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一生中創痛最深的經曆發生在1506年,那時他被囚禁約兩個月,廷杖四十,還當着許多進階官員的面,并被流放到貴州一個叫作龍場的偏遠地區。雖然這種刑侮在明朝并不少見,但這是陽明第一次面對專制恐怖,也是最劇烈的一次。
這一切處罰的原因,是陽明給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在奏疏裡,他批評戴銑和薄彥徽兩位官員被關入牢獄的事。他們兩人因為要求皇帝驅逐掌權太監劉瑾而激怒了這位太監。陽明論辯說,如果皇帝仁慈,那麼臣子就會毫無保留地說出他的想法;兩位官員的職責就是說出他們自認正确的想法。皇帝可以評價他們說得對不對,如果對就接受,如果不對則要包容。如果皇帝把敢說話的人關起來,國家危難時就聽不到建議了。
然而,這一表面上無足輕重的行動背後,是儒家政治家反對劉瑾鬥争的流産。
1506年是正德第一年,武宗皇朝開始。這位十四歲的皇帝特别愛好遊樂,很容易受阿谀逢迎的太監影響。劉瑾成功地打敗了太監圈子裡的對手,成為皇宮最有權勢的人物。結果,劉瑾成為皇帝的許多重要決策背後的一隻看不見的手。一些儒家朝臣忍無可忍,他們上了許多奏章,要求“置瑾等于法,而汰革額外冗員。不幸的是,這些努力帶來的是體罰和牢獄。
戴銑和薄彥徽的奏折導緻大批官員被捕。南京被捕的進階官員超過三十人。這清楚地表明,直接攻擊劉瑾是非常危險的。
然而,王陽明奮勇迎接挑戰,并獨自上了一道奏折。表面上,這道奏章隻是很溫和地請求保障被捕官員的生命安全，但王陽明的主要目的不隻是求得兩位朝臣的生命安全,而是表達他對當時政治氣氛的基本傾向的憤懑。
據記載,劉瑾大怒,說:
他竟然說我危害國家安甯。
王陽明為他的抗議行動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他被杖責示衆,禁止與他在北京的朋友和學生聯絡,剝奪了他通過積極參與政務來展現他的社會關懷的機會。
首先,陽明為什麼會采取這一挑戰行動?顯然,陽明對這一場驅劉運動深懷同情,但他本人深知不大可能在這場運動中起任何重要作用。由于他以前同戴銑和薄彥徽沒有任何密切聯系,是以他願意為他們挺身而出這一事實,表明有一些動因超出了他與抗議團體的感情聯系之外。
從官階上說,他隻是一個司主事,他以這種方式越級上奏是冒着極大的危險的。雖然他以前應皇帝的要求上過一份奏章表達他的政治觀點,但這不是能當作成例照搬的。劉瑾一案非常獨特,是以王陽明的反應需要做進一步解釋。用好官對壞太監來解釋明代中國,是過于簡單化的。
在王陽明和許多學者官員的眼裡,宦官對皇帝産生不良影響,使皇帝的私生活腐化堕落,進而危害中央政府的效能和皇朝的信譽。損害行政效力會危害政府的正常運轉,而喪失信譽甚至可能摧毀整個帝國的倫理宗教結構。
是以,向劉瑾開戰不僅是攻擊他的人格本身,而且是攻擊他的人格所代表的一個持久而強大的傳統,即卑鄙小人通過赢得皇帝的個人歡心而獲得公權力。這種做法瓦解行政過程的基礎,擾亂朝廷的正當作用,嚴重損害監察官員的威望。
而且,劉瑾作為一個有權有勢的太監,所代表的是朝廷中一個龐大的陰謀詭計網,它對進階臣僚的操守必定産生非常巨大的不利後果。劉瑾專權的一個嚴重後果是進階官員分化為兩個極端的集團:一些官員預設他的權威,即使他們沒有阿谀逢迎地服從他的指令;另一些官員則同他艱難地對抗,即使僅僅在言論和姿态上表現出來。
是以,對于儒家來說,攻擊劉瑾不僅成為一種政治責任,而且成為一種道德使命。逃避這一問題,表明他不隻是缺乏勇氣,還是對人格操守的背叛。
一個有尊嚴的儒家官員,不能夠忍受一個飛揚跋扈的太監在綱紀森然的朝廷事務中指手畫腳。即使視為聖人的王陽明，這種讀書人的使命感也驅使其不得不同劉瑾開戰。在這樣的背景下,王陽明作為一個新近認同儒家的理想主義者,當然會忍無可忍。
除了總體政治背景之外,還應提到另一個更微妙的問題—陽明的父親所起的作用。據王華的傳記,他精通典籍,個性率直,在朝廷中赢得了學者官員楷模的聲譽。他的崇拜者包括前任皇帝本人,尊他為元老重臣。然而,新君并不欣賞他的品質。雖然年輕皇帝登基不久即派他去長江、淮河祭神,但王華感到他的黃金歲月已經過去。他以奉養老母為由,請求離職，但他的請求未獲準許。
505年,皇帝改元,劉瑾正在皇帝後面大肆弄權,王華的處境急劇惡化。由于多數官員放棄了直接抗争并通過調和手段來尋求人身安全,隻有極少數人敢于同劉瑾作對。在這種局面下,即使是消極的抵制,也要有非凡的勇氣,因為劉瑾在肆無忌憚地瘋狂追求人們對他的個人忠誠。
他運用特務密探,迅速消除政敵。那些被他的報複手段吓倒的人,甚至發誓效忠于他個人。包括元老李東陽在内的許多進階學者官員,都屈服于他的殘酷要求,但王華卻連拜訪他次都不肯。甚至在劉瑾向他發出了熱切的邀請之後,他依然不屑一顧。這種不肯屈就的态度,給他帶來了許多麻煩,他付出的代價也許是他的仕途的完結。
雖然有一些有權勢的明朝太監沒有認識到合法掌權的重要性,但劉瑾絕不是胸無點墨之輩,他知道像王華這樣的學者一官員,在輿論導向上起着重要作用。
在年代順序上,王華丢官緻仕是在王陽明被流放之後，王陽明攻擊劉瑾的舉動似乎不是對他的父親罷官的直接反應,不過,也許王華的榜樣激發陽明采取某種積極的行動。
其實,王陽明決定挺身而出的事,可能使他父親吃了一驚。他敢于頂撞劉瑾的勇氣,顯然不合乎他父親堅持自我克制的态度。是以,他的大膽舉動令同一部門的資深官員和他父親的同僚有些疑惑,因為他們傾向于采取容忍和逐漸改進的政策。
正是由于這一點,王陽明受到他父親的同僚和朋友的欽佩,在他們眼裡,他的行為是一個青年烈士的壯舉,而不是不必要的犧牲。從客觀上說,陽明的努力似乎并沒有給當時的政治趨勢帶來多少變化,但是,對于包括他的學生在内的少數人來說,這絕不是荒野裡一聲孤獨的呐喊。他做出犧牲,證明他不是一位限于空談的儒家學者。
也正是因為有了劉瑾，有了這次慘痛的人生經曆，王陽明的心境和心智才有了後來的洗禮，智者成仁，心正是根基，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初心，并同邪惡勢力作鬥争而獨善其身，王陽明的身上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