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学科，始于“五四”时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性著作。在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的梳理过程中，有些非主流的著作往往被人们忽视。其实这些非主流著作也有其学术史的意义，例如分别在1923年和1929年出版的《周秦哲学史》（陆懋德著）和《中国哲学史》（钟泰著）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第一块奠基石。胡适以“疑古”反对崇拜儒家经典的“信古”，区分哲学与经学的”疆界”，赋予中国哲学史以从经学中独立岀来的现代性品格。这是他不同于此前的陈黻宸《中国哲学史》讲义和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的最显著的特征。此后胡适说：《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所谓“变色”，就是改变了此前类似陈黻宸、谢无量那样蒙在中国哲学史身上的经学之色。然而，这样的“变色”，实质是由经学范型转向了西学范型。由于哲学来自西方学科体系，因而中国哲学史在与经学分离的同时，又必然产生对西方哲学的“依傍”。但是，中国哲学是有其民族特点的，如果对此不注意，那么中国哲学史只会成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翻版。事实上，胡适和冯友兰的著作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金岳霖在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指出”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就是说，冯友兰以中国哲学的现代性诠释消解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特色。
陆懋德和钟泰的著作正是有鉴于此，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了挑战。前者认为胡适以西方式的知识论（逻辑方法）眼光整理先秦哲学，完全是抹杀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因而其取材结构仍依传统的六家之分；后者强调中西哲学是各自自成系统的，用西方哲学术语来叙述中国哲学，就会扭曲后者的真实面目，是极不合理的，于是沿用传统术语而摈弃西方哲学用语。总之，他们试图净化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西方哲学的一切印迹，以拒绝西方哲学范型来维护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性。虽然这并没有在后来被中国哲学史学界普遍接受和认同，但是陆懋德、钟泰的著作依然是有学术史价值的，即他们对于胡适的挑战，把内在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矛盾凸现出来，成了胡适之后研究中国哲学史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冯友兰正是思考了陆懋德、钟泰揭示的矛盾，提出了从“形式系统”和实质系统两个方面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他认为，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构建上，一方面需要对中国传统哲学予以形式系统的逻辑重建，使其具有现代性，另一方面需要在实质系统上展现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使其具有民族性。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出版后，很快取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而代之。这并非仅仅是由于它具有了后者欠缺的通史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思考如何解决现代性和民族性矛盾的自觉，并力图使两者得以统一。由此可以看到，陆懋德和钟泰的著作在学术史上构成了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中间环节。这提示我们，非主流的学术著作也是研究学术史时应当认真分析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22日/第002版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