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生中创痛最深的经历发生在1506年,那时他被囚禁约两个月,廷杖四十,还当着许多高级官员的面,并被流放到贵州一个叫作龙场的偏远地区。虽然这种刑侮在明朝并不少见,但这是阳明第一次面对专制恐怖,也是最剧烈的一次。
这一切处罚的原因,是阳明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在奏疏里,他批评戴铣和薄彦徽两位官员被关入牢狱的事。他们两人因为要求皇帝驱逐掌权太监刘瑾而激怒了这位太监。阳明论辩说,如果皇帝仁慈,那么臣子就会毫无保留地说出他的想法;两位官员的职责就是说出他们自认正确的想法。皇帝可以评价他们说得对不对,如果对就接受,如果不对则要包容。如果皇帝把敢说话的人关起来,国家危难时就听不到建议了。
然而,这一表面上无足轻重的行动背后,是儒家政治家反对刘瑾斗争的流产。
1506年是正德第一年,武宗皇朝开始。这位十四岁的皇帝特别爱好游乐,很容易受阿谀逢迎的太监影响。刘瑾成功地打败了太监圈子里的对手,成为皇宫最有权势的人物。结果,刘瑾成为皇帝的许多重要决策背后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一些儒家朝臣忍无可忍,他们上了许多奏章,要求“置瑾等于法,而汰革额外冗员。不幸的是,这些努力带来的是体罚和牢狱。
戴铣和薄彦徽的奏折导致大批官员被捕。南京被捕的高级官员超过三十人。这清楚地表明,直接攻击刘瑾是非常危险的。
然而,王阳明奋勇迎接挑战,并独自上了一道奏折。表面上,这道奏章只是很温和地请求保障被捕官员的生命安全，但王阳明的主要目的不只是求得两位朝臣的生命安全,而是表达他对当时政治气氛的基本倾向的愤懑。
据记载,刘瑾大怒,说:
他竟然说我危害国家安宁。
王阳明为他的抗议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被杖责示众,禁止与他在北京的朋友和学生联络,剥夺了他通过积极参与政务来展现他的社会关怀的机会。
首先,阳明为什么会采取这一挑战行动?显然,阳明对这一场驱刘运动深怀同情,但他本人深知不大可能在这场运动中起任何重要作用。由于他以前同戴铣和薄彦徽没有任何密切联系,所以他愿意为他们挺身而出这一事实,表明有一些动因超出了他与抗议团体的感情联系之外。
从官阶上说,他只是一个司主事,他以这种方式越级上奏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的。虽然他以前应皇帝的要求上过一份奏章表达他的政治观点,但这不是能当作成例照搬的。刘瑾一案非常独特,因此王阳明的反应需要做进一步解释。用好官对坏太监来解释明代中国,是过于简单化的。
在王阳明和许多学者官员的眼里,宦官对皇帝产生不良影响,使皇帝的私生活腐化堕落,从而危害中央政府的效能和皇朝的信誉。损害行政效力会危害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丧失信誉甚至可能摧毁整个帝国的伦理宗教结构。
因此,向刘瑾开战不仅是攻击他的人格本身,而且是攻击他的人格所代表的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传统,即卑鄙小人通过赢得皇帝的个人欢心而获得政治权力。这种做法瓦解行政过程的基础,扰乱朝廷的正当作用,严重损害监察官员的威望。
而且,刘瑾作为一个有权有势的太监,所代表的是朝廷中一个庞大的阴谋诡计网,它对高级臣僚的操守必定产生非常巨大的不利后果。刘瑾专权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高级官员分化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些官员默认他的权威,即使他们没有阿谀逢迎地服从他的命令;另一些官员则同他艰难地对抗,即使仅仅在言论和姿态上表现出来。
所以,对于儒家来说,攻击刘瑾不仅成为一种政治责任,而且成为一种道德使命。逃避这一问题,表明他不只是缺乏勇气,还是对人格操守的背叛。
一个有尊严的儒家官员,不能够忍受一个飞扬跋扈的太监在纲纪森然的朝廷事务中指手画脚。即使视为圣人的王阳明，这种读书人的使命感也驱使其不得不同刘瑾开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阳明作为一个新近认同儒家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会忍无可忍。
除了总体政治背景之外,还应提到另一个更微妙的问题—阳明的父亲所起的作用。据王华的传记,他精通典籍,个性率直,在朝廷中赢得了学者官员楷模的声誉。他的崇拜者包括前任皇帝本人,尊他为元老重臣。然而,新君并不欣赏他的品质。虽然年轻皇帝登基不久即派他去长江、淮河祭神,但王华感到他的黄金岁月已经过去。他以奉养老母为由,请求离职，但他的请求未获准许。
505年,皇帝改元,刘瑾正在皇帝后面大肆弄权,王华的处境急剧恶化。由于多数官员放弃了直接抗争并通过调和手段来寻求人身安全,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同刘瑾作对。在这种局面下,即使是消极的抵制,也要有非凡的勇气,因为刘瑾在肆无忌惮地疯狂追求人们对他的个人忠诚。
他运用特务密探,迅速消除政敌。那些被他的报复手段吓倒的人,甚至发誓效忠于他个人。包括元老李东阳在内的许多高级学者官员,都屈服于他的残酷要求,但王华却连拜访他次都不肯。甚至在刘瑾向他发出了热切的邀请之后,他依然不屑一顾。这种不肯屈就的态度,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他付出的代价也许是他的仕途的完结。
虽然有一些有权势的明朝太监没有认识到合法掌权的重要性,但刘瑾绝不是胸无点墨之辈,他知道像王华这样的学者一官员,在舆论导向上起着重要作用。
在年代顺序上,王华丢官致仕是在王阳明被流放之后，王阳明攻击刘瑾的举动似乎不是对他的父亲罢官的直接反应,不过,也许王华的榜样激发阳明采取某种积极的行动。
其实,王阳明决定挺身而出的事,可能使他父亲吃了一惊。他敢于顶撞刘瑾的勇气,显然不合乎他父亲坚持自我克制的态度。因此,他的大胆举动令同一部门的资深官员和他父亲的同事有些疑惑,因为他们倾向于采取容忍和逐步改进的策略。
正是由于这一点,王阳明受到他父亲的同事和朋友的钦佩,在他们眼里,他的行为是一个青年烈士的壮举,而不是不必要的牺牲。从客观上说,阳明的努力似乎并没有给当时的政治趋势带来多少变化,但是,对于包括他的学生在内的少数人来说,这绝不是荒野里一声孤独的呐喊。他做出牺牲,证明他不是一位限于空谈的儒家学者。
也正是因为有了刘瑾，有了这次惨痛的人生经历，王阳明的心境和心智才有了后来的洗礼，智者成仁，心正是根基，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初心，并同邪恶势力作斗争而独善其身，王阳明的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