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曾出现这样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在一场大战即将打响之际，两位解放军将领突然向上级首长进言：这一仗不能这么打！对于A、B两个攻击目标，必须推翻原定的先打A后打B的作战计划，对战役进行重新部署，改为先打B后打A。
按理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命令你去作战，哪怕是刀山火海也要勇往直前，怎么可能违背上级意图，推翻既定的作战计划呢？
事实上，这个临时改变作战计划的建议不仅得到上级的充分重视，而且最终被采纳，并被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这两位斗胆直言的解放军将领就是当时担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正、副司令员的邓华（1955年上将）、曾克林（1955年空军少将）。
那是在1948年12月，蒋军被我军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五个孤立点后，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我军集中力量，各个歼灭敌人。
为了切断敌人从海上南逃的退路，最后完成孤立北平，中（央）军委原来拟定的计划是首先攻占塘沽，再打天津。
早在十多天前，也就是12月中旬，中（央）军委就向东北野战军发去电报，要求东北野战军以三个纵队迅速插入天津、塘沽间，歼灭天津、塘沽线上的敌人，控制该线，割断津、塘的联系，然后相继歼灭天津、塘沽之敌，控制出海口。
22日至24日，新保安、张家口解放后，我军的下一轮目标是解放塘沽和天津。
平绥线上的胜利，使傅宜生的主力丧失殆尽，平津敌人西逃的企图成为泡影。
这时，东北野战军二纵和七纵、九纵按照上级指示，已集结在塘沽。各纵队指战员，士气旺盛。
根据军委指示，七纵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曾克林研究后，派出侦察部队，对敌军情况和塘沽的地形、地理位置进行摸底了解，同时派少量部队进行试探性攻击。
不过，部队在试攻中伤亡较大，如二十师一个团攻击海滩车站，歼敌七百多，而自己伤亡六百余人。
与此同时，邓华和曾克林发现，塘沽附近均是积水的盐滩，沟渠纵横，冬天不结冰，不能挖工事，很难接近敌人。
而敌军司令部和主力部队驻在码头和军舰上，可以随时乘船逃走，因此很难完成包围歼灭塘沽之敌的任务。
为此，邓华和曾克林经过反复商量，并同二纵、九纵指挥员一起，据实际情况向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作了报告，并提出建议，这一仗不能这么打，先打塘沽并非上策。
“东总”对这个情况十分重视，第二天就派参谋长刘亚楼（1955年上将）、第一兵团政委肖华（1955年上将）带着作战处长、参谋人员乘车来到七纵指挥部——北塘。
开国上将邓华、开国少将曾克林
刘、肖到达北塘后，认真听取了邓华、曾克林及吴善富对塘沽敌情、地形和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
会议结束后，刘亚楼、肖华等人察看了地形，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先打塘沽的确得不偿失，如果改为先打天津，显然对战役全局更有利。
12月29日，林、罗二首长电告中（央）军委，说明“据我在塘沽附近各部队对地形侦察的报告，均说明该地形不利作战……”
根据这一情况，他们建议我军应改变首先攻取塘沽的决定，对塘沽围而不打，首先攻取天津。
中（央）军委和最高首长当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决定由五个纵队先夺取天津。
当邓华、曾克林看到电文中“放弃攻击塘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这句话时，终于如释重负。
平津“前总”立即命令，以十二纵两个师监视塘沽之敌，一、二、七、八、九纵于12月30日开始西移，向天津逼近。
1949年1月上旬，我军开始了外围作战。
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天津发起了总攻。
15日下午3时，攻城战斗胜利结束。我军只经过29个小时的战斗，便全歼守敌2个军、10个师，共13万人。至此，天津正式宣告解放。
第二天，东北野战军正式剑指塘沽，四十军一四七师各团和四十六军一三六师、一五九师这两路大军，分别在海河南、北两面向塘沽、大沽之敌发起进攻。
塘沽、大沽共5万多名守敌面对解放军两路大军的追击，在混乱中狼狈乘船逃跑。1949年1月17日晨，塘沽宣告解放。
不可否认的是，解放天津、塘沽的战役进行得如此顺利，与邓华、曾克林提出的先打天津、后打塘沽的建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