业，《托育研究员》注）。在2009年《育婴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材中，这样定义育婴员：“与过去的保育员和家政服务员有联系，也有一定区别，专门指进入社区、家庭或早期保育机构中为0~3岁婴儿的早期保育、教育和综合发展提供科学、适宜的指导。”显然，育婴员即专门照料0~3岁婴幼儿的职业人员。
目前，被认为具有育婴员准入证书效力的包括育婴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教育部的1+x证书等等。但在唐正元、邓燕燕等一众托育中心负责人看来，获取这些证书的培训时间短，而且培训的技能脱离实践、含金量低。
湖南第一师范学前教育专业负责人万湘桂告诉记者：“湖南的首批育婴师培训是2007年开始的，当时培训比较规范，后来随着各种职业培训机构的介入，市场逐渐变得非常混乱，形成恶性竞争。”她进一步指出，国家虽然有育婴员国家职业标准，也有明确的培训内容和课时的要求，但是很多培训实际上如同虚设。“育婴师培训机构准入门槛不明确，培训质量缺乏有效监管。很多机构只有考评过程，没有培训过程，而且通过率非常高。拿到证的育婴员的能力与知识与实际具有的能力相差太大。”万湘桂说。
由于准入门槛不统一，大多数企业选择内训育婴师，而相当部分的小型托育中心又没有内训能力，为带教老师的保育能力带来隐患。
▲在托育从业者看来，育婴师的职业素养要求非常高。在日常学习阶段，他们会用人形娃娃进行婴儿照料练习和考试。
另一个困扰托育中心负责人的问题是，一线老师流动量太大。“工资不高，生活老师普遍只有2000多元月工资、社会地位不高、压力大，这些都是老师离职或流动的原因。”唐正元说，其实育婴师的专业知识只占其职业素养的一部分，甚至是不重要的那一部分。职业心态、道德素养，抗压力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才是这个职业的核心。
“3岁以下的孩子，老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特别重要，老师爱不爱他们，孩子不会说，但其实全部感受得到。”唐正元说，因为孩子太小，有时家长们对小孩互相打闹留下的手印子、蚊虫叮咬痕迹都很敏感，也需要老师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和抗压能力。
唐正元就曾遇见过一个员工，理论操作都没问题，考试考核成绩也很好，但是一上岗，孩子一哭闹，或者家长话说得比较重，就受不了，马上就要离职。
杨红霞在总部培训时，曾目睹一个更典型的案例。某同行的带教老师在试课过程中，曾在背身对孩子的那一刻没笑，就被总部考核筛下来。“因为这说明她心中没有爱。”杨红霞说。
为了让带教老师保持较好的耐心和精神状态，唐正元专门为老师们预备了一支心理咨询团队，常常举行团建活动，用党建和传统文化培养老师的信仰。而邓燕燕和杨红霞则更多依靠与老师们多年的“战友情”和县城里千丝万缕的人情关系。
无论他们采取什么办法，他们都承认人才十分短缺。“应聘数百个，能留下一个就很不错了。”杨红霞说。
▲杨红霞从事学前教育22年，5年前开始尝试办托育。
发展现状：
初生三年，监管与扶持并行
“目前全省总体大概有10多万个托位。”湖南省卫健委人口检测与家庭发展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之所以托位数是一个预估数字，是因为相当多的小型机构不登记、不备案，“除非群众举报，不然难以发现。”她说。
按照国家规定，托育机构分为营利性质和非营利性质，非营利性质划归在机构编制部门或民政部门注册登记，而营利性质则由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托育机构应到卫生健康部门备案。整体托育机构发展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
备案并非强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幼儿园经营的托育机构（园中园）被划归教育部门主管。不同的管理部门导致各种类型的托育机构并不能划归一处管理。目前的监管形式主要以卫健委联合各类执法部门开展综合执法检查完成。
更令这位负责人感到监管困难的是，托育机构的一些保育细节，除非24小时监控，否则总会存在空白。“比如宝宝一天要换5片尿不湿，托育机构3片一天，怎么监管？”她认为，婴幼儿照护机构的监管应该包含卫生、消防、食品安全、教育等等众多内容，因此需要建立监管的联合机制，比如联席会议制度等等。
除了一些基本的安全，部分托育机构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胜出“过度早教”也是监管难的一大重点。“实际上国家的精神，托育以保育为主，而对于过度教育是批评的。托育应该和早教区别开来，托育是顺应孩子成长，而不是以教育为主。”
相关负责人认为，湖南整体入托率不高，主要是两种原因。一方面是托位不够。“虽然湖南省是申请国家的普惠性托育专项行动是最多的，但依然是杯水车薪”。而另一方面就是家长接受程度不高。“高端托育机构1个月1万6千多元还供不应求，而一般的中低端托位则往往供大于求，实际上这个需求并不是没有，而是还没有被激发出来。”
家长不信任，对托育机构的安全抱有怀疑是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好的监管制度，也能更高的提高入托率。目前，湖南也正在筹备省级婴幼儿照护指导中心，各市州也都在筹备依托妇幼医院的托育中心示范点，“以普惠性的价格为主，托位费大概1000多元一个月。通过公立性质的托育中心提高入托率。”
“发展0~3岁婴幼儿照护事业可以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没人带养的生育困境，缓解当下养育难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提高大家的生育意愿。所以，大力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是助力三孩生育政策落地、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万湘桂说。从2019年至今，托育行业初生“三年”，像它所服务的对象一样，是名“婴幼儿”，“它有太多的困惑和未知，也需要更多引导和扶持，但即便如此，它也意味着更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