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介绍早期党员、著名诗人萧三。
萧三，原名萧子暲（一作子嶂，或云原名萧克森，字子暲），派名克森，其祖父给他赐名萧莼三，读书时起名萧植蕃，笔名有天光、埃弥·萧﹑爱梅等，排行第三，萧子升之弟。1896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桃坞塘。萧三的父亲名经梓，号岳英，又名萧泗，一生从事教育，先后担任东山小学及湘乡中学的教师。萧泗的国学根底深厚，而且关心国事。萧三的母亲方玉清是邻近的湘潭县颇负盛名的外科医生方荫臣之女，能说会唱。萧三大舅父方炳南是儒医，医道高明，善于写诗作文。二舅父方梓南是有名的国乐大师，唢呐、二胡、笙箫，无所不精。萧三从小受着父母及舅父们的熏陶和影响，对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萧三发蒙很早，4岁时就跟着族中兄长等在父亲家馆中就读。他自幼好学，读了不少古书，并学会了吟诗作对。1907年，萧三以优异成绩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东山高小位于湘乡城外3华里的东台山下。其前身为东山书院。萧三在东山学校读书时，萧泗已在该校执教。 萧三不仅平日用功读书，而且每次月终考试和期末考试，都考第一名。但因为他父亲也在学校任教，一些嫉妒萧三父子的师生便制造舆论说是他父亲帮了忙。这使萧三非常气愤。不久，萧泗因与校长发生矛盾而被解聘，到湘乡中学任教。萧三和二哥萧子升仍在学校读书，受到校长及其同党的歧视， 萧三兄弟抱定志向，刻苦努力，仍然分别夺得了所在班的第一名，为父亲争了光。东山学校的国文教员周遭是清末秀才，才华横溢，擅长写诗，经常用诗评改作文，对萧三十分器重。一次，萧三写了作文《春》，每一句都嵌了 “春”字。周先生看后满意地批道：“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又一次，萧三写了《思亲》的诗，其中有“更衣犹见折衣痕”之句，周先生欣然批道：“孝子才人，如是如是。”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萧三对诗的浓厚兴趣。他在从东山学校毕业前，已集成一册，可惜后来遗失了。
萧三在东山学校学习两年之后，毛泽东也于1910年秋考入了该校，不久，就同萧三有了交往。毛泽东得知萧三有一本专写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名人的书《世界英雄豪杰传》，十分高兴，向他借阅。从此，毛泽东与萧三成了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散步、游玩，交谈学习心得，评论诗文，畅谈时事，无话不说。两人诚恳相待，结下了深厚的同窗之谊。1911年夏，萧三同二哥子升一起，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班。次年春，成为第一师范的正式学生。萧三到一师后，即到驻省湘乡中学去看望不久前考入这所学校的毛泽东。当时正值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衷心拥护。萧三和毛泽东在街上看到士兵们开往城里攻打衙门等处，非常兴奋。1911年阴历九月初一, 湖南也光复了。长沙城里到处挂起“汉”字旗，学校也放了几天假。萧三 和同学们兴奋地剪去自己的辫子，还唱着“十月十日义旗扬，革命起武昌”的歌，跟着群众参加游行。晚上，他们还举着各式灯笼参加游行。寒假，萧三同二哥子升回家，路过湘乡县城，还向群众宣传了一番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道理。回到家里，父亲和弟弟在家乡也早已剪去辫子。萧三进一师后，按自己的读书计划学习，有意识地培养自己，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国文和英文上。他除写诗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骈文，深受老师喜爱。1914年，毛泽东由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他也不喜欢当时的考试制度，对数学、物理等功课，尤其是图画、手工、唱歌等都不喜欢，从不花气力去学，只重视国文、伦理学、教育学，用功钻研唐宋八大家和梁启超的文章，作文常常是全班第一。在一师，毛泽东与萧三志趣相投，交往更密切了。就在毛泽东进一师的同时，湖南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也来到了一师讲授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和修身等课程，并担任教育实习主任。徐特立思想进步，民主爱国思想强烈，艰苦朴素，谦逊勤奋。他不仅治学严谨，而且提倡良好的学习方法，讲课联系实际，富于感染力。徐特立对萧三影响很大。徐对萧三也很器重。同时，萧三还十分尊重杨昌济老师，对他讲授的教育学、伦理学认真学习。杨先生由于融汇中国古代宋明理学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形成一种比较进步的伦理观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赢得了青年学生的敬佩。萧三常同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去板仓杨宅聆教。1916年夏，萧三由一师毕业。他与好友陈绍休由另一个同学介绍，到离长沙不远的乡下一所族学——黄氏族学教书。他与陈绍休分别担任初小部及高小部的主任兼教员。在黄氏族学教了一年以后，萧三于1917年下学期同长沙其他学校派出的7名教师一起到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办童子军。回长沙后，一师的进步校长孔昭缓重新主持一师，聘请萧三和陈绍休作附属小学（高小）的教员兼办童子军。萧三教英文和唱歌两门课。同时，他和陈绍休分任长沙童子军第七团正副团长。在教学中，他教育学生明白为社会服务的职责和义务，为社会做好事，尤其要多为穷苦人做好事。在他的学生中，就有日后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弼时。萧三在黄氏族学及一师附小执教期间，仍与毛泽东等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一起学习，一起商讨社会问题，还注意拜访来到长沙的学者。1917年春，曾经帮助和支持过辛亥革命的日本进步人士白浪滔天（宫崎寅藏）莅临长沙，参加黄兴改葬仪式。萧三和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后，特地给这位日本知名人士写了一封信，热情赞扬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萧三在一师求学及附小工作期间，目睹国家内忧外患，军阀分裂割据，加之水灾不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他同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张昆弟、罗学瓒、陈绍休等人经常讨论求学为人的道理，也探讨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前途问题。1915年，《新青年》传到长沙，杨昌济把它介绍给他们阅读，使他们的眼界进一步打开了，都感到要有一大批志同道合 的朋友，组成一个牢固的团体，才能有所作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1918年4月14日，萧三同毛泽东等人渡过湘江，到岳麓山下蔡和森家在刘家台子租住的“为痴寄庐”里，同蔡和森、邹彝鼎、萧子升等13位朋友一起开会，成立“新民学会”，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等起草的章程。章程说：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员要有远大志向和为国家民族服务的精神；入会要由会员介绍，评议会通过。会上，大家推选毛泽东为总干事，他执意恳辞，只任文书，但实际上他是新民学会的核心。新民学会成立不久，就发展了一批会员，并发起了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留学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青年到法国用“半工半读”方法求学。萧三和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受到“劳工神圣”思想的影响，又基于 “会友向外发展”的要求，对留法勤工俭学很感兴趣。1918年6月，新民学会会员在一师附小内开会讨论。大家都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应该尽力进行，并责成蔡和森、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不久，蔡和森到北京同蔡元培、李石曾及李大钊等接洽，回信告诉会友，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于是，毛泽东、萧子升及萧三等邀集志愿留法之士25人由湘到京。萧三到京后，进留法预备班北京班，住在北京三眼井胡同8号。不久，到京会友都集居于旁边7号的3间小屋子里。在此期间，萧三经常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去地安门外豆腐胡同杨昌济家中请教。以后，经杨昌济介绍，拜访了他们仰慕的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著名学者。特别是与李大钊的接触，使他们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1月，萧三和毛泽东到上海送别了一批赴法学友后，毛泽东回湘，萧三仍返回北京继续学习，发表了通讯报道——《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之近况》。五四运动爆发时，萧三在北京参加了游行示威和集会宣传活动。不久回长沙，参加湖南人民的驱逐张敬尧运动，并为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撰稿，发表了一些小品文、散文和白话诗。他的文章尖锐泼辣，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旧礼教。1920年1月，萧三受毛泽东和新民学会及湖南华法教育分会的委派, 先期赴沪筹备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赴法事宜。在上海发起成立了 “赴法学生联合会”，经同华工局等多方联络，解决了赴法经费问题。此间，他还同陈独秀、张国焘、宗白华、王光祈、孔昭缓、刘清扬、彭瑛等进步人士联络，发起组织了 “上海工读互助团”。5月，毛泽东到上海后，曾由在沪新民学会会友联络全国学生代表，在上海松社举行茶话会，讨论如何发扬五四精神，在全国开展革命活动。这期间，萧三针对社会上对留法勤工俭学问题的争议，特别是针对那些反对向外发展的奇谈怪论和闭关自守的陈腐思想，发表了题为《我的留法勤工俭学观》的论文。文章指岀：“勤工俭学是一种主义，是一种正当人的生活；不单是支支节节替人家省钱读书，勉强做一回工人，再还他学生老爷的面目去。” “一个人是从小至老应该做工的，从小至老应该求学的，所以工人、学生两种人应合而为一，才是新世界的生存者。”5月8日，萧三同毛泽东等在沪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为萧三等赴法的会员开了一个送别会。这次送别会从早上开到晚上，中间雨中拍照， 晚上灯下继续，完全变成了一个讨论会。讨论了会务，提出了今后应持 “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态度。萧三在会上提出：“会友应加强联络，发扬互助友爱精神。”
5月9日，萧三同陈绍休等130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法国邮轮阿尔芒勃西号，由上海启程赴法。毛泽东等到码头送行。萧三等人历时38天，行程3万里，于6月16日抵达法国巴黎。萧三到法国后即入枫丹白露公学补习法语。不久，转入蒙达尔尼公学勤工俭学。新民学会的会员也大多在此。他们约集留法的全部会员，在蒙达尔尼公学开了5天讨论会，首先由萧三及陈绍休传达4月间在上海举行的新民学会会议精神，然后大家畅谈救国道路问题。会后，蔡和森和萧子升分别写了长信给毛泽东等在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详细报告了会议的经过及他们的主张。毛泽东于翌年1月21日回信，高度肯定了蔡和森的主张，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同年8月，萧三在蒙达尔尼同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等在法新民学会会友，联络其他留法学生进步团体，发起创建了以“实行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工学世界社”，并在会友中发起学习法文版的 《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活动，初步确立了马列主义观点。这期间，萧三还兼作新闻记者工作，曾以“工学世界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到法国哈佛等地调查华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发表了题 为《哈佛华工状况谈》的通讯报道。1921年，萧三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一起，投入了3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2月28日，参加了以蔡和森为首，以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为核心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为求生存权和求学权而发起的二二八运动。8月，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向法国政府贷款的“拒款”爱国运动。9月，参加了中国留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他和李维汉、向警予分工负责在巴黎的联络工作。这次斗争，招致中法两国反动当局强迫押送104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回国的强暴行动。萧三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受到极大的震动。是年秋末冬初，萧三准备转赴苏联，由巴黎到了柏林，写了长篇通讯 《遣回勤工俭学生的真相》，通过大量事实，揭露了中法反动当局阴谋迫害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事实真相，署名天光。1922年春，周恩来到柏林后，曾同他商讨成立统一的旅欧革命组织问题，并由萧三执笔写信给在巴黎的赵世炎、李维汉等联络。赵世炎不久复信给萧三，同意他和周恩来商讨的意见，并希望他早日返回巴黎，共谋建立共产党组织事宜。与此同时，萧三还收到了巴黎转来的任弼时从莫斯科写给他的信。任在信中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情况，并欢迎萧三等到莫斯科去学习。萧三经过一番奔波，欲谋赴苏未成，便于同年初夏由柏林返回巴黎。6月的一天，由赵世炎和周恩来等发起，在巴黎郊外的布伦森林中，与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刘伯坚及萧三等18个同志开会，决定成立了 一个共产主义团体一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的指示，于1923年1月29日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会议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 “少共”机关就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得弗鲁瓦街17号，实际上是 一个偏僻的小旅馆。“少共”在法国创办了油印的半月刊——《少年》。这期间，萧三废寝忘食地参加了刊物的编辑、刻印和发行工作。《少年》同无政府主义者办的《工会》杂志及基督教办的《青年会星期报》展开论战。同时，萧三同赵世炎、周恩来等有时还出席无政府主义者召开的会议，进行面对面的辩论，争取把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引导到革命队伍中来。萧三和“少共”的同志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还经常自动参加法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各种示威游行活动。他们喜欢去听法共领导人加香的演说，觉得他的演说很富有感情和煽动力。就是在这样的游行集会上, 萧三认识了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1922年秋初，根据胡志明的建议，“少共”组织推举赵世炎、王若飞和萧三等5人，由胡志明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交纳党费，并参加了法共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支部的几次活动。不久，中共派廖焕星来法，同意萧三等人转为中共党员。在“少共”机关，由于萧三的法语较好，因此凡是“少共”同法共中央和法国青年团中央的交涉活动，都由他出面。一次，萧三到法共中央机关联系工作，见到一位负责殖民地事务工作的法共领导人。那人同他谈起苏联东方大学的情况，问他愿不愿意去苏联。萧三当然愿意去。于是，萧三就在法共领导人的帮助和介绍之下，由法赴德，在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办好了入境手续。
1922年冬，萧三只身从柏林赴莫斯科。到莫斯科后，萧三在共产国际大会代表们的住所“柳克思旅馆”，见到了陈独秀、瞿秋白，向他们作了汇报。第3天，陈独秀和瞿秋白决定安排他到东方大学学习，并主张留法同志都到东方大学学习。于是，萧三便到特维尔斯卡大街（后改名为高尔基大街）53号2楼的一间大房子里，同萧劲光、谢文锦、彭述之等同志住在一起。“东大”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简称，主要招收中国等远东各国的学生及苏联远东区少数民族学员，斯大林是名誉校长，曾到校讲演过几次。初始，萧三同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在法文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不久，他转到了中国班，同谢文锦、萧劲光、杨超、蒋光赤、任作民、彭述之等一起学习十月革命史、俄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等。1923年4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也来到东方大学，萧三又同他们在一起学习。1923年，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东大学生非常气愤，决定组织纪念晚会。萧三接受同学们的安排，根据林祥谦烈士的事迹赶写出一部话剧，歌颂烈士的革命精神，并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女工。晚会在东方大学俱乐部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晚会上，他还为任弼时、萧劲光的舞蹈作了手风琴伴奏。1923年盛夏，萧三同东方大学学生到距莫斯科70公里的瓦西钦诺村别墅进行野营活动。在这里，萧三同陈乔年决定把早在法国时就震撼了他 们心灵的《国际歌》译成中文。他们根据法文版，参照俄文版动手翻译。一边译，一边教东大同学唱。以后东大同学把他们翻译的《国际歌》带回了国内，从此在国内传唱，一直沿唱到60年代初。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逝世。正在莫斯科郊外一所疗养院养病的萧三惊闻噩耗，无限悲痛。他立即返回东方大学，同任弼时等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参加了列宁的葬礼及守灵活动。事后，他还写诗表示哀悼。
1924年春夏之交，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萧三同李大钊会晤。8月，他奉调回国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斗争，途经海参崴到上海，会见了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任弼时、蔡和森等。中央派他去湖南长沙，任中共湘区执委（即湖南省委）委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书记。1925年1月，萧三代表青年团湖南区委赴上海，出席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萧三专程到韶山会见在那里度春节的毛泽东。毛泽东和萧三畅谈了有关农民运动问题。之后，他顺道回湘乡县萧家冲一趟，看望了家人并拜谒了父母之灵。五卅惨案发生后，湖南工人、学生立即行动，举行“三罢”（罢工、 罢课、罢市）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运动。萧三参加了这一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这期间，他还根据在苏联做的社会调查，写了两万多字的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之研究》的论文，发表在1925年6月1日的《新青年》杂志。文章论述了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机构等情况，介绍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者所取得的成就。是年夏，萧三调到北方区，任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在这里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10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委第二次扩大会在北京召开，决定建立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李大钊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长，赵世炎任宣传部长，萧三被任命为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这年冬，为反对反动军阀政府欺骗人民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的罪恶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方人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奉倒段运动。李大钊、赵世炎、萧三、陈乔年等组织领导了北京的“首都革命”运动，并参加了北京的群众示威游行。此间，萧三化名林博夫，在北京的工厂、学校公开活动频繁，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为转移敌人的视线, 党组织便在报纸上登上一则《林博夫岀洋时坠海身亡》的消息。从此，林博夫这个名字就不再出现了。这期间，萧三曾代表北方区党、团组织，到天津、唐山、太原等地调查研究和检查党团组织的工作情况。后来写了长篇总结性论文《这一年的 C・Y》。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野蛮炮击大沽口守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萧三和李大钊等于13日召开了北京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反日大会”，决定举行游行示威活动。16日，各大专院校的学生游行队伍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揭开了大屠杀的序幕。当天晚上，北方区党团委的负责人李大钊、萧三等，立即召集北京各院校和学生联合会及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代表共三十多人参加紧急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3月18日，萧三同李大钊等人一起参加了3万余人的国民示威大会，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血腥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同年秋，萧三由北方区调往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和代理书记等职。后来，他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和工人起义总指挥部的成员之一。期间，他曾岀席中共中央第四届中央执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并同由广州来上海参加中央会议的毛泽东、蔡和森会晤。在晤谈中，毛泽东向他详述了农民运动的情况，谈了革命政权和农民同盟军等问题。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萧三作为81名代表之一，出席在武汉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对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以后，勾结汪精卫分裂革命 统一战线的阴谋认识不清，对小资产阶级由于动摇而开始追随反革命势力，也缺乏认识。针对陈独秀在联合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萧三与蔡和森等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的动摇，说明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所以，我们现在对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应釆取坚决的领导态度而不应该尾随他们的动摇、犹疑, 做他们的尾巴。在大会选举时，萧三被提名为中央委员，但因会前中央已决定派他到苏联工作，又在会议中途突然患病，他主动向中央提出不当中央委员的请求，并建议把这一名额让给在国内工作的同志。中央同意了他本人的请求。接着，他同任弼时、恽代英一起主持召开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同年夏，在武汉汪精卫叛变之前，因萧三病重，且形势吃紧，中共中央决定送他去莫斯科疗养。在瞿秋白、任弼时的精心安排下，他由武汉到上海，乘赴苏留学生的轮船到达了海参崴。这时，正值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苏绝交，进退不能，他便暂留海参崴疗养，并在远东大学任教，做华工的教育工作。他本打算疗养一个月后即回国工作，但不幸又重跌致脑震荡，造成残疾。1928年底，在瞿秋白的帮助下，萧三由海参崴到莫斯科疗养。不久，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会见了在那里学习的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何叔衡诸同志。因脑病不能坚持学习，几个月后，他又到国际革命运动交际会，做争取侨民的工作，享受苏联政府发给的三等残废抚恤金。1929年夏天，萧三同到莫斯科的胡志明再次会晤。两位老战友深情回忆了在巴黎并肩战斗的岁月和以后各自的历程。1930年，萧三病情稍有好转，不愿再靠抚恤金生活，加之工作心切, 便毛遂自荐到莫斯科东方学院任中国文学副教授，从此开始同苏联及旅苏外国的著名作家交往，登上了国际文坛。是年秋，他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驻莫斯科代表，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并代表中国左联在大会上致词。会后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工作，主编 《世界革命文学》（后改名《国际文学》）中文版。曾岀版了两期中文版专辑。1933年，萧三考入“红色教授文学院”，一年后退出，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8月，萧三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了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等著名作家和诗人，并代表中国左联在大会致祝贺词。后经中共党组织批准，由法捷耶夫介绍，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担任过两届苏联作家协会的党委委员。这个时期，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利用文艺这个武器，把诗歌当作“子弹和刺刀”，勇猛地刺向敌人的胸膛。他通过文艺作品，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运用民族形式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等战斗篇章。在当时中国革命被重重封锁的年代里， 除了美国记者兼作家史沫特莱和斯诺冲破各种阻力，用通讯形式向世界报道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外，最早用诗歌及其他文艺形式向全世界宣传中 国革命真相的，就是萧三了。同时，他还同鲁迅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撰文向全世界介绍鲁迅的生平事迹和左翼文学，写了《鲁迅传略》 和比较全面地评价鲁迅的长篇论文《鲁迅》，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他还翻译了鲁迅的一些作品，主持出版了鲁迅著作。在鲁迅不幸病逝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萧三立即撰文，用5种文字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沉痛消息。苏联作家协会在莫斯科作家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法捷耶夫主持，萧三作了鲁迅生平报告。以后，他又组织过多次鲁迅纪念会。1934年11月，萧三在苏联作家休养所（黑海之滨加格里）认识了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德国姑娘埃娃（叶华），两人相爱，年底结婚。萧三从登上国际文坛到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苏联度过了将近十个年头。先后出版的作品有：俄文版诗集《湘笛集》《诗》《几首诗》《诗 歌》《拥护苏维埃中国》《我的命运是这样的》《埃火•萧诗集》《萧三诗选》等。以上作品曾翻译成世界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30年代初，萧三还同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郭质生以及苏联著名汉学家尤果夫、史萍青等人共同发起，在远东的伯力和海参崴的中国劳动者中间推广拉丁化北方话。他曾参加了在远东召开的拉丁化新文字的代表会议，参与了拉丁化北方话字母的研究制定和字典的编辑工作，协助出版了《新文字报》。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积极主张和参加大陆新文 字改革运动，不断地为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作宣传。
1939年初春，萧三在任弼时的支持下，经共产国际批准回国。他于3月25日到达西安，会见了正在那里的林伯渠、邓小平、邓发等诸同志。他和邓小平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一起在“少 共”机关办过刊物《少年》，战友久别重逢，分外亲热，邓小平留萧三在西安小憩。一个月后，萧三同邓小平、邓发同车去延安，4月29日抵达延安。毛泽东得知萧三回到延安，十分高兴，当晚设便宴招待，邓小平应邀作陪，席间共叙友情，不胜感慨。几天之后，5月5日傍晚，毛泽东专程到萧三住处看望，畅谈往事。他们从文学问题谈到《聊斋志异》等。5月12日，萧三又应约到毛泽东住处晤谈。毛泽东告诉萧三说，昨天中共开会，决定让他到鲁艺编译部工作。萧三把他的近作手抄本送给毛泽东看。6月中旬，毛泽东退还萧三诗歌手抄本时，曾附信说：“子暲同志：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都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一次，毛泽东还风趣地对萧三说：“姓萧的古来文学很少，你要争气。”在延安，萧三先后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文协常委、文化俱乐部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委员等职，主编《大众文艺》《新诗歌》等。毛泽东亲自批示给予支持，还亲笔题了字。一大批年轻的诗歌作者聚拢在他的周围成长。年长的诗词作者朱德、叶剑英、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和续范亭先生等，也常寄给他作品，有的还要求加入诗社。一时，延安的街头诗、朗诵诗，闹得热火朝天。萧三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中，还偷闲创作了许多诗歌、特写和论文。他举起诗歌的“子弹和刺刀”，参加了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他的《敌后催眠曲》《游晋西北赠续范亭先生》《延安狂欢夜》和《送毛主席飞重庆》等，都是人们熟悉的诗篇。他不仅自己用诗歌投入战 斗，而且号召更多的诗人参加战斗。他在《诗人，起来!》中写道：“诗人，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号召大家投入战斗。萧三的创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为了他采访方便，毛泽东曾把自己的一匹心爱的马借给他骑，这是极不寻常的事。对他的新作，及时阅读。1945年初，萧三参加边区参议会和劳模大会，写了《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发表在2月20日《解放日报》上。当日，毛泽东看了即写信给萧三，赞扬他的《第一步》写得好，并嘱他做好文化工作。
宣传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和毛泽东思想，从回延安开始，就是萧三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自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2月，萧三聆听了毛泽东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讲演。为了使学习紧密联系党内实际，中央直属机关学习小组组长王若飞曾要萧三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报告毛泽东的生平事迹，他一连讲了两个下午。5月2日至23日，萧三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出席的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会议讨论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萧三在会上联系自己创作实际, 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家对他把诗歌比作“刺刀和子弹”的观点十分赞赏。1943年秋，任弼时郑重地嘱咐萧三：“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 50大寿。”胡乔木也极力赞助此事。为写这本书，他们替萧三免除了一些会议。原希望12月下旬完成，因毛泽东坚决不肯做寿，那本传记也未如期完成。但萧三为此事访遍了在延安的许多老同志，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其中有长谈，也有短语。萧三把这些素材都记录 下来，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革命活动的文章。最早发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刊登在1944年7月1日和2日两天的《解放日报》上。当时，副刊编辑艾思奇、周立波在出版前就分别给萧三写信，鼓励有加。关于毛泽东传记的文章一发表，便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可是，毛泽东却几次传话，让萧三停止写他个人。最后他还亲自劝萧三多写群众。1945年春节联欢午餐之前，朱德向毛泽东提议，让当时在延安学习的许多高级将领、高级干部写出各个解放区的缘起、史略。毛泽东极力赞成。萧三在一旁插话说：“那就好了！省得我一个人跳来跳去。”毛泽东听了，当即转过身来，盯着萧三道：“那你还是个有心人啰!”1945年4月至6月，萧三出席了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决定应邀飞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8月28日，萧三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机场送别，他对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的大无畏精神和革命家的气魄非常敬佩。从机场归来，他写了一首激情奔放的《送毛主席飞重庆》。1946年1月中旬，萧三到晋绥野战军司令部，24日同贺龙一道乘汽车到丰镇，参加国共停战和谈会议。写了通讯报道《战争与和平》，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真战争的阴谋。2月15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特写 《贺龙同志在晋绥》。4月8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极大的悲痛，极大的愤怒——痛悼王、秦、叶、邓诸同志及黄老先生》。5月28日， 发表《国士无双——亚子一一为庆祝柳亚子先生六旬大寿而作》。6月18日，发表《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十一周年》。11月底，发表了《朱总司令 的故事》。1947年初，为徐特立70大寿撰文：《徐老不老》。从这时起，萧三便以中共内部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的面貌出现在新闻出版界。1946年1月，萧三对张家口1200个青年师生作了《向一个好学的人——毛泽东主席学习》的报告。1946年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艺》月刊第一号上，发表了萧三写的 《毛泽东同志传略》。后来，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许之桢编的《毛泽东印象记》，也把萧三写的这篇《传略》作为第一篇收入该书。1946年7月1日，即中国共产党建党25周年纪念日，张家口《晋察冀日报》刊发了萧三写的《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红字印刷，占了一整版。1946年12月下旬，晋察冀边区党委召集大会庆祝毛泽东53岁大寿, 萧三在会上又作了一次关于毛泽东生平的报告。1946年至1947年华北解放区出版的《时代青年》，发表了萧三写的 《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以上这些文章，曾由当时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或汇集成小册子，广为流传。同时还编辑出版了民歌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与此同时，萧三还撰写了许多宣传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诗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这几年里，萧三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联系斗争实际而忘我创作。1948年5月，萧三随毛泽东由延安来到了河北平山西柏坡。在西柏坡时，毛泽东利用散步时间，多次和萧三边走、边聊天。萧三仍然为致力于撰写《毛泽东传》搜集素材。1949年春，萧三写出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经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审批，同年8月出版。由于这是中共党内写出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影响很大，很快被译成日、德、英、印地、捷等文字出版。法文作了摘译。日译本书名改为《青年毛泽东》，颇有特色。
作为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和和平使者，萧三早在20年代就在国际上闻名。他与国际和平和进步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结识了法共的理论家沙里•拉波波；越南的革命家胡志明；保加利亚的革命家季米特洛夫；土耳其的革命诗人希克梅特；美国的史沫特莱、歌尔德；法国的罗曼-罗兰、阿拉贡、巴比塞；德国的贝歇尔、费德里希•活尔夫；捷克的魏斯科普夫; 匈牙利的马特•扎尔卡；日本的藤山成吉；苏联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绥拉菲莫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托尔斯泰等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社会名流。他学识渊博，文化修养很高，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精通俄语、法语、德语、英语等多种语言，是他作为和平使者极为有利的 条件。1949年4月，萧三随中国保卫世界和平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为代表团党组领导成员之一，开始从事外事活动和对外文化联络工作。是年9月，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被选为政协委员。之后，受中共中央委派，去哈尔滨迎接由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并陪同代表团到各地参观访问。10月1日，他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建国以后，萧二主要从事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谊和文化交流工作。他历任中央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中国对外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协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等多项职务。1950年7月，萧三随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代表团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书记。会间，他和理事会主席、原子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博士、副主席著名诗人法捷耶夫多次亲切交谈，建立了深厚情谊。是年11月，又出席了在波兰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次年初，萧三和叶华同赴布拉格，萧三为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书记，夫人叶华为新华社驻世界和平理事会特派记者。1月27日，萧三又应邀由布拉格去莫斯科，参加著名作家爱伦堡六十大寿庆祝会，并代表中国作家和中国广大读者在大会上致祝贺词。嗣后，撰文 《老而益壮的爱伦堡——记爱伦堡六十岁庆祝会》，发表在当年2月出版的 《文艺报》上。是年冬，萧三由布拉格到布加勒斯特，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向罗马尼亚著名作家萨多维亚努颁发世界和平理事会奖状。1952年10 月，萧三回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12月，又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大会辩论中，他自己发言，自己翻译成俄文、法文，还风趣地引用中国和俄罗斯古语及湖南方言，提出声讨“笔头战犯”的建议书，获得了热烈的赞同，被一致釆纳。许多代表与他握手、拥抱。会后，约里奥-居里邀请他去名胜地维也纳森林细谈。1954年5月24日，萧三出席了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1955年6月，出席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1956年1月，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大陆著名画家齐白石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的授奖大会。翌年1月，又出访印度、缅甸。1958年10月，出席了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1960年5月，应胡志明主席的邀请，随中国代表团到越南访问，在河内受到胡志明主席的热情接待。时值胡志明70大寿，为避开别人祝寿，胡志明来到大陆广西南宁，并邀萧三到下榻处畅谈。萧三作为国际著名的文化战士和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以及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萧三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下定决心“用文艺、用诗歌当武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斗到底！”他自己说“是抱着’文艺上的革命功利主义’精神踏入文坛”。建国后，他作为文艺界的杰出战士，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他在众多的事务工作中，还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诗歌。建国后曾先后出版了诗集《和平之路》《友谊之歌》《萧三诗选》《伏栃集》等；传记作品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故事》等；散文集有《人物与纪念》《萧三文集》等；文学论著有《高尔基的美学观》，还主编了《革命民歌集》和 《革命烈士诗抄》，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他还密切配合革命的需要，翻译了德国名剧《马门教授》《新木马计》，苏联名剧《光荣》《前线》，名著《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以及普希 金、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的一些著名诗文。萧三的文艺创作始终遵循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他曾经把诗歌形象化地比作“子弹和刺刀”；他反复宣传“首先是党员，然后是诗人”那句名言。他的创作方法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萧三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和光辉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许多国际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和评论家，称他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诗人”。早在1934年，苏联著名评论家穆斯塔费多夫在一篇题为《中国革命诗人——萧三》的评论文章中，高度赞扬了他的诗作，认为：“在形式上 是真正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而诗的内容则是社会主义的。”他在评论了萧三诗作的大众化的意义之后指出：“萧三的诗的作用和意义并不限于中国，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他能使人喜怒哀乐，能激励世界劳动者去奋勇斗争°”胡乔木认为他同鲁迅、瞿秋白一样，“代表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光辉时代”。
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以后，长期在苏联生活过，并加入过苏联共产党的萧三，开始受到了无根据的怀疑和不公正的对待，这给他的工作和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作为文化和和平使者的国际交流活动不得不完全中止，创作也一时停顿。1967年，年届70、党龄45年的萧三，突然厄运降临。6月23日，康生、江青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萧三和叶华关进监狱。在长达7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受尽了各种折磨。但他们坚持原则，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用血和泪打下了许多腹稿。但因残酷的折磨，身患重病，许多战斗篇章从记忆里溜走。幸存下来的只有《狱中诗》4首、《狱中述怀》 和《七二年元旦》等几首。1974年，萧三在狱中患了中毒性肺炎和严重哮喘而休克。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全力抢救，并把贵重的药品亲自派人送到他身边，使萧三得以抢救过来。不久，萧三出狱，但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逝世，萧三和叶华悲痛不已，失声痛哭, 体弱多病的萧三挥笔写下了《痛切悼念周恩来总理》诗三首。同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0年灾难结束，老诗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仰头大笑，放声高歌：“扫除四害，人心大快!”然而，萧三和叶华仍然是专政的对象。两年之后的1978年10月25日，叶华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控诉了 “四人帮”对他们的迫害。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1979年9月，萧三和叶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萧三恢复工作后，不顾年老体弱，在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同时，还坚持写作。从1979年到1981年的3年时间里，他常抱病写作。除整理诗文稿准备出版诗文集外，还写了许多 诗作和回忆录。如诗作《怀念何叔衡翁》《哭李季和郭小川》《痛悼茅盾同志》《献给宋庆龄同志》等。回忆录有《守护在列宁身旁》《三一八烈士永垂不朽》《我青少年时代的回忆片断》《岁月消磨不了的回忆一一在 “东大”一年半的日子》等，都是这期间的作品。他把自己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的编辑费全部上缴，把《萧三诗选》出版的全部稿费捐赠给四川灾区人民。萧三从1914年起就开始写日记，半个多世纪以来，除“文化大革命” 他身陷囹圄7年被迫间断外，数十年一直坚持不懈，写下了几百万字的日记。这部巨著，跟随他的主人经历了20世纪的许多巨变，记录下他亲自参与的中外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新闻，许多珍贵的史料和细节是其他史书上找不到的。遗憾的是，萧三还没有看到自己的日记整理出来，就在1983年2月4日9时55分长眠了，终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