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已经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开始叫嚣“反攻大陆”，并先后从台湾派遣了十几名特务空降到湘西，企图搅乱湘西的局势。
听到这个消息，在深山里躲避的土匪们又蠢蠢欲动了起来，他们与国民党特务互相勾结，利用朝鲜战争来煽动当地的百姓加入土匪武装，以此来对抗人民解放军。
为了防止土匪反扑，负责驻守在晃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第419团加强了戒备，同时派出侦察员，密切关注土匪的动向。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侦察员发现，土匪们经常在晃县城郊一带侦察地形，貌似准备攻打晃县县城。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追查后，侦察员们进一步摸清了这些土匪的来路。包括贵州的匪首杨国政、肖宗槐，湘西芷江的匪首蒲老翠，以及晃县匪首姚本邦、杨天雄等人。
这些土匪中，大多数都已经被解放军所击溃，四散逃窜躲避，而这一次重新将他们聚集到一起的则是晃县的著名匪首姚大榜。
姚大榜人送外号“榜爷”，这个人物大家或许并不陌生。没错，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土匪头子田大榜的原型，就是这个姚大榜。
姚大榜在少年时代就不务正业，性格上争强好胜，还特别崇尚强者为王，于是就被家人送进了贵州的讲武学堂，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姚大榜
有一次，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偷了姚大榜家里的牛，姚大榜跑上门索要的时候，不但没有要回来牛，自己还被痛打了一顿。气愤不过的姚大榜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用土枪将偷牛的那个人给打死了，从此就走上了“梁山”。
凭着凶狠狡诈的性格，以及在讲武学堂学来的一身功夫，姚大榜很快就拉起了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靠着打家劫舍积累下了不少的财物。
于是，他又回到了晃县老家，买房置地，娶妻生子，俨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土匪窝，渐渐成为了闻名于湘黔边界的大土匪。
湘西的土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食”，姚大榜更是非常遵守这一规矩。他不允许手下在自己的家乡方家屯一带抢劫，若有违反者一律严惩不怠。
土匪们虽然立下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但他们会强迫本地的村民捐钱捐枪，或者出人参加土匪武装。
就这样，有不少的老百姓被强迫当上了土匪，过着一种半农半匪的生活。
与此同时，为了笼络人心，姚大榜还在晃县、玉屏、万山交界处的三角地区创办了一所玉屏中心学校，由他本人出任校长。
大家都以为，姚大榜是为地方办了一件好事，解决了附近儿童读书难的问题。实际上，姚大榜是以学校作为掩护，率领手下打造武器，与各处土匪勾结联络，不断进行着明抢暗夺的土匪活动。
姚大榜的第一大财路就是抢劫往来的客商，因为他所在的晃县西接云贵高原，东连芷江，西南北三面与贵州毗邻，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和西南省份经济交流的“黄金走廊”，同时也是湘黔边界重要的商道和物资集散地。
姚大榜凭借着地势的优越，在晃县盘踞了长达五十余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政府也曾数次派兵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只能“招安”他们。
然而，接受招安之后的姚大榜往往是不服管教，还借着被封的官职的便利，壮大自己的队伍，甚至还率兵攻占了晃县县城。
1948年冬天，负责湘西地区防务的国民党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命令，各个县城从现有的地方武装中抽调人员和武器，成立“勘乱建国大队”。
这个命令一经传开，那些被“招安”的土匪们认为，这是在故意削弱自己的势力，不愿意执行，甚至发动叛乱。
1949年3月2日，湖南省保安十团团长汪援华和几个土匪头子勾结，纠集了约五千人攻下了沅陵城，烧杀劫掠，即“三二事变”。
“三二事变”发生后，导致整个湘西的局势都乱套了，土匪们是纷纷反水，这就是历史上震惊全国的“湘西事变”。
在这起事变中，姚大榜也趁机捞了一票，他带领自己的队伍攻占了晃县县城，并成立了晃县保安第二团，自己担任团长。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开始解放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湖南是解放军进入大西南的重要通道，而湘西的十万土匪是途中的一大隐患，中央军委早就想扫除这一障碍。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看到了湘西土匪的重要性，于是派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飞抵湖南芷江，并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扬言称：“要在湘西建立一道人防长城，以此阻止解放军的南下步伐。”
作为晃县最大的土匪头目，姚大榜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白崇禧任命为湘桂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副司令，成为了国民党与解放军对抗的一枚棋子。
然而，解放军的进攻步伐已经势不可挡。
9月中旬，第四野战军开始对白崇禧的军队实施包围，并在湖南南部的衡阳、宝庆（今邵阳）地区展开激战。而第二野战军主力部队的几十万大军也在湖南北部集结，准备向贵州、四川挺进。
10月中旬，衡宝战役正式结束，解放军消灭了白崇禧的四个师约四万多人。
通过这一战，彻底粉碎了白崇禧精心构筑的所谓“湘西联合防线”，为解放军顺利进军四川和贵州扫清了障碍。
为了确保第二野战军南下大军的侧翼安全，中央军委命令第四野战军的第47军驻守湘西。
白崇禧
就这样，姚大榜与另外一个土匪杨永清的密谋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挺进湘西的解放军给击碎了，杨永清逃离芷江。
两天后，姚大榜也撤出了晃县县城，率领土匪们躲进深山老林中。
1949年11月10日，晃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清剿残余土匪的工作也随即展开了起来。
考虑到晃县这一带的土匪，很多都是被迫逼上梁山的贫苦农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在城乡广泛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解放军的政策。同时，还开展了“父劝子，子劝父，亲劝亲，友劝友，妻劝夫，弟劝兄，匪劝匪”的七劝运动，规劝土匪下山投降。
然而，当土匪们纷纷放下武器回归故土田园的时候，姚大榜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姚大榜的长子姚应科看到解放军进入湘西之后，多次劝说父亲应该放下武器，不要再与解放军为敌。
面对儿子的苦口良言，姚大榜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起来，甚至还要掏出枪杀掉他。
姚应科没有想到，父亲对自己也如此凶狠，他最终放弃了劝说的念头，离家出走，前往贵州当了一名教员。
临走之前，姚应科还偷偷将姚大榜私藏的24条长短枪支拿出来，交给了解放军。
经过这件事后，姚大榜越来越不相信身边的任何人。为了免遭不测，他每晚睡觉都会换好几个地方。
1950年6月，解放军第47军调集主力部队前往怀化，支援中心区重点剿匪行动，仅留下了第419团一个营的兵力驻守晃县县城。
此时，姚大榜感觉自己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秘密联合了湘黔边界的几大匪首，重新纠集队伍，趁着解放军的兵力不足，攻占晃县县城。
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第419团已经提前得到了这一情报，马上加强了防守部署。
第二天清晨，以为胜券在握的姚大榜率领土匪们向晃县县城直扑而来，结果却遭到了解放军的迎头痛击，土匪的几次进攻都被打了回去。
晃县一战，姚大榜的如意算盘不仅没有打成，还领教了解放军的厉害，于是匆忙带着剩下的土匪仓惶撤退，逃进了湖南与贵州交界的深山里。
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姚大榜在晃县、玉屏县一带的山里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次，解放军在玉屏县抓住了一个土匪黄东生，他是姚大榜的手下，于是就供出了姚大榜的藏身之处。得知这个消息，县大队的100多名民兵立即前往抓捕姚大榜，但却扑了个空。
土匪不肃清，大军不收兵
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警惕性极强的姚大榜似乎嗅出了危险的味道，就连夜逃往了扶罗、新寨、凉伞一带地区。
凉伞位于晃县的西南部，雪洞位于贵州省三穗东部，与凉伞三角地带连成一片区域，这里山高岭峻，交通不便。
1950年夏秋之交，五千多名残匪汇聚雪洞、凉伞地区，在姚大榜等匪首的组织下，开始构筑工事，修建碉堡，准备长期据守抵抗。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这里成立了湘黔边区“游击司令部”，匪首杨永清出任司令，姚大榜出任副司令，妄图与解放军决一死战。
1950年12月7日，为了彻底消灭这部分土匪部队，解放军第47军第140师第419团与贵州镇远军分区联合作战，兵分十路向雪洞、凉伞地区疾进，对土匪形成了铁壁合围之势。
湘西土匪
12月18日，剿匪的战斗正式打响，方圆三十余里的“雪凉合围战”全面展开。
经过一番激战，土匪几乎被全歼，并活捉了杨永清、“第二前进指挥所”指挥官杨得庄、第八纵队司令汪昌仁，以及师团支队长以上匪首50多人。
但是，姚大榜却在这次战斗中侥幸逃脱了。
几天后，一路追踪的解放军剿匪部队在晃县和贵州交界的濠庆湾发现了姚大榜的踪迹。经过一场恶战，姚大榜的小儿子及其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被当场击毙，他的老婆彭氏和女婿杨宗振等人被俘虏。
可是，姚大榜再一次幸运地逃脱。
直到12月25日晚间，在晃县十家坪的舞水河边，姚大榜等几个人趁着夜色匆忙登上了两艘小船，向对岸划去。
正当小船划到河中间时，突然从对岸传来了枪声和喊杀声，船上顿时慌作一团，一只船急忙掉头往回跑，另一只船却被踩翻，船上的人全都掉进了河里。
第二天，民兵从河里打捞出十多具土匪的尸体，其中有一具尸体上挎着一支手枪。根据当地百姓的辨认，他就是潜逃多日的姚大榜。
继姚大榜之后，那些恶名昭著的湘西匪首也逐一退出了历史舞台，追剿残匪的行动一直持续到1952年才被彻底荡平。
#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湘西巨匪姚大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