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秉传统余韵，树仁义大纛
在文革我接受的那点零星的历史知识中，宋襄公是个很特别的存在，因为毛主席对他有个很著名的评价，叫做“蠢猪式的仁义”，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位不切合实际、迂腐昏聩、蠢笨到极致的代名词。
不仅仅是宋襄公，仿佛整个宋国都是一群奇葩式的存在，先秦很多形容一个人蠢笨的成语，都说的是他们，什么拔苗助长，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等的一堆，连精明的猴子，一旦到了宋国，也成了朝三暮四的傻猴儿了。
不过，这宋国可真不可小觑，他们是商朝后裔，周王朝建立后，本着“兴灭继绝”的传统，并没有将他们屠戮殆尽，而是划了一大块土地封国，准用天子礼，“于周为客”，是周天子的宾国，这就是宋国。
所谓“兴灭继绝”，就是春秋时期普遍遵循的法则，那时的人们认为，封国乃天子所授，是不能灭的，“二王三恪”，维持其宗庙祭祀不绝为大家所遵守。
如夏朝被商汤取代之后，便建立一个杞国，以便继承夏朝，这一传统直到那无耻的勾践吞并了吴国方被打破，由此也结束了春秋，进入了毫无规矩可言的战国时代。
宋国是殷商的国姓子姓国，地位很高，乃诸侯国之最，按照公侯伯子男的等级，他们是少有的公国，而当时很多的国家都只是侯国，如鲁国、燕国等等，所以称为诸侯国。
当然还有楚国这样被中原视为蛮夷的子国，国王只能叫楚子，而那在西北为周王室养马，后来称雄的秦国，则属于弼马温一般的不入流，于是便自己造了个词，叫王，所以，他们的国君都以秦王称之。
作为殷商遗民，宋国有十万膏腴之地，地处通衢，交通便利，国都商丘乃繁荣都会，被后世称为“三商之源，华商之都”，商业极为发达，所以，后来便有了“商人”一词，一直沿用至今。
而周围的国家看着他们做生意发财，心中那是一个羡慕妒忌恨，于是，才有了那么的编排宋国人的成语，以此来发泄心中那五味杂陈的心结。
宋国是华夏圣贤文化的源头，宋国人血液中沉淀着固有的礼义基因，而宋襄公作为这一群人的代表，自小就受着“礼义仁智信”风气的熏陶，所以，在他身上留存的，更多的是一些过去式的行为准则，这不足为怪。
宋襄公，春秋时宋国第20位国君。春秋五霸之一，在位14年，因联络卫、曹等国联合伐齐并拥立齐孝公而名声大噪。
后在讨伐背叛自己的小弟郑国时，与救郑的楚军大战于泓水，因讲“仁义”，拒绝“半渡击之”的军事原则而大败受伤，次年便因伤而亡，《左传》中的一句“夏五月，宋襄公卒，伤于泓故也。”为宋襄公的霸主梦，画上了一个句号。
关于这次战斗，史书记载为：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
对这次战争双方实力的悬殊，宋襄公实际上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太相信正义的力量，仁义的魅力，自言：“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鄙人兵甲不足，仁义有余。”也就是说，他心中认定雄霸天下的根本，不是兵甲，而是仁义，这于今来看，是很有些搞笑的。
宋襄公逝世80年后，孔子出生，他一生都在叨叨叨地宣扬他的“仁义道德”学说，而这时，更是没有人愿意听他这些过时的宣讲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肯定是宋襄公的知音，如果孔子能与宋襄公同时代，我想，他肯定能给老夫子一方舞台，获得双赢之效果。
我认为，说宋襄公愚蠢肯定是不全面的，如果特指这泓水之战倒也算勉强，但是，也可以说泓水之战，是宋襄公用他的生命，诠释了他对仁义的坚持。
一个国家的君主，在那个乱世中，能成为“五霸”之一，还主持了弭兵之盟，这怎么也不是一个蠢才能做到的，比如那个替夏朝续香火的杞国，除了一个忧天的成语，我们还能记得什么？
宋襄公是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但在那礼崩乐坏的时代里，一味地坚持心中的理想，便显得太迂腐了，他就如同堂吉诃德同风车大战一般，在找不到同级别的阵营作战，而在面对一帮以胜利为极终目标的对手时，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要是换个角度来考虑，如果宋襄公打胜了泓水之役呢，是不是可以说，这就是仁义道理的力量，一个能战胜一切邪恶的正义之师是无敌的。
晋文公后来被人狂赞，那是因为他打赢了晋楚间的“城濮之战”，所以，那“退避三舍”的仁义，为他贴金不少；但如果败了呢，想必同这宋襄公是一个腔调了。
记得以前看欧洲描写古代战争的大片，总是很疑惑，都是双方列阵排好，或刀或枪地对杀、互射，绝对看不见用什么谋略，如示弱、偷袭，包抄等等，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那些充满睿智的兵法，对这些欧洲人来说，统统都是对牛弹琴。
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就道德层面来说，可以说是遇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的传统观念，正被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取代，一切不看手段只看结果，就如同在非洲草原上，狮子“锁喉术”的绝杀同二哥鬣狗“肛肠术”的残忍，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不可否认，至少在宋襄公前期，他所尊崇的那套价值观还是很受用的，也就是说是有市场的，周边的各国都还是守规矩的，他们都尊奉周天子这个共主，遵循尊王攘夷的道德底线，守规矩，讲仁义，所以才成就了宋襄公霸主的伟业。
但是，由于后来楚国的加入，这战争便有些变味了，楚国公开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当时的楚国，是游离于中原诸侯既定秩序之外的，是典型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模样。
宋襄公面对这样不按套路出牌的对手，以春秋战法对阵，还执着地坚持他心中的仁义之战，焉有不败之理？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笑宋襄公的不识时务，但不能将战败归结于仁义！
所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对宋襄公来说也颇为适用，即成也仁义，败也仁义，这与智商无关，更与蠢笨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真正的蠢事，都是聪明人深思熟虑后做下的，宋襄公只是按照他遵循的价值观和行事，只是他没有认识到，他的认知，早已不适用于不断变化的现实了。
仁义，肯定不是胜利之保障，文明更不是生存之必须，中国历史上的中原文明，多次被野蛮异族摁在地下摩擦，便是证明；换言之，文明程度越高，生存的空间越窄，这也是宋襄公主要的败因，而他自己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
郑黠宋狂，尔虞我诈，从郑庄公敢同周天子叫板并箭中王肩开始，这战争的形式便开始胡来了，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结果就可以任意为之，不择手段。
那曹刿不遵守“击鼓出击”的规矩，待齐军三鼓气竭才击鼓反攻，为成语词库中留下了“一鼓作气”之典故；而《孙子兵法》的出现，更是一篇“兵者诡道”的公开宣言，也是兵家必备的教科书，全无仁义可讲了，于是，完成了从“礼义之兵”到“诡诈奇谋”的变迁。
项羽的鸿门宴，最多也是被人笑为太仁慈，心太软，乌江自刎并没有被人嘲笑为不识时务，只是可惜他“卷土重来未可知。”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个贵族，其实，他同宋襄公相比，二人岂非五十步笑百步，同在一个屋檐下，这差别咋就那么大呐。
在新中国建国以前，人们对宋襄公是很尊敬的，我们从他的谥号中便能看出，昂扬向上者为“襄”，当然也有非主流的评价，认为他是迂腐的，因为，历史是依据“成王败寇”的原则书写的，我不知这是道德的沦丧还是文明的进步，只能说，他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实在是一个另类。
宋襄公可以说是道德和礼义的殉道士，在春秋无义战的乱世中秉行仁义，“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贵族，如同子路“正冠而死”一样；他们同对手可以面对面的决斗，但绝不会行那背后捅刀子之事。
由此我想到了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当时，英军的一个阻击手，瞄准了对方一个身穿将军服的高官，正当要扣动扳机之时，被他的上司喝止，“对方是一个贵族，你怎么能从背后开枪呢？”于是，看着这群人消失在山丘的背后。
后来才知道，这个逃过一劫的将军，正是领导大陆军战胜英军，并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的人，他叫华盛顿。
土豪和贵族，根本就不是在同一层面上的对话！