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武平县留有不少蒋氏的散兵游勇，他们偷袭暗杀、盗抢纵火，杀害基层干部，群众对其恨之入骨。
1950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他们勾结隐藏在县政权机关的假起义人员林绩轩，攻打县政府。当匪徒翻上围墙时，被我警卫人员击退，匪徒遂撤退，林绩轩也藏匿于城关七坊村老家。
随着剿匪反霸工作的开展，群众密报了林绩轩的行踪。
剿匪部队包围了林绩轩的家，林绩轩落网后后，剿匪战士发现他身上藏有一支精致的钢笔。仔细一看，笔上竟刻着“瞿秋白”三个字！
剿匪官兵立即对他进行审问。
林绩轩吓得浑身发抖，他交待说，1935年他担任省保安第十四团（武平民团）钟绍奎部军需处长时，在坑边水草塘里捕获瞿秋白等三人，搜去瞿秋白身上这支钢笔并长期使用。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1922年春入党。1925年，瞿秋白先后在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
“八·七”会议后，他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被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对他利诱劝降。他对劝降者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6月18日临刑前，他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从容就义，时年36岁。
在审问中，其部属也揭发、证实了林绩轩抓捕、独占烈士遗物的事实。
据林绩轩供述，蒋氏命令在长汀枪决瞿秋白，自己奉命行刑。至此，杀害瞿秋白的凶手终于找到了。林绩轩罪大恶极，不久即被枪毙。
而瞿秋白的钢笔则被上交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了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其实他的事迹，特别是狱中绝笔、百年奇文《多余的话》，远比摆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更珍贵。
当年瞿秋白在狱中，坚贞不屈，6天内挥笔写下两万多字《多余的话》，成为近现代史评议争论最多的作品之一。
初读《多余的话》，会感到悲观、郁沉、隐晦，然而，早年的瞿秋白文风决非如此。1925年，五卅惨案后，瞿秋白向中央提议筹办《热血日报》。
《热血日报》报如其名，极具血性、战意，读之不由自主热血沸腾。1925年6月10日发表的《五洲交涉的危机——注定亡国的外交政策》，6月11日发表《政府特派员是何居心？》，6月19日《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22日的《谁是敌，谁是友？》，等等令人拍手称快的檄文，都是瞿秋白亲自写的。
报社房间狭小，陈设简陋，灯光昏暗，环境艰苦瞿秋白拖着病痛之躯，和同志们围坐在一条长白桌上，忍着炎热酷暑，挥汗运笔，通宵达旦，却不以为苦。他对妻子说：“这样的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有效的多。”
《热血日报》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宣传、组织、鼓动作用，像一把火热的匕首刺向国内外敌人的心脏，因此被敌人视为眼中钉，多次发生报纸被没收、报贩被拘留的事件。当出版到第24期时，被租界巡捕房查封而停刊。
几年后，因革命形势变化，瞿秋白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在主力红军长征后向上海转移途中被捕。
在狱中，瞿秋白大义凛然，毫不畏惧，还用七天时间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多余的话》。与当年锋芒毕露的《热血日报》相比，这份作品极其内敛，甚至隐晦。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丢失中央苏区，游击战争又暂时失利，自己身在蒋介石狱中，生命随时终结的形势下，挥笔写给同志们的“担忧书”。
从六大到六届四中全会前夕，瞿秋白一直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斗争，但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残酷斗争瞿秋白，解除他政治局委员职务，并拒绝带着他一起长征，将其留在苏区。
瞿秋白受打击后，并未放弃对真理的渴求，对胜利的探寻。他目睹了王明左倾路线给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尤其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忧心忡忡。中央红军转移到哪里了？红军游击队还有多少？革命队伍如何壮大？这让深陷蒋介石监狱的瞿秋白忧心如焚。但这种忧心既不能不讲又不能直讲，所以在《多余的话》开头，他就启示同志们注意自己“心忧”之所在。
瞿秋白最担忧的是王明左倾路线还将危害多久？
王明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瞿秋白看在眼里，但却无能为力。此时米夫代表的共产国际一言九鼎，王明有这个太上皇加持，无所不能，连毛泽东老人家此时都遭到排挤打压，与瞿秋白长谈交流思想。瞿秋白想争辩，又感到争辩起来太麻烦。于是他在《多余的话》里写道：“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偶然我也有对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实际上，这是在启迪同志们，思索和批判王明错误路线，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瞿秋白写完《多余的话》，如释重负。其中多处写道：“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
短短数年，瞿秋白从《热血日报》的锋芒毕露到在《多余的话》中暗伏心迹，为何反差如此巨大？不是因为他革命的意志动摇了，斗争的热血改变了，只是因为党内的团结、革命的事业，宁可牺牲生命，甘愿委屈隐忍，甚至牺牲名誉也在所不惜，这是瞿秋白的伟大之处，也是后人值得用心阅读、真心学悟之处。
很多年后的特殊年代，有人说《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投降书”，这完全是读不懂或者不想读懂。《多余的话》一方面热情讴歌中央苏区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一方面驳斥蒋介石对苏区的污蔑攻击，在更深层次上，把自己对王明路线危害革命事业的担忧、对同志们思索和批评王明路线的启示，都暗藏在文章之中，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宣告、文学奇作、艺术臻品。
《多余的话》问世，最早于1935年8、9月间由中统特务机关创办的上海《社会新闻》杂志公开节载三章。随后，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上海《逸经》半月刊，全文发表《多余的话》。
此事本来就有极大争议。按理说，在两党激烈冲突的时代，舆论宣传战线是战略要地，怎会刊登对方重要领导人的政治作品？所以有人说，正是因为《多余的话》是乞降求生，所以蒋介石才同意刊登。从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包括瞿秋白亲属，大都说它是“伪作”，至少是被“篡改”过的。
其实，“伪作”或“篡改”说，都站不住脚。李默庵（蒋军第十师长，兼驻闽绥署龙岩绥靖区司令官）、向贤矩(三十六师参谋长）、李克长（福建民报记者)都看过《多余的话》原稿或抄件。1964年，周恩来当面对毛泽东、陆定一说，他看过《多余的话》真迹，确是秋白笔迹。
瞿秋白生前的学生和挚友丁玲，更是坚信《多余的话》为瞿秋白所写：“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啊！”“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坦荡胸怀”。而在那个不健全的社会里，他的坦率和真诚“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丁玲这些话，不幸言中。
《多余的话》是一部复杂深刻而又隐晦的作品，不能从某一方面简单加以解析；应该联系作者人生经历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等，进行全面的考察。
近现代历史上，很难再有一部作品能像《多余的话》那样，具有极其反差的隐含的二元结构，但这些，恰恰与瞿秋白自谓的“二元人物”完全契合：一个是作为文弱书生的瞿秋白，一个是作为忠贞烈士的瞿秋白，矛盾着冲突着，胶着融合成为一个真实的二元的瞿秋白。
半个多世纪里，许多人没有读懂它。但是历史进程给了后人更多的教训和智慧后，我们终于明白了。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
慷慨于刑场，自传于绝笔，坦荡于天地，无愧于万民，纵古之隐士豪侠，亦难及秋之白华，国士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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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白云涛编著，《中共党史珍闻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2.高卫华、郭化勇著，《瞿秋白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
3.程中原、夏杏珍著，《党史国史上的要人大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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