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武平縣留有不少蔣氏的散兵遊勇，他們偷襲暗殺、盜搶縱火，殺害基層幹部，群衆對其恨之入骨。
1950年初春的一個晚上，他們勾結隐藏在縣政權機關的假起義人員林績軒，攻打縣政府。當匪徒翻上圍牆時，被我警衛人員擊退，匪徒遂撤退，林績軒也藏匿于城關七坊村老家。
随着剿匪反霸工作的開展，群衆密報了林績軒的行蹤。
剿匪部隊包圍了林績軒的家，林績軒落網後後，剿匪戰士發現他身上藏有一支精緻的鋼筆。仔細一看，筆上竟刻着“瞿秋白”三個字！
剿匪官兵立即對他進行審問。
林績軒吓得渾身發抖，他交待說，1935年他擔任省保安第十四團（武平民團）鐘紹奎部軍需處長時，在坑邊水草塘裡捕獲瞿秋白等三人，搜去瞿秋白身上這支鋼筆并長期使用。
瞿秋白，江蘇常州人，1922年春入黨。1925年，瞿秋白先後在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領袖之一。
“八·七”會議後，他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34年，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委員、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等職。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轉移途中被捕，敵人得知他的身份後采取各種手段對他利誘勸降。他對勸降者說：“人愛自己的曆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曆史。”
6月18日臨刑前，他沿途用俄語唱《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産黨萬歲”、“共産主義萬歲”等口号，從容就義，時年36歲。
在審問中，其部屬也揭發、證明了林績軒抓捕、獨占烈士遺物的事實。
據林績軒供述，蔣氏指令在長汀槍決瞿秋白，自己奉命行刑。至此，殺害瞿秋白的兇手終于找到了。林績軒罪大惡極，不久即被槍斃。
而瞿秋白的鋼筆則被上交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成了一件珍貴的革命文物。其實他的事迹，特别是獄中絕筆、百年奇文《多餘的話》，遠比擺在博物館裡的文物更珍貴。
當年瞿秋白在獄中，堅貞不屈，6天内揮筆寫下兩萬多字《多餘的話》，成為近現代史評議争論最多的作品之一。
初讀《多餘的話》，會感到悲觀、郁沉、隐晦，然而，早年的瞿秋白文風決非如此。1925年，五卅慘案後，瞿秋白向中央提議籌辦《熱血日報》。
《熱血日報》報如其名，極具血性、戰意，讀之不由自主熱血沸騰。1925年6月10日發表的《五洲交涉的危機——注定亡國的外交政策》，6月11日發表《政府特派員是何居心？》，6月19日《推翻媚外的軍閥官僚》，22日的《誰是敵，誰是友？》，等等令人拍手稱快的檄文，都是瞿秋白親自寫的。
報社房間狹小，陳設簡陋，燈光昏暗，環境艱苦瞿秋白拖着病痛之軀，和同志們圍坐在一條長白桌上，忍着炎熱酷暑，揮汗運筆，通宵達旦，卻不以為苦。他對妻子說：“這樣的工作比在大學講台上有效的多。”
《熱血日報》在五卅運動中發揮了巨大的宣傳、組織、鼓動作用，像一把火熱的匕首刺向國内外敵人的心髒，是以被敵人視為眼中釘，多次發生報紙被沒收、報販被拘留的事件。當出版到第24期時，被租界巡捕房查封而停刊。
幾年後，因革命形勢變化，瞿秋白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工作，在主力紅軍長征後向上海轉移途中被捕。
在獄中，瞿秋白大義凜然，毫不畏懼，還用七天時間寫下了兩萬多字的《多餘的話》。與當年鋒芒畢露的《熱血日報》相比，這份作品極其内斂，甚至隐晦。
《多餘的話》，是瞿秋白在王明左傾路線統治下丢失中央蘇區，遊擊戰争又暫時失利，自己身在蔣介石獄中，生命随時終結的形勢下，揮筆寫給同志們的“擔憂書”。
從六大到六屆四中全會前夕，瞿秋白一直與王明左傾錯誤路線鬥争，但王明在米夫支援下，殘酷鬥争瞿秋白，解除他政治局委員職務，并拒絕帶着他一起長征，将其留在蘇區。
瞿秋白受打擊後，并未放棄對真理的渴求，對勝利的探尋。他目睹了王明左傾路線給革命帶來的巨大損失，尤其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憂心忡忡。中央紅軍轉移到哪裡了？紅軍遊擊隊還有多少？革命隊伍如何壯大？這讓深陷蔣介石監獄的瞿秋白憂心如焚。但這種憂心既不能不講又不能直講，是以在《多餘的話》開頭，他就啟示同志們注意自己“心憂”之所在。
瞿秋白最擔憂的是王明左傾路線還将危害多久？
王明上台後的所作所為，瞿秋白看在眼裡，但卻無能為力。此時米夫代表的共産國際一言九鼎，王明有這個太上皇加持，無所不能，連毛澤東老人家此時都遭到排擠打壓，與瞿秋白長談交流思想。瞿秋白想争辯，又感到争辯起來太麻煩。于是他在《多餘的話》裡寫道：“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動了。”“偶然我也有對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實際上，這是在啟迪同志們，思索和批判王明錯誤路線，使中國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進。
瞿秋白寫完《多餘的話》，如釋重負。其中多處寫道：“永别了，親愛的朋友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
短短數年，瞿秋白從《熱血日報》的鋒芒畢露到在《多餘的話》中暗伏心迹，為何反差如此巨大？不是因為他革命的意志動搖了，鬥争的熱血改變了，隻是因為黨内的團結、革命的事業，甯可犧牲生命，甘願委屈隐忍，甚至犧牲名譽也在所不惜，這是瞿秋白的偉大之處，也是後人值得用心閱讀、真心學悟之處。
很多年後的特殊年代，有人說《多餘的話》是瞿秋白的“投降書”，這完全是讀不懂或者不想讀懂。《多餘的話》一方面熱情讴歌中央蘇區政治、文化、經濟方面的巨大成就，一方面駁斥蔣介石對蘇區的污蔑攻擊，在更深層次上，把自己對王明路線危害革命事業的擔憂、對同志們思索和批評王明路線的啟示，都暗藏在文章之中，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政治宣告、文學奇作、藝術臻品。
《多餘的話》問世，最早于1935年8、9月間由中統特務機關創辦的上海《社會新聞》雜志公開節載三章。随後，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上海《逸經》半月刊，全文發表《多餘的話》。
此事本來就有極大争議。按理說，在兩黨激烈沖突的時代，輿論宣傳戰線是戰略要地，怎會刊登對方重要上司人的政治作品？是以有人說，正是因為《多餘的話》是乞降求生，是以蔣介石才同意刊登。從上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包括瞿秋白親屬，大都說它是“僞作”，至少是被“篡改”過的。
其實，“僞作”或“篡改”說，都站不住腳。李默庵（蔣軍第十師長，兼駐閩綏署龍岩綏靖區司令官）、向賢矩(三十六師參謀長）、李克長（福建民報記者)都看過《多餘的話》原稿或抄件。1964年，周恩來當面對毛澤東、陸定一說，他看過《多餘的話》真迹，确是秋白筆迹。
瞿秋白生前的學生和摯友丁玲，更是堅信《多餘的話》為瞿秋白所寫：“那些語言，那種心情，我是多麼熟悉啊！”“非常同情他，非常了解他，尊重他坦蕩胸懷”。而在那個不健全的社會裡，他的坦率和真誠“是一般人不易了解的，而且會被某些思想簡單的人，淺薄的人據為話柄，發生誤解或曲解”。丁玲這些話，不幸言中。
《多餘的話》是一部複雜深刻而又隐晦的作品，不能從某一方面簡單加以解析；應該聯系作者人生經曆及其所處時代背景等，進行全面的考察。
近現代曆史上，很難再有一部作品能像《多餘的話》那樣，具有極其反差的隐含的二進制結構，但這些，恰恰與瞿秋白自謂的“二進制人物”完全契合：一個是作為文弱書生的瞿秋白，一個是作為忠貞烈士的瞿秋白，沖突着沖突着，膠着融合成為一個真實的二進制的瞿秋白。
半個多世紀裡，許多人沒有讀懂它。但是曆史程序給了後人更多的教訓和智慧後，我們終于明白了。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者謂我何求。
慷慨于刑場，自傳于絕筆，坦蕩于天地，無愧于萬民，縱古之隐士豪俠，亦難及秋之白華，國士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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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白雲濤編著，《中共黨史珍聞錄》，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2.高衛華、郭化勇著，《瞿秋白傳》，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
3.程中原、夏杏珍著，《黨史國史上的要人大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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