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叔永（左）陈衡哲（中）胡适（右）
▌相知重在惺惺惜
1917年底胡适信守婚诺，娶小脚乡姑江冬秀为妻。1919年陈衡哲有感于任叔永再赴美国，万里求婚的真诚，便放弃独身主义，于1920年中秋与任叔永成婚。当时，胡适特作《我们三个朋友》一诗相赠，并赠贺联一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自此三个朋友的友情，仍旧醇香醉人。
1920年夏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位，得胡适帮助，被聘为北京大学西洋史、英文系教授，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女教授。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上记有：“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其中最后两句是“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姊妹花”。胡适还特地在他的诗末加注说：“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菲，即用莎菲之名。”胡适生平最反对中国人取洋名，而给自己的女儿取一个与挚友相谐音的洋名，这至少也反映了他希望女儿长得像才女莎菲一样聪明可爱、上进好学。
陈衡哲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对胡适的生活更是关心。陈衡哲与任叔永自由恋爱，恩情四十年，可谓幸福美满。但她并没有减淡对胡适的友情，她钦佩胡适在事业上的才华和成就，愿意追随他作一个知己，尽力帮他的忙。而对胡适家庭生活的不足以及不幸，她又始终怀着一个女性挚友的深切关心和同情。陈衡哲知道胡适在《努力周刊》的工作过重，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几乎动员丈夫赴北京帮他的忙。
胡适与江冬秀
1923年起，胡适家人不断遭到病魔侵袭，陈衡哲了解到江冬秀没有文化、缺乏医学常识，便致书胡适：“适之，你如觉得受不起精神上的负担时，请随时到这里来休养。”（这时陈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她又担心胡适经济困窘主动提出拿自己的积蓄来帮他的忙，又想到江冬秀说“你的夫人想来也是十分劳苦，请你转致我的同情与她”。
坐者江东秀，左一为胡适的女儿素斐，右一为长子祖望，中间为次子思杜
陈衡哲特别喜欢胡适的爱女素菲。素菲不幸染病夭折后，她与丈夫亲赴胡家安慰，并把自己的女儿任以书给胡适作干女儿，真可谓细心体贴，无微不致。胡适女儿的夭折和他儿子的体弱，给事业正旺的陈衡哲以前所未有的震动，不久她开始了另一种人生，进入了另一种境界。
陈衡哲是一位有志气、有才识、有专门学问的女性，而30年代之后，在她风华正茂事业辉煌的时候为什么沉寂了呢？她是去教育她的三个孩子，做一个全职的好母亲去了，直至三个孩子留学美国，成就事业。当时她从胡家的悲剧醒悟到“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但是自此之后，陈衡哲与胡适的联系减少，有限的几封信也仅谈子女教育、生活琐事，直到1949年。
陈衡哲、任叔永与三个孩子
▌相离何怨书无情
1949年3月胡适再次赴美，谁知却与大陆永诀，与陈衡哲、任叔永便再无直接联系。所幸陈衡哲有一双儿女（任以都、任以安）在美国，成为双方友情的中转人。解放后，陈衡哲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但由于年老体衰较少参加社会活动。当胡适知悉她眼疾严重时，则托她的子女转告问候：“眼力坏了，不能读书、写字，不知近年有进步否？”
1961年陈衡哲还从儿女那里得知胡适赠送他们一套新版的《胡适留学日记》，里面记载了许多胡适与她和丈夫的友情交往。1962年2月24日胡适与世长辞时，陈衡哲也正为丈夫的病逝而伤悲（1961年11月）她的子女所以致信台北的朋友：“一定瞒着她，因为胡伯伯是娘和爸爸生平最好的朋友。”然而她还是知道了，只是知道得很迟，那份打击是沉重的，那份痛苦使一个老太太麻木了许久许久。
《胡适留学日记》
当时大陆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胡适作为“反动文化权威和人民公敌”被批得体无完肤，陈衡哲家也因海外关系被抄家数次，但陈衡哲仍然找出珍藏已久的《胡适留学日记》，找出自己早年的作品集《小雨点》，那里有她和胡适交往的实录，有她的心迹。晚年的陈衡哲生活在一种对友情的回忆、对亲情的牵挂、对祖国未来的茫然之中。
1976年1月7日陈衡哲在上海悄然逝世，享年86岁。一代才女没有看到远在天涯的子女，没有看到对胡适的公正历史评价，没有等到祖国春天的来临。
然而纵观她的一生，却显示了一个女子与命运奋争的历程。陈衡哲既有西方女子走出家门、独立自主的创业精神，又有东方闺秀温柔贤慧、多愁善感的母性情结，更有仗义执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而所有这一切都与胡适有关。
陈衡哲、胡适近50年的友情（1916-1962）始终清纯、真挚、醇厚，在他们各自的人生历程中永远地散发着无穷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