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争期間，曾出現這樣一個比較少見的情況：在一場大戰即将打響之際，兩位解放軍将領突然向上級首長進言：這一仗不能這麼打！對于A、B兩個攻擊目标，必須推翻原定的先打A後打B的作戰計劃，對戰役進行重新部署，改為先打B後打A。
按理說，軍人以服從指令為天職，上級指令你去作戰，哪怕是刀山火海也要勇往直前，怎麼可能違背上級意圖，推翻既定的作戰計劃呢？
事實上，這個臨時改變作戰計劃的建議不僅得到上級的充分重視，而且最終被采納，并被認為是“完全正确的”。
這兩位鬥膽直言的解放軍将領就是當時擔任東北野戰軍第七縱隊正、副司令員的鄧華（1955年上将）、曾克林（1955年空軍少将）。
那是在1948年12月，蔣軍被我軍包圍在北平、天津、塘沽、張家口、新保安五個孤立點後，遵照中（央）軍委的訓示，我軍集中力量，各個殲滅敵人。
為了切斷敵人從海上南逃的退路，最後完成孤立北平，中（央）軍委原來拟定的計劃是首先攻占塘沽，再打天津。
早在十多天前，也就是12月中旬，中（央）軍委就向東北野戰軍發去電報，要求東北野戰軍以三個縱隊迅速插入天津、塘沽間，殲滅天津、塘沽線上的敵人，控制該線，割斷津、塘的聯系，然後相繼殲滅天津、塘沽之敵，控制出海口。
22日至24日，新保安、張家口解放後，我軍的下一輪目标是解放塘沽和天津。
平綏線上的勝利，使傅宜生的主力喪失殆盡，平津敵人西逃的企圖成為泡影。
這時，東北野戰軍二縱和七縱、九縱按照上級訓示，已集結在塘沽。各縱隊指戰員，士氣旺盛。
根據軍委訓示，七縱司令員鄧華、副司令員曾克林研究後，派出偵察部隊，對敵軍情況和塘沽的地形、地理位置進行摸底了解，同時派少量部隊進行試探性攻擊。
不過，部隊在試攻中傷亡較大，如二十師一個團攻擊海灘車站，殲敵七百多，而自己傷亡六百餘人。
與此同時，鄧華和曾克林發現，塘沽附近均是積水的鹽灘，溝渠縱橫，冬天不結冰，不能挖工事，很難接近敵人。
而敵軍司令部和主力部隊駐在碼頭和軍艦上，可以随時乘船逃走，是以很難完成包圍殲滅塘沽之敵的任務。
為此，鄧華和曾克林經過反複商量，并同二縱、九縱指揮員一起，據實際情況向東北野戰軍指揮機關作了報告，并提出建議，這一仗不能這麼打，先打塘沽并非上策。
“東總”對這個情況十分重視，第二天就派參謀長劉亞樓（1955年上将）、第一兵團政委肖華（1955年上将）帶着作戰處長、參謀人員乘車來到七縱指揮部——北塘。
開國上将鄧華、開國少将曾克林
劉、肖到達北塘後，認真聽取了鄧華、曾克林及吳善富對塘沽敵情、地形和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
會議結束後，劉亞樓、肖華等人察看了地形，最後達成一緻意見，認為先打塘沽的确得不償失，如果改為先打天津，顯然對戰役全局更有利。
12月29日，林、羅二首長電告中（央）軍委，說明“據我在塘沽附近各部隊對地形偵察的報告，均說明該地形不利作戰……”
根據這一情況，他們建議我軍應改變首先攻取塘沽的決定，對塘沽圍而不打，首先攻取天津。
中（央）軍委和最高首長當即準許了這一建議，并決定由五個縱隊先奪取天津。
當鄧華、曾克林看到電文中“放棄攻擊塘沽計劃，集中五個縱隊準備奪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這句話時，終于如釋重負。
平津“前總”立即指令，以十二縱兩個師監視塘沽之敵，一、二、七、八、九縱于12月30日開始西移，向天津逼近。
1949年1月上旬，我軍開始了外圍作戰。
1月14日，東北野戰軍向天津發起了總攻。
15日下午3時，攻城戰鬥勝利結束。我軍隻經過29個小時的戰鬥，便全殲守敵2個軍、10個師，共13萬人。至此，天津正式宣告解放。
第二天，東北野戰軍正式劍指塘沽，四十軍一四七師各團和四十六軍一三六師、一五九師這兩路大軍，分别在海河南、北兩面向塘沽、大沽之敵發起進攻。
塘沽、大沽共5萬多名守敵面對解放軍兩路大軍的追擊，在混亂中狼狽乘船逃跑。1949年1月17日晨，塘沽宣告解放。
不可否認的是，解放天津、塘沽的戰役進行得如此順利，與鄧華、曾克林提出的先打天津、後打塘沽的建議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